第x批不孝子女连夜跑路：受害者叙事是唯一解药吗？

「人们似乎习惯用“创伤”的逻辑来解释被模糊的过去，却常常遗忘流动性才是生命的底色。」

年年过年，年年失望。

阖家团圆的新年里，在一篇篇“第一批不孝子女连夜跑路，逃回出租屋”“过年不回家”“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过年”的帖子和视频里，有许多人分享自己在大年初一、初二，甚至是除夕当晚选择离家，回到在外地的出租屋里，年夜饭的剩饭剩菜甚至都还在桌上。

逃离的人说，因为回家就是分歧与吵架，就是承受家人的情绪暴力，以及各种唠叨与安排，而在遥远的出租屋里，等待自己的是一个人的自由。

面对矛盾，他们不再选择沟通、忍受或是妥协，而是选择拒绝和回避。不再努力营造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而是选择破罐子破摔，选择离家出走这“大逆不道”的行为。

“不孝子女”本来是传统伦理语境中讳莫如深的贬义词，如今却被许多人用自嘲的方式表达。

逃离的人说自己“不是不孝，只是在保护脆弱的自己”。

（抖音上与一个人出租屋过年相关的视频）

当他们不得不称自己为“不孝子女”的时候，其实内心也会有无比的困惑与无奈，不知如何平衡对于自我主体性的追求与对于伦理价值的遵守。

同时，当人们一再用流行的“逃离原生家庭创伤”来合理化自己的选择，然而，类似受害者叙事可能会忽略，个人成长路径与家庭、与乡土从来不是并行存在的平行线，而是如几股线相互交织，如时间一样不断流动，离开又复归。

逃离的背后是这一代往返于家乡和城市之间的人所感知到的社会身份割裂。

“百善孝为先”的准则是社会长久以来的金科玉律。为什么人们发现这些准则的约束力不再那么强了呢？

因为这种关系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改变，乡土社会的格局被现代社会的逻辑所打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论述的正是这种“差序格局”，以血缘和情感为亲疏关系的依据。差序，差的是关系。

但当人们开始流动，便逐渐在集聚的城市里发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可能。那里崇尚自由与效率，鼓励不被约束的个体，强调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逻辑，制度保障由社会共建，越来越多来到这里的人认可了这个共识，认可了这层经济关系和文化意识。

（关于背井离乡与乡愁的帖子）

但这样的共识却与传统的、以血缘、家庭为统一体的结构形成了反差。在人们带着新的文化习惯回到故乡的时候，却发现迎接他们的依然是传统的、有落差的环境。

在一些家庭场景里，这里留下的是催婚生子、唠叨挖苦、人格贬损。有些人在逃离家庭，不过更多人在逃离自认为落后和封闭的社会结构。

而其本质上就是一种难以妥协和成全彼此的冲突与撕裂。

因此，“逃回出租屋”的人是在用回避来取代正面对抗。其实这些人是勇敢的。这并非一种自私，而是适可而止，给互相保留理性和体面的自我保护。

但是，离开就意味着不留期待了吗？我们看到的是大声宣告“我要走了！”之后，仍然站在门口徘徊的停顿，是停留在社交媒体上的心酸的文字。

这一切都在说明，逃离的人们依然在反思自我。而这种种反思也在说明，人们潜意识里怀抱一种期待，期待改变和安慰的发生。

（抖音上网友连夜逃回出租屋的视频）

这种渴望更体现人们选择在“过年”逃离这件事本身，因为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报复。

在传统的社会格局中，“年”是精神符号。过年过年，过的是旧岁，但同时在过年的餐桌上，也是对家庭秩序的梳理。当人们选择在过年的几天里对抗，更是对家庭秩序的逆反。

用“不孝子女”这种过去讳莫如深的词汇来戏谑地自称，是对家庭长辈话语权的忤逆。看似是颠覆了内心对这二字的羞耻感，但实际是别无他法的自嘲，用主动退出来回避对抗。

因为当用“不孝”来定义自己的时候，脱去对于部分腐朽孝道行为的批判，还是会因为这二字所承载的羞耻感太过沉重，而在内心感到不适，实属无奈。

在名为原生家庭创伤的叙事中，人们学会了自我保护，但这也确实是短暂的自愈。面对无法和解的家庭，人们能选择的真的只有无休止的对抗和逃离吗？

近年来，人们似乎习惯用“创伤”的逻辑来解释被模糊的过去，却常常遗忘流动性才是生命的底色。

开始，人们学会用“原生家庭”来概括自己的经历。这原本中性的表达，在东亚创伤文学的语境下，成为一种时髦的、但却带有隐晦的否定色彩的词汇。

人们创伤思维的底层逻辑来自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他提到人格的构成与其童年受到的创伤有关。于是人们就带着这种逻辑阐释自己的家庭故事，解释发生在自己人际、情感交往上的问题。

但这可能也是一种被局限住的视角。把自己永远困在一个受害者的角色里，人们会一直感受痛苦。而社交媒体上的群体讨论，甚至为这种情绪的发酵提供养料。

带着创伤的框架来解释现象容易简单化一些事情。有人说“乡愁是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是刻进女性身体里的史诗”。诚然从性别视角上看，“逃回出租屋”让人自然联想到女性逃离传统家庭规训的带有性别解放的意识，此处的“逃离”更像是一种对“独立意识觉醒”的夸张化表述。

而伍尔夫的“一个人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更是对于经济基础和物理空间自由的强调。而与之相比，返乡继承家业和荣耀更像是社会赋予男性的角色。

但这并不代表着性别视角就可以完全概括个人与家庭冲突的问题全部。用单一逻辑来解释容易演化成为片面的自我感伤。实际上，有时家庭故事的全貌也并非如此，反刍痛苦与回避痛苦也并非面对过往的唯一可能性。

（小红书上关于“逃离是女人的史诗”的讨论）

而梭罗“在举目无亲处，才会活得真诚”所追求的不顾社会规训、真诚地活看似令人心驰神往，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只是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

女性同样拥有乡愁，而男性也可能选择逃离。因为人们面对的这些遭遇往往囿于个人当下处境与年龄阅历。与家庭的对峙，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终生如此。或许只是家庭经济地位的改变带来话语权的转移，或许只是因为父母老了。

“逃回出租屋”是一部分人在生活当下时刻的挣扎与苦楚，而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就像一条不可预测的河流。

“他输了，但我也没有赢”。一位博主这样描述自己父亲的离世。她其实并没有选择与父亲和解，也没有选择在他生前继续对抗，而只是让生活新陈代谢，一切都自然发生了。流动性是生命的色彩。年轻的人离开家乡，中年回到故乡，我们与家庭的关系依然存在随着时间改变的可能性。

（小红书博主讲述父女关系的视频）

而改变其中个人感受的是生活中心支点的转移。

与“原生家庭”相对的是“新生家庭”，也就是与他人新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在组建新家庭前，原生家庭仍然是人们生活的支点，是个人在情感关系上依靠。人们也因此承担社会角色的责任，回答关于生活和奋斗的价值问题。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新生家庭，但是离开原有支点的方式仍然是找到新的坐标。选择一座城市，选择一个伴侣，选择一份职业，选择一种身份，我们其实是在不断寻找自我人生坐标的过程中变得成熟。

有些人在逃离，有些人在复归。

人们欲逃离家庭加之于自身的印记，但又对那些已然构成自我生命的部分怀抱复杂矛盾的情绪。在关于“精神断亲”的讨论中，人们渴望离开家庭的束缚羁绊，追求人生主体性成为流行的话语。然而，在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真的能完全与家庭、与故乡割席吗？

法国思想家迪迪埃的《回归故里》所反思的是工人阶级出身、已然成为知识精英的迪迪埃自己对待家乡的态度。

他的“回归”关注的是整个成长过程如何被周围的环境所塑造。他视自己年轻时候逃离家乡、否定原有阶级文化为一种深刻的背叛，而这也引发了他内心的羞耻感。

（《回归故里》书中语句摘录）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描述的同样是一种面对故乡的矛盾心理。面对家乡，不是“情更切”而是“情更怯”，这斟酌之下的文字凸显了一种不知如何迎对乡土的茫然和踟蹰不前，害怕故土发生的变化，害怕父母不再。

社会结构和身份转变让人们很容易产生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或许是对自己久别的内疚，或许是不知如何自处的困惑。

人们对于原生家庭的逃离，固然有所谓压抑的家庭氛围的影响，但是否也包含一种对自身过往生命经验的否定。

这些文化经验包含了家人共享的记忆和文化，包含原生土地上的风物与人文，比如方言、饮食，而这些文化塑造了人格。

而同样，一边在吐槽没有年味、不如一个人过年的我们，是否也在潜意识里期待找到一种文化认同。一些看似没必要的规矩，或许也是一些所谓“到了年纪就觉醒的基因”，比如送红包时上演的推拉，虽然逐渐简易化、但仍然保留的祭祖习俗，还有人们逐渐难以表达深刻思考和复杂情感的方言。

这些文化基因，即使在异乡一个人，可能也会保留下来，因为它们，人们找到了一些心灵上的归属与安宁，找到了也是一些被称之为家的东西。

（《布鲁克林》的电影画面截图）

电影《布鲁克林》讲述的是爱尔兰人在纽约布鲁克林扎根的故事。电影最后，在遵循母辈父辈惯性留在原籍还是追求自我实现留在纽约的纠结中，艾丽斯选择了后者。

两个选择并无好坏之分，因为时间永远是流动的，走了的人可能还会回来，留下来的人有一天也会远走他乡。

（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