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如何对待日军家属？一个日本军医哭着说：他们不讲人道主义

1945年夏天，当苏军的钢铁洪流碾过关东军防线时，发生了极其惨烈的一幕。那时候，面对绝望的战局，苏军如何对待日军家属？一个日本军医哭着说：他们不讲人道主义。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发酸，可咱们扒开历史的尘土细看，这背后的真相，绝不是一句“人道主义”就能说得清的。

事情得从1945年8月10日说起。

日本眼看就要投降，苏联百万大军突然杀入东北。在黑龙江鸡西附近的哈达河，有个叫“哈达河开拓团”的组织。说是开拓团，其实就是日本搞的武装移民。到了这会儿，壮丁大多被抓去充军或者战死，剩下的1300多名男女老幼，成了没头的苍蝇。

团长贝沼带着这帮人，赶着180多辆马车，没命地往南跑，企图逃回日本。两条腿哪里跑得过苏军的履带？这一路简直就是鬼门关。

苏军的轰炸机在头顶上盘旋，对着逃难队伍扫射投弹。等到这支庞大的队伍逃到一个叫麻山峪的地方时，原本的一千多人已经死散大半，只剩下三四百人与20多辆马车。

大家刚想喘口气，贝沼还没来得及把惊魂未定的人群拢到一起，一个满脸是血的溃兵跑来报信：完了，后面苏军追上来了。

这次来的不是飞机，是实打实的地面部队。苏军先头部队一个大迂回，直接抄了后路，将他们全部包围。

麻山峪那片高粱地，成了这些人的绝地。

男人们喊着让妇女儿童赶紧躲，有的钻进山沟，有的趴进高粱地。苏军的重机枪根本不给反应时间，密集的子弹直接泼向树林以及草丛。咱们说句大实话，战场上杀红了眼，重机枪手根本分不清对面草丛里趴着的是拿枪的兵，还是抱孩子的女人。

机枪声撕心裂肺，伴随着妇女凄厉的哭喊。混乱中，有个细节特别讽刺。负责带路的深度濑正直少佐，肚子上挨了一发重机枪子弹，肠子流了一地。他倒在高粱地边上惨叫，妻子带着孩子趴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吓得动都不敢动。

这时候，一支同样在溃逃的日本正规军路过。深度少佐的妻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哭着求这些“皇军”帮帮他们。

结果呢？这些平时把“保护国民”挂在嘴边的士兵，看都没看一眼，脚底抹油跑得比谁都快。

看着这一幕，深度少佐彻底死心。腹部的剧痛让他生不如死，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命令一个男团员开枪射杀了他。

他倒是解脱了，可他的家完了。就在他死的同时，苏军的子弹又扫了过来，身边的4个孩子瞬间被打成了筛子，只有一个3岁的小女儿因为个子小，趴在死人堆里捡了一条命。

更惨的是深度少佐的大儿子，这孩子看到弟妹惨死，以为全家死绝了，竟然在高粱地里剖腹自杀。一家9口人，眨眼功夫死了7个。

看到这儿，咱们不禁要问，那些路过的日本兵呢？他们早就跑没影了。开拓团里很多人其实就是这些日本兵的家属，可大难临头，他们竟然连救也不想救。

看着遍地尸体以及被苏军封锁的山口，团长贝沼心态崩了。其实那时候手里还有四百多人，如果狠下心来分散突围，哪怕利用地形跑，总能跑出去一部分。但他选择了最极端的一条路。

在那一刻，他多么希望苏军能讲一点人道主义，放过这些妇孺。他觉得男人死了活该，可是妇女和儿童是无辜的，他们没有什么错。

战场上没有那么多“如果”。苏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贝沼绝望之下，下达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命令——“自决”。

所谓的“自决”，就是先杀光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再自杀。

命令一下，人性彻底泯灭。先头队伍的两个小队长远藤久义与吉冈寅市，简直就是恶魔附体。这两人二话不说，掏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儿，看着亲人在血泊中挣扎死去，居然面不改色。

杀完自己人，他们还拿着枪逼别人动手，谁敢迟疑，上来就是一枪把心窝打穿。

麻山峪的山谷里，出现了一幅极度诡异且惨烈的画面。女人们哭着把丈夫的照片贴在脸上，把照片扔进火里烧掉。随后换上最好的和服，给孩子穿上新衣，端端正正地坐在地上，等着自己的丈夫或者是长官来“处决”自己。大家头上扎着白布条，用泉水当酒喝，搞什么“最后的聚会”。

这时候，学校校长卫藤通夫站了出来。这人是个死硬派，提议组织敢死队冲锋。贝沼同意了，并决定自己先走一步。

贝沼对着太阳穴开了一枪，鲜血染红了地上的泥土。团长一死，哭声震天。

轮到卫藤通夫了。他手里拿着枪，面前是自己的妻子以及5岁的女儿。那一刻，他脑子里肯定闪过了无数一家人吃饭、玩耍的画面。到底是人啊，手哆嗦了，迟迟扣不下扳机。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那边杀红了眼的敢死队员已经架起机枪，开始对着妇孺扫射。卫藤通夫心一横，一枪崩了女儿，又一枪崩了妻子。

1945年8月12日下午14点，这场被称为“麻山事件”的惨剧达到高潮。

400多条生命，没死在苏军枪口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遍地尸骸，大部分是全家人死在一起，有个死去的妇女瞪着眼睛，紧紧地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

随后，卫藤通夫带着40个敢死队员冲向苏军阵地，说是冲锋，其实就是送死。不到一小时，全军覆没，连那几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兵也没剩下。

这场浩劫中，唯独留下了一个清醒的人，他就是军医福地靖。当时卫藤通夫为了留个活口传信，特意留下福地靖照顾剩下的100多名还没来得及自杀的老弱病残。当唯一的幸存者跑回来报告敢死队全灭的消息时，这剩下的100多人也崩溃了，见突围无望，再次决定集体自杀。

关键时刻，福地靖站了出来。他拦住了这帮想死的人，苦苦规劝：男人得保护女人孩子，死在这里算什么本事？得活下去！

在他的坚持下，这群人放弃了自杀。他们趁着夜色，钻灌木林，绕过公路，往林口方向逃窜。这一路又是50多天的生死磨难，被苏军截击，被土匪骚扰，死的死，散的散。

等到终于被一个日侨收容所接纳时，这支原本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10人。

这段记忆成了福地靖一辈子的噩梦。几十年后，当他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段往事，或者是面对采访时，总是哭着这样说道：

“苏军如何对待日军的家属？他们不讲人道主义，逼着我们自相残杀，连妇女和孩子都不能幸免！如果他们当时能网开一面，可怜的妇女和孩子就不会死了！”

我们听到福地靖医生的哭诉，能感受到那份真实的痛苦。站在他的角度，苏军确实冷酷无情，重机枪扫射难民，确实谈不上什么人道。

但是，我们必须得把这事儿看透了。

是谁把这些妇女儿童带到了绝境？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是谁在最后关头拒绝投降，逼迫妇孺“自决”？是贝沼、是远藤、是那些被武士道精神洗脑的军官。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听到类似的论调。某些国家习惯于在战败后扮演受害者，痛斥对手的“残暴”，却极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发动战争，更少提及他们在南京、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

福地靖哭诉苏军“不讲人道”，可当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时，又何曾讲过半点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