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之争从初一争论到现在,有读者希望我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这几天关注了一下,发现已经有人把反对汉服与左派挂钩,把火气朝向了整个左派。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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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的左派应该是坚持马列毛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在历史问题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有人因此质疑整个左派。特别是还发现其中一个头像是日月星的,骂得特别起劲。他的意图就是要以偏概全,把整个左派与民族主义者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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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我了解的左派大部分并不反对汉服。本人也应该算是左派,可能还是比较左的那一类,就很喜欢汉服,虽然本人的身材穿不了汉服,但也不妨碍喜欢看别人穿。这次被认为反对汉服的何新,他也不是左派,而是倡导新国家主义,并且是西史辨伪的先驱和主力。2019年,美国的CNN还发过文章,抨击汉服的背后存在着政治性,说汉服文化会削弱中国的民族多样化,还上纲上线为“中国开放的大门正在关闭”。美国媒体的评论就基本代表着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最右的大多数精神美国人的态度。
可见,反对汉服的人左中右都有,所以,根本无法用是不是左派,来划分对待汉服的不同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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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里面,我比较喜欢秦朝的风格,感觉特别庄重威严、勇武大气。明朝的也可以。中国的少数民族基本都有自己的传统服装,汉族作为主体民族,中华服饰当然应该有华夏衣冠的位置。
汉族就是华夏族,汉族也应该有,而且汉族也确实有自己的传统服装。“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左传》,当时的中国和华夏基本是同一概念。现在,随着历史的演变,中国已经不完全与华夏族同义,已经是包括56个民族为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更广泛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成为中国版图内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大民族”集合体。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宪法概念载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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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服饰,体现了文化的多样化。服装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从中也能追溯内部各民族在发展及相互交往和融合过程中的历史发展脉络。
以前我还感慨过,看到韩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在重要的节日和场合中,穿自己的民族服饰(别误会,我对中国人穿和服持反对态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有着悠久璀璨的文化,在衣冠方面更是有着极高水准的审美和厚重的文化积淀,我们也应该倡导汉族人在一些节日和仪式场合,多穿汉族的传统服装。至于在平时喜不喜欢穿,根据个人喜好随意。
历史不能割裂,无论中国未来科技有多么发达,国力有多么强盛,但我们都是从历史中一路走过来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在服饰方面也不能断裂。
服饰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自信也应该体现在服装上。在衣冠方面的审美水平,华夏民族还真没输给谁。
现在,汉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也从小众走向更大的群体,成为年轻人的时尚。2025年,汉服市场规模突破458亿元,全国相关企业超过7000家。
近年来,中式装修和中式婚礼也明显多了起来,说明我们的审美能力正在回归正常水平,开始从西方文化崇拜中走了出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中式婚礼给人的感觉是很震撼的。老三国的刘备大婚,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看了很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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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比较支持汉服,应该也是从重建文化自信的角度看待汉服。2019年,因为CNN抨击汉服的那篇文章,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账号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团中央的官方账号还进行了转载,“这一代青年一出生就已经中国自信的载体。他们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汉服也好,国漫也罢,更或是国风音乐,不过是他们的文化在新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述说与表达。”
穿汉服的人多了起来,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不是要回到封建时代,所以,没必要把国人穿汉服与恢复封建秩序等同起来。
同时,也不要把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对立起来。
中国文化发展到现在,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交融,把中华文化推向更高的水平。借助于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华文化不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还能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只有传统文化,中国走不出近代史的低谷,重新崛起到现在这个高度。只有红色文化,中国也会缺乏历史的厚重感。
我看到有些人说左派喜欢在日常生活方面整体划一,那是严重的误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左派对待文化的态度基本就是两句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应该了解马克思对自由的重视态度。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特征,也不只是用社会所有制替代传统所有制,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生活资料按需分配,还包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重视,也不会喜欢在日常生活方面搞单调统一。在穿衣问题上,同样如此,只要不伤害民族感情,不违背公序良俗,想穿什么衣服是大家的选择自由。
穿汉服的人越来越多,当然也没必要视同为大汉族主义。对什么是“大汉族主义”不能泛化,大汉族主义是指歧视、排斥、压迫较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大多数参与汉服话题的,只是主张民族平等,其他民族的着装等权利和自由,汉族也应该有。借题发挥主张大汉族主义的确实也有,但肯定只是极少数。
新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就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构建和谐融洽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可以看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态度,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主张“汉民族主义”,同时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很可能是大汉族主义,或者是打着汉族的名义,想挑起民族对立与冲突,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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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的一个的天才创造,甚至我认为这可能是梁启超最大的贡献,可与两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在对华夏民族的形成历史梳理后进行简化,将黄帝和炎帝构建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先祖,成为“炎黄子孙”共同体概念的文化基础相比。
1901年,梁启超先是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个概念。后来,又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1903年,梁启超又提出了“大民族”的概念。“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这个新民族就是指“中华民族”。
梁启超构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为了建立一个与中国人身份相对应的民族身份与民族意识,对内是多个民族组成,对外就是一个“大民族”,后来被费孝通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即内部多元,对外一体。
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的主体民族就是汉族,1950年代还提出“汉族为中心,各族大团结”。虽然后来很少提了,但汉族的主体地位是不容质疑和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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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这一点,非但不是大民族主义,而且,中国应该很幸运,汉族人口的占比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持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点比俄罗斯和南斯拉夫要有利很多。尤其是南斯拉夫,因为克罗地亚族的铁托在世的时候一再打压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信仰体系崩溃之后,因为缺乏主体民族作为压舱石而分崩离析,不同民族之间还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代价惨痛。苏联中后期,因为有几任领导人出生在乌克兰或者发迹于乌克兰,加上乌克兰的自然禀赋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对乌克兰多有照顾,赫鲁晓夫还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给乌克兰,这就为叶利钦他们炒作“俄罗斯吃亏论”,主张俄罗斯利益至上,制造了话题和空间。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苏共放弃了马列主义理论,淡化阶级问题和阶级共同利益而让民族差异成为重要议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价有多大,我们现在都看到了。
现在也无须担心国人穿汉服会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汉族人穿汉服就停滞,也不会因为汉族人不穿汉服就加快融合速度。
真正能够加快融合,是找到可以跨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并加以彰显和强调。在毛时代,主要是强调各民族劳动人民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淡化彼此之间的民族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融合进行得很顺利,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整体都很融洽,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很常见。
一些民族主义者也不要一谈阶级问题就应激。不解决好阶级问题,民族复兴的根基也不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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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明王朝是被明末农民起义推翻的。脱离阶级史观,就没办法立体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1644年,满清能够进山海关,进而入主中原,不是打进来的,而是汉族地主阶级以及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官僚缙绅请进来的,目的就是联合满清,剿灭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这就是南明政权的“联虏平寇”政策。因为李自成农民军的“均田免粮”政策,触动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和封建士大夫的根本利益。汉族地主阶级和上层政治代理人,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出卖了民族利益。即使抗清名臣的史可法,也曾经是“联虏平寇”政策的支持者。等到汉族地主士绅中的民族主义者发现满清志在图谋天下,为时已晚,另外很大一部分很快就和满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否则,就满清几十万人口,把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万兵,怎么可能占据整个中原?
满清能够统治中国270多年,最重要的统治基础并不是满清那点人口和兵力,而是汉族的地主阶级及文人士大夫大多数和满清选择了合作。为了合作,双方互有妥协。满清方面的妥协是,对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给以一定的尊重,从顺治到乾隆都祭祀孔子,显示自己尊师重道,并继续以科举收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又承袭了很多明朝的制度,而汉族上层的主要妥协是,大部分最终接受了“剃发易服”,并接受了“崇满抑汉”政策。
后来,又是汉族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集团,配合满清,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根本原因也史记为了阶级利益。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念,很难得到汉族地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的广泛认同。清王朝虽然被太平天国撼动了在南方的统治根基,但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原因也在于此。
对这些历史现象,只用民族史观是没办法解释清楚的。
历史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形。元末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江南的地主阶级和文人集团也并不是集体出来积极响应,反而有不少人反对朱元璋而支持元朝。元朝虽然对江南的下层民众进行了高压统治,把南人视为第四等,但是对于那些汉族士大夫和地主还是给以优厚政策加以拉拢。蒙古人虽然是等级制度的第一等,但也有大量蒙古军户破产后沦为汉人地主的奴隶。
元朝被推翻后,还有一些官僚和文人怀念元朝,甚至私通北元。
到了抗战时期,汉族出身的老蒋为什么抗战不积极,原因都在于他那句“亡于日本还能做亡国奴,亡于***连当奴隶也不能”话里面。国民党还出了20个中委,50多个将军,几十万伪军,都是与这个政治组织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有很大关系。反观我党,因为立场代表工农等劳苦大众,所以在抗战期间表现出最不妥协的抵抗意志。最后也是这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通过逼蒋抗日,开辟敌后战场,在日本占领区开辟了大片的根据地,让日军无法在华北以战养战,才避免了明末旧事重现。后来又通过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否则,即使我们赶走了日本,中国也会因蒋政府与美国签订的那些条约,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在同等关税条件下,有了美国商品的冲击,中国的工业化无法完成。
当然,左派重视用阶级史观分析历史,也不会无视蒙元统治有民族压迫的成分。只是认为,如果没有汉族上层为了阶级利益与满清合作,也不会维持那么久的民族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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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左派重视阶级问题,但从来不会因此忽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是认为只有解决好阶级问题,才能解决好民族问题。历史上的强大王朝,如汉唐,还有明朝,最后都是因为阶级问题严重,民不聊生,而走到了终点。封建王朝的国祚超不过三百年,一次次按键重启,主要是因为阶级问题解决不好。左派并不反对民族主义,只是认为民族主义应该结合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现在也没必要去古代农耕社会寻找适合于现在的发展模式,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已经足够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的民族发展目标。
因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快就能达到传统所有制无法容纳的程度,我们现在生活在人类新纪元的前夜,就更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才有稳固的基础,民族复兴才能持久。具体分析见上篇文章《》。
这场汉服之争,虽然我发现有美粉国粉在两边拱火,推波助澜,但说到底还是爱国主义阵营的人民内部矛盾,没必要剑拔弩张,更没必要互贴敌人的标签。爱国主义阵营持续大乱斗,最后势同水火,是谁希望看到的呢?想想就知道。有历史那么多教训在前,切记勿复南明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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