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想恢复三年丧制的原因是什么？

司马炎想恢复三年丧制的原因是什么？

觉得“司马炎因为篡位、所以没脸倡导忠义、只能提倡孝道”的观点，真是把皇帝这种生物臆想的太有廉耻心了，在现实位面，就算某皇帝是篡位得来的江山，也不影响他在台上冠冕堂皇的教化臣民向其输忠，没有人会因此笑掉大牙。

如果从俯瞰的视角去看中国礼制史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晋武帝司马炎想恢复三年丧制古礼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因为，在汉文帝施行短丧之后，“恢复三年终丧”在历史长河中就成为历代儒士们的月经话题，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儒生们那叫一个前仆后继、纷至沓来，司马炎不过就是其中之一罢了。

他企图恢复三年丧制的事迹能被网友注意到，是因为他的皇帝身份，但大家别忘了，司马炎除了是皇帝之外，还是一名儒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晋书）。

在汉魏之际，能和郑玄在经学上分庭抗礼的王肃，就是司马炎的外公。司马炎的母亲王元姬从小就熟读诗经、论语，尤其擅长丧礼。自幼受母亲和外祖影响教育的司马炎熟知礼仪，他对三年丧制的态度和倾向，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01，三年丧制也是自古以来

众所周知，三年丧制属于儒家学说，但实际上，三年丧之礼，是儒家根据上古实例和习俗总结而来的，并非儒家自己的发明创造。

虽然夏、商、西周丧礼已经无法考证，但春秋时人还是知道“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孟子万章上）、殷高宗“乃或谅阴，三年不言”（尚书无逸）的故事，上古贤君们嗣帝位时都有为大行天子服丧三年。

所以，尽管三年丧“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礼记三年问），但为天子、父母服丧三年（父在为母期），则是时人的普遍认知——认为三年丧是自古以来的上古之制，只不过随着周朝的衰落，诸侯擅权，礼仪废弛，很多人都不知其具体了。像鲁国身为天子同宗、周公之后，尚且不知道诸侯之间互通丧事的重要性，就不要说其他诸侯了。

马端临就从子张的提问认为，自从春秋，三年丧就没有人施行了，所以子张才对武丁谅闇三年不言的举动不解，而孔子的回答，也有感慨时人废弃古礼不行的无奈。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盖时君未有行三年丧者。故子张疑而问之。而夫子答以古礼皆然。盖亦叹今人之不能行也。

三年丧为何在春秋就已经没有被普遍执行了呢？

除了人们忌讳丧事、以及典藏堙灭等原因，最重要的还是三年丧制太繁琐，繁琐得不符合现实。

在居丧期间，孝子要斩衰（穿着丧服）、苴杖（拿着苴木丧杖）、居倚庐（居住在简陋的棚屋）、食粥（只能喝粥）、寝苫（睡在草席上）、枕块（枕着土块）、不宴乐、不嫁娶、不入内室（不能夫妻敦伦生娃），把自己饿到虚弱得只能扶着杖行走，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孝子的悲痛至极。

试问，有多少人能一丝不苟的执行到位呢？就算王公贵族也不可能把一件孝服穿满三年，别说还要为生活奔波的百姓了。

到春秋之世，随着感慨世风日下的儒家的提倡，三年丧才有复兴之象，社会上出现厚葬和久丧的现象。因此，引起墨子的批判，墨子指出厚葬损财败家，久丧影响日常生产生活、摧毁败坏身体、耽误人口繁衍。

秦朝统一后，为了显示皇帝的权威，“亢上抑下”率意而行，让天下人都为皇帝服重丧。而没有开创制度的汉太祖刘邦，也沿袭了秦朝的做法，“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晋书）

02，汉文遗诏短丧

汉后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体恤下情的太宗孝文皇帝刘恒驾崩。

他在留下的遗诏中，指出厚葬破败家业、重丧伤害身体，表示不愿让老百姓为了给他服丧而遭受寒暑折磨，因此命令天下吏民，在诏书到达之日起，出临三天，就脱下丧服，不禁嫁娶、祭祀、饮酒、食肉。

并规定在下葬之后，服丧者穿大功服十五天，小功服十四天，缌麻服七天，然后就可以除服。

甚至开天子七日而葬的先河，后世的朱元璋就是效法汉文七日而葬（因此被某些不学无术者阴谋他被建文毒杀）。

汉书卷四 文帝纪 第四 （后元）七年【前157】夏六月己亥【朔】，帝崩于未央宫。 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 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侄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 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临。 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乙巳7，葬霸陵。

从汉文遗诏内容看，文帝把服丧人员分为两等：

一为天下吏民，只需要服丧三日即可。

二为殿中当临者的高官、近属，这个群体中自然包括嗣帝，在葬前要早晚哭临，葬后变服三次共36天释服。

后世那些批判景帝不孝的儒生，抠字眼说遗诏中没有提到嗣帝的服制，景帝刘启冒用臣下短丧，实属大不孝，而后世袭用短丧的君主们，不去法尧舜圣君、居然师法刻薄的景帝，不过是倚仗“位尊势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义之为大也”（马端临）。

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虽然天子依旧短丧，但为父母服重丧又再次复兴，公卿士夫甚至以能服终制为评定道德的标准之一。

比如原涉行父丧三年，名动天下。河间惠王刘良行母丧三年，被朝廷褒奖为宗室仪表、益万户。薛修服母丧三年，导致服短丧的哥哥薛宣获讥于世。

宣帝刘询在地节四年二月，颁诏允许老百姓因为父母、祖父母之丧而不服徭役。绥和二年六月，哀帝给博士弟子父母丧假三年。

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到王莽主政，汉平帝驾崩，王莽率六百石以上，为平帝皆服三年；其母亡故，王莽则令子王宇代父服三年；王政君死，王莽又亲为姑妈服三年。

如果新朝长久，汉文帝的短丧自然会被抛弃，三年丧就会彻底重出江湖。新莽一世而亡，刘秀重振大汉雄风，自然以祖宗为榜样，死后遗诏：丧葬一如孝文制度。

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所以，某些网友蛐蛐人家光武帝搞繁文缛节想恢复三年丧，实在是有失公允。

东汉时期，邓太后临朝，又想恢复三年丧，给大臣二千石丧假。邓死后，被安帝否决。

桓帝在位时，也短暂允许二千石刺史、及中官行终制，但没过几年又禁行。

汉末，邺下七子之一的北海徐干，曾写过《复三年丧》，建议朝廷恢复三年丧制，自然是未果。

三国时局动荡，魏、蜀、吴都以简便的短丧为尚，曹操规定葬毕除服；刘备是满三日除服；孙权的丧制虽然不详，但他曾针对官员弃官奔丧的行为颁诏，表示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官员应该先公后私，并采纳胡综的建议立法禁止奔丧，违者杀。

03，晋武帝欲复三年丧

从东汉三国的情况可知，三年丧还是很有生存土壤的，即便世人不为君主服三年，为爹妈服三年的也大有人在，哪怕弃官也在所不惜，不然，东吴顾谭就不会对孙权出向官员隐匿父母丧事的馊主意。

司马懿、司马师死的时候，都依从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等司马昭死时，司马炎也遵从权宜之制（他们管行短丧叫权宜），全国服丧三天，安葬后释服。

但是，以儒生自居的司马炎并不认可短丧制度，所以，他在除服后，仍然穿着深色衣服、戴着素色冠帽，降低坐席规格，撤去丰盛的膳食。

以太宰司马孚、太保王祥、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中军将军羊祜等臣，就以东吴还没平定，国家还没一统，庶政万机都要皇帝操劳为由，请求司马炎为了国家抑制感情，易服复膳，遵从汉魏短丧旧制，既葬从吉，不再素服。

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兴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规上古也。

陛下既以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闵履之于布衣，未足以逾。

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乂，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

臣等以为陛下宜割情以康时济俗，辄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

司马炎表示，他不能穿着孝服躺在草席上为老爹终制，就已经很痛心了，怎么能够和平日一样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呢？

拒绝大家的劝谏。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绖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剥，柰何！柰何！

司马孚等人再次劝谏：

天下还没有一统，皇帝陛下你日理万机万分操劳，怎么能如此自苦呢？臣子们实在害怕陛下你的精神气力受到损害，反而耽误国家大事，所以求你赶紧恢复常态吧，也好宽慰皇太后的心。

伏读圣诏，感以悲怀，辄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问，圣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笃。

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席稿，水饮疏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万机，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

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

辄敕有司，改坐复常，率由旧典。惟陛下察纳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

司马炎再次拒绝，表示自己对亡父的哀伤已经不能自己，实在不愿意现在就恢复锦衣玉食的生活，你们就别再反复劝告了，我已经伤心的说不出话了！

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柰何！柰何！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情立衷，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诉告，虽薄于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伤其心，言用断绝，柰何！柰何！

臣下妥协，司马炎最终为亲爹素服三年。

到司马昭期年时，司马炎想谒陵祭拜父亲，并提出重新穿上斩衰丧服去。

群臣又一次和他展开争论，最终，臣下妥协同意他去谒陵，司马炎则妥协不换丧服还穿素服。

泰始四年，王太后驾崩，司马炎直接指示有司，丧礼按照礼文执行，企图恢复三年丧。

群臣再次反对，建议他遵从汉魏旧制，既葬从吉。

君臣反复交手几个回合，在群臣的固请下，司马炎最终败下阵，“流涕久之乃许”，但是，仍素服三年。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因为皇太子的服制，大晋朝堂再次引起争论。

博士张靖认为，皇太子应该和大家一样，除丧即吉。

博士陈逵反对，老陈认为，汉文短丧毕竟是权宜之计，不是正礼，皇太子又不参与国事，应该为母后服三年终丧。

一直想恢复三年丧的司马炎再次命群臣详议，经过几番讨论，最终按照杜预的建议，皇太子既葬从吉，以谅闇三年终制（即心丧）。

时人纷纷讥讽杜预违背礼制、阿谀奉迎皇帝，不仅是时人讥讽老杜，后世也不少骂他“违经悖礼。沦斁纲常。当为万世之罪人”。后儒还感慨司马炎为自己爹妈能坚持素服三年，怎么到自己儿子却改心丧了呢？“何其厚于待己而薄于待子也！可谓信道不笃者矣！”

04，36日再改以日易月27日

从自古以来的三年丧，到汉文时改短丧36日，很明显，短丧属于汉文帝自创，并非取自周礼。

但东汉应劭在为汉书作注时，解释文帝短丧制，却说汉文36日是以日易月之意。

问题是考之周礼，三年丧实际为二十七个月，以日易月也该是27日，何来36日之说？

因此，颜师古就批评应劭失误在前，又批评后儒不思考因循缪说在后。

那什么时候又改为以日易月27日呢？

要到唐朝了。

唐高祖李渊死后，留下的遗诏表示要遵循汉制以日易月，但实际上和汉文并不同，汉文可是七日就下葬了，高祖则历时五月才葬。

所以，他的丧制要是按汉制行，显然是葬后再服三十六日，那么，总丧期就是半年多，已经失去短丧的意义。

嗣子宜于别所视事。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閒务任之有司。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百辟卿士孝子忠臣送往事居。勿违朕意焉。

此后的唐帝们都沿袭高祖改版后的汉制，直到玄宗时，遗诏嗣君以日易月共服27日。

令天下吏人。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婚娶祠祀饮酒音乐。其殿中当临者。晓夕各十五举音。礼毕而罢。

皇帝宜三日而听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释服。以日易月。固有前闻。人子之念。皆所未忍。而艰难之际。万国事殷。其葬送之仪。尤须俭省。特宜裁改。无守常规。呜呼！万方勿乖予志。(上元元年七月)

从此以后，为君服以日易月27日，遂成定制，后世多数帝王都因循旧例。

05，历代欲复三年丧

从司马炎的行为看，他是真的想恢复三年丧制的，但因为群臣都反对复古，他只能在除服后素服素冠素膳三年。

但在同一年，他一改三国旧制，允许诸将吏终制并给丧假。隔一年又允许二千石终丧。太康七年命所有大臣终丧。

（泰始元年）265十二月···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

（泰始）三年267···三月戊寅6，初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

（太康）七年286···十二月···始制大臣听终丧三年。

皇帝中除了司马炎外，还有后秦文桓帝姚兴，为母虵太后素服临朝（具体服多久不详）。

北魏孝文帝元宏，为嫡祖母冯太后，穿丧服十五个月，在小祥后禫祭换吉服。

后周武帝宇文邕，为生母叱奴太后，真正做到服丧三年，但让百官既葬除服。

三年之丧。达于天子。但军国务重。须自听朝。衰麻之节。苦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僚宜依遗令。既葬而除。

然后就是宋孝宗赵眘，坚决不听群臣劝阻，为嗣父高宗赵构“衰绖三年以终丧制”。

最后一位，则是建文帝朱允炆，也很坚定的为祖父行三年丧。

注意，这些皇帝们都是自己服，群臣并没有从服，所以就被儒生们感慨。

比如朱熹就感慨宰相居然不支持孝宗，“自意要行。惜无宰相将顺。成此一大事。若能因此举行。盛典及于天下。则成数千百年之成宪矣。”

在此处还要提一下唐太宗李世民，他在贞观十七年时，因为阅读东汉徐干的《复三年丧》有感，对侍臣诉说衷肠：

徐干分析的太透彻了，朕很遗憾没有早点读到他的文章，当初高祖的丧礼，所行太过粗疏简略，但现在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

因而“悲泣久之”。

不说皇帝们了，历代的儒生名士，想恢复三年丧的就更多了，鉴于字数，只举例几则：

刘宋周朗，在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就建议他趁着新帝上任三把火，纠正不符合人情的短丧，恢复三年丧制。

北周京兆郡丞乐运，也曾上疏求复三年丧。

宋神宗驾崩，范祖禹上长篇《论丧服之制》，建议恢复终制。

司马光，更是众所周知，略。

高宗时的知邵州、大儒胡寅，趁着徽宗丧讯传来，上疏请高宗为父终制，胡的奏折内容很是精彩，不但建议高宗服三年，还给高宗出主意谁要敢反对终制、就是阻止皇帝不孝、可以置之于法云云。

差点没把赵构架在火上烤熟了，还好贴心的张浚连上两疏为官家解围，请官家为国家节制哀伤，遵循惯例，行以日易月之礼。

到孝宗坚持为高宗三年表示要“救千馀载之弊”时，却是满朝宰执都不支持，唯有小臣沈清臣上八千言的《论丧服六事》，支持圣主终丧，力全圣孝，以刑四海。

还有宁宗时的朱熹、罗点、理宗时的张忠恕等等。

明朝也不少，比如成化时的编修张元祯、弘治初的潘府、嘉靖中的马从谦等等，都曾上疏请皇帝为爹为妈终制复三年古制。

清朝儒生更是复古的厉害，也略。

以上均未果。原因嘛，自然是短丧更符合现实，还有就是世人习惯因循相袭、以祖宗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