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香港财政预算案：一张新旧引擎切换的航图

#01

紫色的信号：这不是一份账本，是一张航图

2026年2月25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捧着一本紫色封面的预算案走上讲台。这种颜色介于冷静的蓝与热烈的红之间，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此刻香港的心态：在冷峻的外部地缘环境中，寻找一种内生的、滚烫的突破。

紫色，是这份预算案的官方注脚——“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香港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但对于任何一位试图在宏观周期的浊浪中寻找坐标的投资者而言，这本紫色的册子，远不止是一份政府开支账本。它是一张航图，标注了香港未来五到十年，准备向哪里扬帆。

这张航图的标题，财政司司长说得很清楚：创科驱动、金融赋能。

理解这八个字，需要一点历史感。过去三十年，香港的财富逻辑建立在两根支柱上：一是金融中介，赚的是东西方资本流动的“汇差”；二是地产，赚的是土地稀缺性的租金。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旧模型，但它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利差收窄、楼市承压、地缘摩擦反复，旧引擎的扭矩已力不从心。

香港需要新的增长极。而2026年这份预算案，正是新旧引擎切换的宣言书。

对于中产与高净值人群而言，这份预算案提出了一个比任何单一政策更根本的问题：在香港正在完成的这轮系统性重构中，你的资产配置逻辑，是否还建立在一套正在过期的世界观上？如何抓住制度红利，同时规避那些以“机遇”为名的流动性黑洞？

这两条轴线，也是这份预算案真正值得拆解的两个维度——创科，是香港在重建“造血”能力；金融，是香港在改写资本流动的规则。

#02

从“输血”到“造血”：政府押注的耐心资本局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科技战略，都可以粗略分为两种：输血型和造血型。输血型的本质是补贴——给企业发钱，让它们活着；造血型的本质是生态——搭平台、建管道、引活水，让资本与技术在系统内自我循环。

2026年预算案在创科方向最重要的信号，是香港正在从前者向后者切换。

顶层设计：财政司司长亲自下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事安排的细节。“AI+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又一个例行的政府咨询架构，但关键在于：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亲自**成立并主持。

在香港的行政文化语境里，这个差别是实质性的。当一个委员会由技术官僚挂名，它通常只产出报告；当财政司司长亲自挂帅，它才有资源调配的真实权力。委员会初期将聚焦生命健康与具身智能两大赛道，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园区公司参与——这是香港政府历史上少有的、将顶层战略制定权与产业资源整合权捆绑在一起的制度设计。

与此同时，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入运作。它的职能不只是资助研发，更关键的是：主导香港AI发展的治理框架与规管制度的制定权。谁定规则，谁就在下一个技术周期里掌握议价权。这一点，比任何一笔科研补贴都来得深远。

算力即基础设施：沙岭的战略意义

理解沙岭数据园区，需要一个类比：在工业文明时代，控制能源基础设施（煤矿、油田、电网）的经济体，掌握了工业扩张的物质前提。在AI时代，算力基础设施扮演的是同等角色。

沙岭数据园区可提供25万平方米楼面面积，招标结果短期内公布。香港目前整体算力已达每秒5000千万亿次浮点运算次数。这不是一个炫耀性的数字——它是To-B科技企业落地的物质前提，是生命健康、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这些高密度算力需求产业的“水电煤”。更重要的是，政府同步拨款1亿元加速自身的数智化转型，为科技企业创造了清晰的政府端（To-G）需求——这是对私人投资最有效的信号之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财富是由石油的流向决定的，那么 AI 时代的财富则是随比特（Bit）的震荡而产生的。沙岭数据中心不仅是楼面面积，它是香港在数字维度开辟的新“油田”。

100亿引导基金：撬动时代红利的杠杆结构

创科产业引导基金，是这份预算案在创科维度最值得解剖的财务工程。

年内启动的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聚焦生命健康、AI等硬科技赛道，采用“政府做LP、专业机构做GP”的市场化母基金（FoF）模式。这个结构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政府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更是信用背书与风险分担机制。

港投公司此前的数据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每1元政府投资，拉动超过8元社会资本跟投。港投公司已投资超过190个项目，10家企业在港上市，20家正在筹备上市。这个杠杆比率，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底层逻辑：当政府以“耐心资本”的姿态入场，它实质上是在为市场提供了一道跨越不确定性的桥梁——降低了早期项目的风险溢价，使原本望而却步的私人资本得以跟进。

河套香港园区额外注资100亿元、新田科技城注资100亿元起始资金——这两笔投入，是香港政府在北部都会区打造“创科产业完整生态圈”的地理锚点：河套聚焦上中游研发与成果转化，新田提供原型、中试与量产空间。上中下游的纵向协同，正是过去香港创科生态最欠缺的一环。

风险警示：专业门槛是真实的护城河

然而，这里有一道关键的认知陷阱，必须正视。

政府的大规模创科投入，往往在市场上激起“概念热”。在政策利好的叙事框架下，一级市场的风险往往被系统性低估——这不是某类投资者特有的认知盲区，而是信息不对称在拥挤交易中的必然产物。

硬科技的投资门槛是真实的、专业的。生命健康领域的项目，需要对临床路径、监管框架、知识产权护城河有深度认知；AI赛道的项目，需要对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商业化节点、市场规模进行独立判断。这些能力，不是阅读政策文件可以获得的。在概念炒作最浓的拥挤交易里，往往是信息最不对称的后进者承担了最大的波动率风险。

政府的100亿是耐心资本，是以五年乃至十年为时间维度的布局。

对于普通高净值客户而言，参与这一趋势最理性的路径，是通过专业筛选后的基金产品间接参与，而非赤手空拳地下场一级市场。

#03

金融赋能的真实逻辑：一手开门，一手扎篱笆

如果说创科是香港在铺设新的增长管道，那么金融赋能，是香港在系统性地净化流经这条管道的资本水质。

这份预算案在金融维度的布局，有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一手开门，一手扎篱笆。开门，是降低门槛、扩大定义、吸引新钱与旧钱；扎篱笆，是收紧合规、穿透监管、为灰色地带画上终止符。两手同步推进，方向相反，目标一致：打造一个更高效、更透明、因此也更可信赖的国际金融中心。

家族办公室的“免税安全垫”：资产定义的历史性扩容

年内立法优化家族办公室和基金税制，是这份预算案中含金量最高的条款之一。

核心突破在于两点：第一，将“基金”的法律定义扩展至单一投资者基金——这意味着超高净值家族的私人财富架构，将首次被纳入基金税务优惠的覆盖范围，大幅降低了家族财富管理的税务摩擦成本；第二，也是更具战略意义的一点：将数字资产、贵金属及特定大宗商品列为可获税务宽减的合资格投资。

在美元信用周期的长期承压背景下，全球高净值家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传统货币资产向实物硬通货迁移——黄金、白银、大宗商品，乃至加密货币体系中的价值储存标的。香港此番将上述资产类别纳入税务优惠框架，本质上是为家族信托配置全球抗通胀资产，筑起了一道具有法律确定性的税务“防火墙”。

与此同时，放宽集团内部资产转让的印花税宽免准则（追溯至2026年2月26日起生效），直接大幅降低了家族企业架构重组的摩擦成本。对于在香港持有多层架构的家族企业而言，这是一扇难得的低成本重组窗口。

T+1与流动性重构：一次被低估的微观机制变革

T+1结算制度改革，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影响深远的微观机制变革。

现行T+2结算意味着，在两个交易日内，资金与证券都处于“在途”状态，无法被再次利用。T+1将这个时间窗口压缩至一天，在极端行情下，意味着杠杆资金的保证金压力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得到释放，大幅降低踩踏风险的传导链条。对机构投资者而言，这是一次实质性的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对市场整体流动性而言，这是一次结构性改善。

与T+1同步推进的，是对证券市场每手买卖单位的改革、对“同股不同权”要求的修订，以及便利海外发行人二次上市的安排——这些改革的指向是一致的：降低全球资本进入香港市场的摩擦系数，让香港证券市场对全球发行人和投资者都更具吸引力。

数字资产合规化：一个不可逆的制度转折点

这份预算案在数字资产方向的安排，有两个层面需要分开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开放：下月发出首批法币稳定币牌照，年内就数字资产交易及托管订立发牌制度，迅清结算年内建立平台支持数字债券的发行与交收——香港正在以立法速度，将数字资产从游走于监管边缘的“灰色领域”引入受监管的正规金融市场。这对于机构级别的数字资产投资者而言，是流动性入口的打开。

第二个层面，是穿透：未来两年，香港将实施经合组织（OECD）的加密资产申报框架（CARF），并落实新修订的共同汇报标准（CRS）——这意味着，数字资产与传统银行账户将被纳入同等的跨境税务信息自动交换体系。

这两件事同步发生的逻辑，并不矛盾：正是因为要让数字资产真正合法、真正可流通，才必须同时让它真正可追踪、真正合规。任何试图利用加密货币架构进行资产隐匿的灰色操作，其监管套利空间正在被系统性封闭。这不是一个渐进的收紧，而是一个制度上的不可逆转折点。

#04

合规即价值：一个正在重塑财富逻辑的制度坐标

将上述两个维度放在一起看，一幅更完整的图景浮现出来。

香港正在做的，是将“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升级为“超级增值人”——不再只是做东西方资本流动的通道，而是在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交汇处，创造真实的价值增量。一边通过创科投入打造内生增长能力，一边通过金融制度创新吸引全球财富在此集聚、管理、增值。

但这幅图景还有另一面，同样清晰：全面收紧合规边界。BEPS 2.0全球最低税制的落地（预计自2027-28年度起每年带来约150亿港元税收），是香港向全球合规标准看齐的宣示；CRS与CARF的协同推进，是对跨境资产隐匿的系统性关闭。开门迎客，同时扎紧篱笆——这是一个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在21世纪的生存逻辑。

这两件事同步发生，并不矛盾。正因为要让数字资产和家族财富在香港真正可流通、真正受保护，才必须同时让它们真正可追踪、真正合规。制度的开放与监管的收紧，在这里不是张力，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于有志于在港布局的中产与高净值人群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转变需要发生：

合规，不再是摩擦成本，而是资产流动性的基础条件。

在过去的资本套利时代，结构的灰色性可以被流动性掩盖；但在BEPS 2.0与CARF全面落地之后，存在合规瑕疵的资产架构，在任何专业买家或监管机构面前，都将以折价的形式暴露代价。这不是警告，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估值重构。

另一面同样成立：这次预算案里家族办公室税制的优化、印花税宽免新规的追溯生效、数字资产纳入合资格投资的历史性突破——这些制度红利，本质上是为合规的财富架构预留的增值空间。制度的设计者在开门的同时扎篱笆，意味着：

只有走在篱笆之内的资本，才能真正进门。

香港这一轮创科与金融的双轨重构，既是机遇，也是洗牌。旧的套利模式在税务穿透中消亡，新的财富逻辑在制度确定性的基础上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合规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资产。

最后留一个战略性的诘问：

当一个城市同时完成“开放数字资产市场”与“关闭数字资产隐匿通道”这两件看似矛盾的事，它传递的不是摇摆，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自信——只有真正可追踪的资产，才能被真正保护。这个逻辑，是否正在重新定义你对“避险资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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