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生育率创 15 年来最大反弹，股市大涨是生育率反弹的原因吗？

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同比上升6.8%，创下2010年以来最大涨幅，总和生育率升至0.8，实现连续两年回升，终结了长期低迷的态势。与此同时，韩国股市表现亮眼，KOSPI指数2025年暴涨75.63%，2026年开年至今再涨超40%，突破6000点大关。

从时间线看两者同步向好，不少人就觉得股市大涨是生育率反弹的一种市场映射！而我们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股市大涨并非生育率反弹的核心驱动，仅起到预期辅助作用，真正主导反弹的是生育政策发力、人口周期叠加婚姻市场回暖，二者更多是宏观经济向好下的“同向共振”。

通常而言，股市大涨通过财富效应、就业联动，能对社会生育意愿产生间接提振，但这种影响很有限且存在结构性差异，股市大涨并不能代表全民收入的普遍增加，毕竟股市也是博弈的射幸市场。

但就总盘数据而言，在平均数据下，股市繁荣能带来显著的财富效应，居民资产增值会比较明显，我们看到，韩国股市总市值已攀升至3.76万亿美元，超越法国跻身全球第九，其中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龙头企业股价暴涨，这让持有股票的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育儿的经济顾虑。尤其是韩国中产及以上群体，通过股市投资获得额外收益，降低了生育、养育的资金压力，这与经济学中“收入预期改善提升生育意愿”的理论相契合。

但这种财富效应也存在明显局限性，且持续性也有问题，从结构回看，本轮韩国股市大涨的核心驱动力是AI引爆的“存储芯片超级周期”，涨幅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等少数龙头企业，贡献了KOSPI指数近一半的涨幅，财富其实更多是向企业股东、高收入群体集中，普通工薪阶层受益有限。

而日本M型社会早就已经给了相关启示，股市繁荣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难以真正撬动生育意愿，韩国目前结婚生育相关的累计补贴很可能已经接近100万人民币，但高弹性的货币和全民金融杠杆化的特征，以及高度集中的经济问题，导致仍有大量家庭面临育儿成本高企的困境，股市带来的间接收益，不足以抵消教育、托育等刚性支出的压力，这也是财富效应难以成为生育反弹主因的关键。

此外，股市大涨带动的就业与薪资改善，核心是投资和企业业绩红利带来的税收回报增长！

普通人理解，就是股市繁荣背后是企业盈利提升，三星、SK海力士等龙头企业扩大产能、增加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就业，降低了失业率，同时推动薪资水平小幅上涨，于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就业稳定、薪资提升能增强家庭的收入预期，减少“不敢生、养不起”的顾虑，尤其对30岁初段的主要生育群体而言，稳定的经济收入是生育决策的重要支撑。

但需注意，收入是有性别改善效应的，而生育和抚育是需要夫妻双方去实现的，韩国20至30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女性收入提升的同时，生育的时间成本也随之增加，这一反向因素，可以抵消部分薪资上涨带来的积极影响！实际上在其他一些经济体，还出现了社会配套不足的情况下，股市增长液很难抵消消费抑制和就业下滑的问题，转而成为“生活赛道经济”的附属。

其次，1990至1995年间出生的人群近年步入结婚生育年龄，这一群体人口基数较大，且经济状况相对稳定，具备一定生育条件，同时，疫情期间被抑制的婚姻需求出现恢复性增长，2024年韩国婚姻登记数量创下近28年来新高，而韩国人从结婚到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时间约2.45年，婚姻潮自然带动了出生人口的回升，这是生育率反弹的重要人口基础。

而且韩国此前生育率低迷，核心是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提升推高了育儿成本，家庭更倾向于“少生优育”，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推高生育时间成本。而近期生育率反弹，更多的是政策干预降低了育儿成本，缓解了“质量替代数量”的效应，而非股市大涨的直接作用。

综上，股市大涨通过财富效应、就业联动，对生育意愿起到一定间接辅助作用，但受财富结构·不均、生育时间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