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巴斯夏来设计调查问卷，世界就会好很多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漫天雪

当今世界，是一个大民主的时代。所有政策措施，都通过“民意”而实现——许多民意本身就是被“精英集团”和知识分子引导和操纵的。政策是否通过民主投票来实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只要呼吁并赞成某项政策的人足够多，那么不论任何政体形式，最终都会成为立法政策。

人们搞不懂经济学的长逻辑链条推理，不明白一些看似美好的经济政策的长远后果；人们信奉短期哲学，“长远看我们都会死”，即便知道某些政策的后果，也因自私短期当下利益而忽视长远；人们受错误学说的蛊惑，把利维坦视为奶娘，认为只有它积极发挥作用，推进进步主义（即socialism）议程，把立法当成掠夺他人的工具，才能推动繁荣与个人福利的满足；人们甚至在辉格史观的影响下，认为后来的学说就是进步，把原有的自由放任观念视为保守，并进行道德攻击，那些真正有利于人类福祉增进的思想观点，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弗里德里克·巴斯夏的学说，就几乎被人们遗忘。不断重温和铭记他的思想观念，知道那些看似美好的经济政策的看不见的代价，世界将会美好许多。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巴斯夏最著名的作品，当属他的短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它逻辑严谨，论证充分，言辞犀利，通俗易懂，直击本质，对各种经济政策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了清晰透彻的揭示。

但可惜的是，哪怕就是这样的短文，也很少有人认真地读过。如果这篇文章全世界有1%系统地读过，那就有8000万人受影响，就是一个大国的人口总量；如果这篇文章入选中学和大学教材作为通识教育，人们就不会轻信那些政治骗术。

开头的一篇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破窗谬论》。

一个小男孩打碎了一扇窗户的玻璃，有人说，这是好事，如果玻璃老是不破，玻璃工干什么啊？可是，如果这扇玻璃不被打碎，詹姆斯先生本来可以用这6法郎买一双鞋子，鞋匠的收入将增加。可是玻璃碎了，詹姆斯本来既有玻璃、又有鞋子的满足，现在变成了只有玻璃没有鞋子了，哪里变好了呢？玻璃厂的生产增加了，可是鞋厂的生产缩减了。

巴斯夏讥讽道：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如果烧毁巴黎，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然而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经济制度。

没错，实际上当今世界所有短视经济政策，不论如何变体，其核心都是“破窗谬论”——只追求短期内看得见的效果，忽视、故意掩盖看不见的代价。巴斯夏接下来的所有论述，也都是围绕“破窗谬论”，逻辑一致地展开的。

第二篇是《军队复员》。

如果裁军十万人，将减轻纳税人1亿法郎的税负。有人说，纳税人这1个亿花得值，它不光能让这些兵士活的好，而且财政开支这1个亿还能让供应商过上好日子。可是看不见的代价是：这1个亿来自纳税人的口袋，他们、以及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受损了。又有人说，裁军十万，这些人被扔进了市场，将导致工资被压低。然而事实上，遣散这十万人，并没有把1个亿弄没了，而是把它还给了纳税人。因此，十万人进入市场，这1个亿也被节约回到了市场，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工资被压低只是个幻觉。

巴斯夏把逻辑贯彻到底，用他独有的辛辣风格讽刺道：如果扩大军队规模有利于国家，干嘛不征召全国所有男人都穿上制服呢？

罗斯福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他的法西斯主义经济政策加剧和延长了美国大萧条，造成了大量制度性失业，然后他采取的办法是，将700万美国青壮年赶上战场送死，以解决失业问题。有人说，二战拯救了美国大萧条，这是完全错误的，难道拯救萧条的办法是让人死光、只生产大炮而不是面包？战时政府开支制造了巨量浪费和浮肿的GDP，而且与老百姓毫无关系。美国当然是在战后才迎来了真正的经济复苏。

第三篇是《赋税》。

说的是，官员的薪水是税收支付的，他们花这些钱，给供应商带来了很多好处。然而，为什么看不到纳税人的负担呢，更看不到那些供应纳税人的商人由此遭受的损失呢？

巴斯夏直击本质地剖析了税收的本质：当詹姆斯先生把100苏交给税务官员时，他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他若是把这100苏交给某位鞋匠，将得到一双鞋，可是他将这100苏交给政府官员的时候，非但没有得到服务，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这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钱交给了盗贼。

接着，巴斯夏犀利地反驳了“政府花钱能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带来好处”的荒谬观点，他说：比起政府官员，盗贼也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詹姆斯先生如果没有倒霉地碰上这两位合法或者非法的寄生虫，也完全可以将这笔强派上更好的用场。把我的钱征走了，我的生意没法做了，而部长大人的晚餐上多了一道菜。你是根据什么竟然可以断言，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经济总量？

一针见血，无需更多阐释。

第四篇是《剧院与高雅艺术——国家应当补贴艺术吗？》

巴斯夏层层递进地对国家应当补贴文化艺术事业进行了全面驳斥：

1、立法者凭什么决定艺术工作者的工资水平，而对艺术家予以补贴？

2、如果艺术是重要的，所以要补贴，那么重要的事情太多了，什么时候是尽头？

3、补贴艺术，必然造成对其他产业的伤害，人为地扭曲了需求；

4、为什么不应当由消费者来选择什么应当受到鼓励、什么应当受到限制呢，凭什么立法者要决定这一切？

5、文化艺术事业应当自由发展，但是不应当用别人的钱供养他们。

6、按照国家必须补贴艺术，艺术才能发展的观点，难道除非依靠国家，否则什么东西都不能存在吗，如果不用税收支撑，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吗？

7、一个行业需要别的行业补贴它才能存活，那么这本身就是其不应当存在的证明。

巴斯夏由此引申到令很多人迷信的公共工程能够增进福祉和改善劳动阶级处境的谎言，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它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公共支出无非是私人投资的一种替代，其结果也许会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取代另一位工人，却不会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总体收入增加一丁点。

没错，公共工程的支出来自于税收征敛，那么它能创造的就业，必定以消灭市场上更多的就业为前提。因为同样的钱，市场企业可以更加高效地、减少浪费和没有腐败地安排更多的就业。重要的是，这种就业满足的是消费者的需求，而公共支出安排的就业，满足的是官员的偏好，它本质上是他们的消费行为。

巴斯夏还做了我们的嘴替。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会认为，只要你反对对某个行业和群体进行补贴，那你就是冷血、不支持这个行业、是这些弱势群体的敌人。例如，只要你不支持国家补贴艺术，那你就是主张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可是，当我们不支持补贴宗教时，并不是我们反对宗教；当我们反对补贴教育时，我们并不是反对启蒙；当我们反对通过税收补贴某个产业，我们并不是这个产业的劳工的敌人。我们只是主张，这些活动应当成为人们的自愿活动，他们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接受消费者的评判，寻找恰当的报酬，而不应当剥削别人。

第五篇是《公共工程》。

其实前文都已经有所论及。巴斯夏说，每当我听到有人为公共工程创造就业而辩护，我就火冒三丈。

公共企业是一枚有两面的硬币。一面是一位忙碌的工人，这是看得见的；另一面是一位失业的工人，这幅图案却是看不见的。

一切公共工程安排的就业，都以消灭了市场中的就业为前提。因为公共工程的前提是征税，减少市场资本和它本来可以安排的更多的就业。

他嘲笑拿破仑：他下令挖开一条沟然后又填上，自豪地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很有博爱精神的事业——我们就是想让财富流入到劳动阶级中。

巴斯夏真的火冒三丈地骂道：为公共工程辩护，就是为最愚蠢的浪费事业辩护。

一切公共工程，本质上都是浪费性的，这不仅仅是说它里面必然存在的腐败，而是更加根本的，它没有经济计算、不是消费者的真实偏好，把市场稀缺资源，从消费者迫切需求的用途中，转移到了官员的偏好之中，因此它不是“投资”行为，归根结底不过是官员的“消费”行为，它是盲目的、武断的，必然造成消费者效用的损失和生产的结构性扭曲。

税金支付的公共工程，没有盈亏约束，也必然是过剩的。因为花别人的钱满足自己的愿望，总是非常“慷慨”。

那些鼓吹公共工程的人，看不见其背后的巨大代价，他们在教导别人要看到长远的好处时，其实自己才是鼠目寸光；我们不能荒唐地假定，一件对社会有利，有盈利前景（它本身就是对社会有利的表现）的公共工程，只有那些坐在办公室和书斋里的人才能“高瞻远瞩”地去建设，而那些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使命的企业家，却看不见。实际上，如果一个公共工程，私营企业家不愿意建，那本身就是其不应当上马的证明。

公共工程，是利益集团分享纳税人贡品的手段，通过知识分子的宣传，培养了狭隘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观念。

第六篇《中介》。

这篇文章在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小哥痛斥平台和资本压榨、许多人提出要回归国有化的当下，特别应景。

巴斯夏首先对所谓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进行了区分。私人服务是自我负责的，是买卖双方都受益的服务，否则这种交换就不会发生。而公共服务，就是法律所强加和管制的服务，它不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即便它根本没有用处，反而成了“公共害人精”，却仍然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由于有税金的资助、没有经济计算、没有盈亏约束，因此是过剩的，它必然将收取越来越高的费用，提供越来越差的服务，导致了大量资源浪费，在社会中制造了大量的寄生虫。

接着，巴斯夏就像预言家一样，描述了我们当今的社会舆论：可是，许多现代思想流派却把公共服务的坏现象归罪于市场自愿的私人服务。他们说起“中介”时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分子、企业家、商人和小店主，指责他们横插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向两边榨取钱财，没有创造任何价值。所以，改革家们希望由国家担负起中介的角色。

跟我们现在的公众舆论，是不是如出一辙？明明是干预的错，却甩锅给市场，然后要求越来越多的干预，直至一切国有化。

问题是，这些改革家们刻意掩盖了看不见的东西：如果取消这些中介，我们将向国家支付什么？

巴斯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如巴黎人挨饿了，要到敖德萨进口小麦，有三种途径：

1、自己去敖德萨购买小麦；

2、委托专门从事这项生意的人帮他们进口小麦；

3、让国家征一笔税，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项任务。

第一项是最自然的办法。谁饿了，谁就有责任搞到自己要吃的小麦，自负其责。但是自给自足的模式成本高的惊人，根本不可行。

所以任何自由、文明、有阅历的人，如果允许他们自愿选择，他们总是毫不例外地选择第二条道路。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劳动分工与和平合作，它将最有效率地满足所有人的欲望。

那些socialist说，这些商人唯利是图。巴斯夏说，对啊，正因为唯利是图，所以他们会以最低的价格买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结果。他们会在价格机制的指引下，把食品配送到需求最紧迫的地方。他们之间的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考虑，恰恰可以将销售价格压缩到最低水平。这正是市场分工合作、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满足人类需求的高效过程。

那既然人家为大家提供了这项服务，替你完成了你根本无法承担的高成本完成的任务（自己去敖德萨买粮食），这个人难道不应当获得报酬吗？其报酬又怎么能由法令来决定呢？

那么，改革家们的国有化主张，会减少人们的成本吗？

难道他们运输这些粮食所需要的轮船、水手、仓库等等，会减少吗？那些官员们难道就一无所求吗？他们大老远地去敖德萨，难道是因为跟你的兄弟友爱吗？你以为这些费用，不会达到商人要求的利润率的上千倍吗？

他们征收了巨额税款、然后还要负责分配，它到底怎么分配呢？没有价格，它怎么知道谁的需求最迫切？公务活动那么多的不公正和陋习，他们能承担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吗？他们用自己的独断判断，摧毁我们自愿协作的市场网络，消灭劳动分工，这不过是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求获得专制的权力。

第七篇《贸易管制》。

关于自由贸易，巴斯夏写得最多。“商品进不去，军队就会开进去”的名言，要归功于巴斯夏。著名的归谬法使用：如果关税是有利的，为什么不在各省、各县、各村也设立海关呢；以及，把道路、桥梁、轮船全部炸毁，其实可以起到和贸易管制同样的效果，都是巴斯夏的至理名言。

这些话，应当甩在特朗普和那些无耻的压力集团的脸上，当然，它更是写给那些受到民族主义蛊惑的大众的。

巴黎的铁矿比较贵，比利时的便宜。所以无数制钉者、金属加工匠、车匠、技工、铁匠，或者本人直接、或者由中介，跑到比利时买铁。没有比较优势的巴黎铁矿的“贸易保护主义先生”自己想去阻拦，拦不住，会被打死，叫仆人或者雇佣人，还要花钱。于是他跑到了一个“巴黎的法律工厂”（指法国政府和立法机构），通过游说，政府派出了两万名警察守在边界上，拦截那些只图便宜的金属加工匠、车匠、技工、铁匠，然后，每年支付给这些警察2500万法郎，而这2500万法郎，恰恰还来自金属加工匠、车匠、技工、铁匠们的口袋。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是怎么说服法国政府和人民的呢？

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包装成了所谓的公共利益，来欺骗大众。比利时的铁卖10法郎，我的卖15法郎，但是你们吃亏了吗？不，大大地受益了。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富裕了，可以雇佣更多工人了，工人收入也增加了，我和我的工人会花更多的钱，从而给所有给我们供货的同胞带来更多好处；这些供应商也更有钱了，所以又会扩散到整个法国。你看，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整个法国的国民财富都增加了。你们谁反对贸易保护，谁就是“法奸”。

法国人民同意了。这么伟大的人民，就这样被不体面地愚弄了。

问题在于看不见的第三方。

第一个看不见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得到的好处，将被金属加工匠、车匠、技工、铁匠的损失抵消。他们不被允许自由选择，不允许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使用自己的财产。

巴斯夏在他的《法律》篇中进一步指出：自由贸易从来就不仅仅是进口税的问题，而是权利的问题，正义的问题，公共秩序的问题，财产权的问题。

第二个看不见的是：消费者本来可以用这15法郎，其中10法郎用一顶帽子换100公斤比利时的铁，剩下5法郎，支付给出版商，买一本书。结果，他现在只能花15法郎在法国境内买铁了，没有了书，他损失了5法郎；出版商也因此无法扩张了。

对于整个法国经济而言，这是一种净损失。这是国内产业对同胞的劫掠。难道我们会认为，可以从劫掠中得到好处吗？

有些人居然认为，抢劫只要变成合法的，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

第八篇《机器》。

这是对卢德分子“技术性失业论”的批判。也特别应景：AI来了，好多人都要失业了；汽车来了，马车夫全都要失业了。

巴斯夏首先给出一个结论：咒骂机器，就是在咒骂人类的心智。

因为机器并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人类智力和精神活动的结果。照这些卢德分子的说法，只有愚昧的、精神堕落的民族，才能获得安乐、财富和幸福吗？而那些孜孜不倦地思考、探索、发明的民族，反而要衣不蔽体，陷入贫困和停滞的深渊了吗？难道人类辛勤探索科学和技术的道路，是一条走向堕落和毁灭的道路吗？

由于技术的进步，人们看得见的是，某个企业或行业减少了雇佣，但是他使用机器而减少的开支，可以增加同样多的雇佣。这些被节省下来的钱，并没有从经济中消失。

重要的是，新技术的使用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了供给，边际效用下降，降低了价格，让全社会所有人都受益，人们都减少了支出，它增加了储蓄和投资，因此，那些过去无法实现的满足，现在有了更多的储蓄和劳动力支撑，实现了满足。这意味着，新的行业会不用涌现，安排更多更好的就业，满足人类层出不穷的欲望。人类经济的进步和福祉的改善，正是这样发生的。

巴斯夏说了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话：在错误的道路上，总是会出现不能贯彻到底的事，假如不是如此的话，人类岂不是早就完蛋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希望永远不要看到，把某个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荒谬的东西是前后不一致的。前后不一致，也正是其荒谬的证据。

任何反对技术进步的人，不妨将他们的逻辑贯彻到底：我们要不要回到洞穴中去过茹毛饮血的生活？任何认为技术进步造成失业的人，不妨四周望一望便知，技术进步创造了无数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工资率的工作岗位，几何式地增加了就业，开创了人类幸福生活的新纪元。

第九篇《信用》

这是一篇货币理论基本概念的科普文，是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者的迎头棒喝。这些人诞生于巴斯夏之后，却从来没有吸收过一丝巴斯夏的深刻洞见，如果他们知道巴斯夏，也一定只会把他视为自己进步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

巴斯夏说，货币之所以出现，仅仅是为了便利各方之间的安排。没有人会为了钱本身而借钱，借钱总是为了得到某种产品。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超出现存产品、不存在的东西，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不管硬通货和纸币的数量有多少，借方能够拿到的东西，总不可能超出贷方能够提供的东西。

信用机构的作用只在于，他们可以使借贷双方更容易找到彼此，并比较容易地彼此理解，他们不可能做到同时增加借贷的东西的总量。

这已经把货币的基础概念和信用的作用讲清楚了。

货币，只是交换媒介，它不是财富。增加货币不可能增加财货，你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的方式增加真实的商品，把石头变成黄金。信用机构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可以为借贷双方提供交换机会，进而扩展劳动分工和增加生产供给，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增加社会上的真实财货。

但是在社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改革家们认为信用机构可以创造财富本身，例如以国家担保和兜底的方式，给穷人放贷，增加他们的购买力和真实财货。

可是如前所述，增加信贷资金，并没有增加真实商品。正如巴斯夏所说：你以为是增加了贷款，其实不过是贷款的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制造了严重的不公正，那些本应得到信用的人，现在被剥夺了；对纳税人也不公正，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偿付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贷款的责任。

巴斯夏说，只有一张犁，你不可能同时借给两个人；不可能可以借到的东西多于能够出借的东西。

这就是部准银行体系下信贷扩张的本质：两个人不可能是同一财货的所有者，信用媒介创造了双重货币财产权，是一种欺诈。信用媒介的扩张，不会增加真实财富，它只是在分配财富。

巴斯夏说，法律不应当人为地鼓励借贷，但这不意味着应当人为地阻扰信贷活动。

可悲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用信贷扩张、人为压低利率的方式怂恿人们更多地借贷，以此来掠夺他人，并制造虚假的繁荣，最终酿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第十篇《阿尔及利亚》

这是对法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

阿尔及利亚是当时法国的殖民地，法兰西帝国主义者鼓吹要向阿尔及利亚投资5000万法郎，修建港口和道路，将法国企业和人员运至殖民地，这样不但可以增强法国的实力，而且可以缓解法国国内的人口和就业压力。

巴斯夏问道：这5000万从何而来？政府花这些钱，法国纳税人自己就花不上这笔钱了。认为这种做法能增加就业，然而公共开支能做的，私人投资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以公共开支增加就业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巴斯夏引用法国战争部长的预算，算了一笔账：把一个法国人送往阿尔及利亚，需要花费8000法郎，可是现在一个普通人只要每年有4000法郎，就在法国生活得非常不错了。那么，如果你在带走一个人的同时，带走了两个人的生活费用，你到底是怎样有利于法国人的？

那虚无缥缈的“法国实力”，到底是谁的实力？

这种重商主义、帝国主义海外扩张的做法，正是当今美国的招数。其本质是让纳税人支付代价，为特定压力集团的海外利益买单。按照阿桑奇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洗钱活动，通过将犯罪所得的纳税人贡品，洗进了华尔街、军工复合体、大型工程承包商等压力集团和深层政府的口袋里。

第十一篇《节俭与奢侈》。

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节俭悖论”，以及甚嚣尘上的刺激消费论的超前批判。

说有两兄弟，一个叫蒙代尔、一个叫阿里斯特，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5万法郎的遗产。蒙代尔挥霍无度，把钱用于各种个人享受，“把钱花光为国争光”了，受到了众人的称赞。而阿里特斯呢，则节俭有度，只在必要处花钱，然后认真地经营自己的产业，不断扩大规模，人们都指责他是个守财奴，聚敛钱财的行为只对自己有利，却会使经济衰退，让民族的血脉枯竭。

然而很明显，不用过很多年，蒙代尔就会一贫如洗，接受社会的救助才能存活；而阿里特斯，则积聚起巨量的财富，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增加雇佣人数，变成了对社会大众最有益的人。

蒙代尔是自己把钱花了，阿里特斯除了自己的生活开支外，还把钱花给了土地所有人、机器的生产者、劳动者，然后他们这些人又把钱花了出去。所以，即便从最坏的意义上讲，这些钱都被花了，只是花的主体不同而已，但是那对总体经济有什么不同吗？没有。

但实际上，今日之节俭，正是为了明日更多的消费。从总的消费规模上看，当然是阿里特斯比蒙代尔消费得更多。阿里特斯不但增加了自己的消费，而且，增加了更多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品所有者、劳动者的消费。所以巴斯夏说，“储蓄也是支出”，而且是一种能造福所有社会成员的投资行为，事实上，富人不是吃干喝净而节俭下来的钱，除了投资还能干什么呢？而没有储蓄和投资，就不会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巴斯夏已经非常接近资本和迂回生产的概念了。

消费并不创造财富，只有投资和生产才创造财富。消费是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凯恩斯主义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彻底误解了“萨伊定律”。

刺激消费，不过是利益集团消化其“过剩产能”的办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产能过剩，只有错误的生产。消费者并不是不想消费，而是那些低效的生产者生产出了一大堆消费者不喜欢的东西，因此就“过剩”了。于是他们就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设法掏空消费者的钱包，或者由国家补贴——实际上就是纳税人付费给他们，让他们错误而低效的生产得以继续。凯恩斯，始终是重商主义的代言人和利维坦的好朋友。

刺激消费的结果，就是扭曲生产结构，毁灭储蓄，缩减投资，有今天没明天，让人们过上蒙代尔一样穷困潦倒的生活。

但巴斯夏的洞见还不止于此，他由此还深入到伦理学领域，深刻阐述了伦理道德与经济进步的关系。

“节俭悖论”导致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误的道德标准，把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存在：如果讲究节俭，人类就会陷入可怕的短缺状态；而如果挥霍浪费，人类就会陷入道德破产的深渊。反正总是要堕落！

事实真的如此吗？

并不是。巴斯夏说：政治经济学与伦理，绝对不是相互冲突的，相反，是彼此和谐一致的。

私有财产的伦理与经济繁荣，一体两面，非但没有矛盾，反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节俭而自律的阿里特斯，既恪守了美德，对自己有利，也帮助了劳动者和生产要素的持有者，促进了经济的进步；他的生活方式既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性，而且在经济上也有好处。一个伦理上正当的事情，在经济上也是有益的。私有财产，既是对的，也是好的。伟大的自然法则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

哪里有那么多的“悖论”。学问不精、认知肤浅、把结果当原因、把现象当本质，同时心怀鬼胎而故弄玄虚的人，才会创造一个又一个悖论。

最后一篇：《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就业的权利，就是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活可干；利润的权利，就是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钱可赚。前者是初级水平的socialism，后者是中级水平的socialism。

发展下去，就是举办国立工厂来安排就业。看得见的是，许多人有工作了；看不见的是，税收必然增加。那么它能安排多少就业，就能摧毁更多的就业。因为这些钱留在市场，本来可以更加高效地安排就业。

低效的生产者希望自己有获得利润的权利，因为在正常的市场中，他们必然亏损而被淘汰。于是，他们求助于贸易保护和国家补贴。人们没有认识到，那个行业的亏损被它勾销，并不等于它不亏损了，而是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

当一个人说我有就业的权利时，他当然不是在说他要工作——如果他想工作，随时都可以——而是想要钱。因此他的意思就是，他有权强制性地将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当一个人说他有获得利润的权利时，就是在说，即便我的生产很烂，你们也必须掏钱给我让我赚钱。

巴斯夏说，这些人的角色是不是有些可耻？

人没有工作的权利，没有免于匮乏的权利，没有赢利的权利。权利，是私有财产的概念，每个人都有权排他性地运用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他人的侵犯。如果满足你的权利，将伤害他人的权利，那就不是权利，而是奴役。法律只能保护你的权利，不可能保护你的利益，因为你的利益来自于他人的金钱投票，要保护你的利益，就意味着必须对他人实施强制。

简言之，一个人没有抢劫的权利。如果法律规定一个人可以向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那么这种法律是恶法，这种行为并不会因为有了立法机构的背书而变得道德。

企业的HR已经开始对那些曾经经过劳动仲裁而敲诈企业的劳动者进行甄别，这是市场正常的杯葛机制。人们终会知道，在成文的法条之上，还有更高的律令，那就是私有财产、自愿契约、诚实信用。那些违背私有财产这个终极律令的人，终将付出代价。

打着保护劳动者名义的《劳动法》，散发着浓厚的社民气息，是劳动阶层福祉下降的罪魁祸首，它将毁灭市场经济。给企业套上枷锁，企业就会减少雇佣；把企业搞没了，劳动者处境只会更差。那些敲诈企业的劳动者，实际上是整个劳动阶层的敌人，因为是他们激活了劳动法条款，扮演了强制力的合谋者的可耻角色。这个道理并不难懂。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巴斯夏的“看得见与看不见”，是经济学思维方式——反事实推理——的典范。

人们往往只看到现实中发生了什么，这给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规律带来了一定困难。因为这些现象总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由于经济学并不像物理学那样，有常数存在，可以进行受控试验，因此经济学必须使用想象建构的办法，进一步思考：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事情本来应该是什么样？

事实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采取了反事实推理的方法。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它本来会怎样？如果我再往右边偏1度，这球就进了；如果我现在不消费这个苹果，放到明天消费会不会更好？如果我不是在刷短视频，而是用这段时间去看书，那么我的收获将更大；如果我开车去，可以节约半个小时时间，但是我就没有锻炼了。如此等等。

只不过难的是，将它逻辑一致地贯彻到底，并运用到纷繁复杂、多因一果、逻辑链条很长的社会经济领域。

不掌握这种方法，只观察所谓的“现实”，你就永远无法建立起科学的思维方式。

这就像我们经常说自由贸易增进双方福利，有人会说，你们就会念经，根本就不可行，现实世界里，哪里有自由贸易？

这实际上根本就不构成反驳。因为我们论证的是：自由贸易是好的、是对的。如果你要反驳，应当说，自由贸易不好，不对，并且提出理据。我说自由贸易正确，你说自由贸易没有实行，这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们应当进行的是反事实推理：正是由于没有实行自由贸易，所以福利降低了，或者没有达到其本应有的水平。用巴斯夏的话说：那本应有的福利提升，是你看不见的代价。

况且，说自由贸易没有被实行，也是无稽之谈。

你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自由贸易吗？你会不会自己去生产鞋子？你没有，你总是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然后用你工作的成果去换取鞋子，这就是劳动分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

同等条件下，你总是喜欢买便宜的东西而不是贵的，你不会因为他是你的同胞，因此就会买他又贵又差的商品。这就是自由贸易。

若是有贸易阻碍，你甚至不惜走黑市渠道。即便是在贸易战的当下，你也总是会选择对你最有利的贸易方式。

自由贸易，就是人的行动规律，它当然是现实的，每个人都如此这般。贸易不分国界，国境线将世界市场人为分割得四分五裂，它恰恰是不现实的，人们总会想方设法突破阻碍去贸易。

压力集团和立法阻碍了自由贸易，让我们无法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错了，应该去纠正，而不是说，这错的很现实。

你在衡量一个图形到底是不是圆的时候，必然首先在脑海中构想一个圆的概念，它是“平面内线段绕它固定的一个端点旋转一周时另一个端点所形成的图形”。要知道，点、线、面、圆这些概念，在现实世界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物，你会说这些概念不现实吗？恰恰相反，是你用脑海里形成的这个圆的概念，来衡量太阳和地球到底是不是圆，车轮到底是不是瘪了，而不是用现实中的事物来验证这个概念。

只有理论的，才是现实的。

咦，美国不是资本主义吗，不是自由市场吗，不是私有制吗？为什么看病那么贵呢？经济学思维方式会告诉我们：这必定是自由市场遭到了破坏。你应当运用巴斯夏式的反事实推理：如果没有这些管制，事情本来应当是什么样？自由市场上的医疗，必定跟饭店一样，既有高档又有低档，物美价廉，怎么可能出现又贵又短缺呢？这时候，你才能正确理解现实，并找到解决问题之路。

如果你还有进一步的疑问，那现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啊，难道？

你已经猜对了，经济学给你的答案是：整个世界都错了。他们都对医疗市场进行了大量的管制，把医疗公有化了，所以问题就跟人民公社一样，层出不穷了。至于具体是那些问题，这是需要经验分析的领域，我们去查查资料。

你可以大胆地使用“奥派三板斧”：凡是市场上出现的持久的、大面积的短缺、萧条等现象，必定是管制和干预的错。这并非情绪化的归因，而是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支撑。利维坦的存在本身就是万恶之源，因为这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就是强制，而它正是系统性使用强制力的组织。如果它不是万恶之源，还有什么是呢？

我们在看到每一个“现实”的时候，都不妨像巴斯夏一样，在看到那些近期的现状时，想想背后看不见的长远后果。每当我们看到政客、压力集团和知识分子口若悬河地宣扬某种看似诱人的政策时，都应当想想，看不见的代价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动机何在？

经济学，是识破政治谎言的唯一可行工具。

让巴斯夏来设计调查问卷，测试真实的民意

巴斯夏说，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到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有推测到的后果。

一个政策、一种舆论呼吁的好的结果，是谁都能发现的。在沙漠里建楼房、把喜马拉雅山打个隧道、用勺子挖运河，好处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因此而就业了，当年GDP也增长了。

可是经济学家的使命，正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告诉人们，那些看似美好的政策，到底有什么看不见的后果，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行动都有代价。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向公众讲述和兜售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他就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严肃声誉，而变成了一个宣传家。

民主制度激励了人们将手伸进他人的钱包，满足自己的欲望；它倾向于将整个社会幼稚化，只追求短期的满足而忽视长远。巴斯夏说：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成了一个伟大的神话，每个人都在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谋求生存。每个人和他的个人财产都触手可及，可供其他的每个人攫取。政客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慷他人之慨，追求短期效果，为自己换取政治声望和选票利益；至于长远的恶果，他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代价总是民众在承受。

这个时候，告诉人们选择这种短视政策的看不见的后果，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学习巴斯夏的方法，直截了当、通俗易懂、一针见血地将某种政策的代价揭示出来，戳穿那些误导和煽动公众，承诺看得见的好处的政策谎言。

例如，当知识分子在鼓吹公共工程的时候，如果你征求大众的意见，大众不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还是自私的集团利益，都会选择支持。但是这个调查问卷应当是这样：你同意公共工程吗？代价是你的税收增加50%，或者企业因税收而倒闭，劳动者失业。

当知识分子在鼓吹免费养老的时候，问卷也不应当是：你是否支持免费养老？而是：你是否支持免费养老？代价是你或者你的儿子每月拿出一半的收入上交国库。发给深圳人的调查问卷应当是：你是否愿意每月拿出30%的收入，去供养一个青海人的养老？

当知识分子在要求扩张信贷几万亿的时候，问卷不应当是：你是否支持给大家发钱？而是：你是否支持印钱，代价是物价上涨，以及，你是否支持把这些钱给一部分人，而不给另一部分人？这个问卷也不应当只发给那些能够拿到新钱的人、手里持有资产的人，而应当同时发给更多的无法拿到新钱的人，没有资产而紧靠固定工资过活的人。

当知识分子呼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时候，问卷不应当是你是否支持物价上涨？而是，你是否支持一部分人的物价上涨，另一部分人的物价不变？它也不应当只看生产者的意见，而是征求消费者的意见。

当网约车司机呼吁平台降低抽成比例的时候，问卷不应当是：你是否支持抽成比例降低？而应当在后面加一句话：代价是平台将减少派单、减少补贴、甚至平台直接倒闭，你回去捡破烂。当然，也应当同时征求一下消费者的意见，是否愿意回到出租车的时代？

如此等等。

不论是知识分子也好、政策制定当局也罢，都应当如实地把某项政策和呼吁的代价是什么告知大众，而不是只承诺好处而不告知代价，这就是欺骗公众。

我们相信，只要如实地将后果和代价告知公众，公众的意见必然大有不同，政策的走向也将发生逆转。

从经济学价值中立的观点看，选择各种免费、实施价格管制等等政策，经济学本身不置可否。但是重要的是，一个政策的好处和坏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应当全面、彻底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米塞斯说的那样，你当然有权将家具塞进火炉里取暖，但是你至少应当知道它将付出的代价。那么，如果已经将后果告诉了公众，你们明知后果如此，仍然做出如此选择，代价你们自己承受即可。

我们知道，即便是这样，仍然有大量的人支持短视的、可以看得见的好处的政策。因为他们预期，自己不会付费，或者付费少而受益多，代价总是别人支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也很好办。让支持这样做的人去付费，不支持的就不付费。这很公平。你不能光耍嘴皮子，而没有实际行动。行动展示真实偏好，没有真实行动的言语，那不过是表演。你更不能强迫他人为你的价值偏好付费。

正如巴斯夏在他的《法律》篇中所说：我并不想否定人家发明创造社会秩序的权利，不想否定人家宣传自己、推广自己的信念、进行社会试验的自由，只要他们是自己付出代价，自己从承担风险即可。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权利通过法律——即借助暴力——把自己的发明创造强加于我们，并且强迫我们用我们的税款为他们的试验买单。

终极的解决办法，就是权力的去中心化，自愿分离，自由退出。既然你们同意各种免费，那么你们自己搞一个免费的社区，就像罗伯特·欧文在印第安纳开展新和谐社区试验，以及耶稣会士在巴拉圭做的那样，热爱自由的人们从来不会干涉他们这样做，只要他们不强行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即可。

自愿和平地分离，各玩各的，何必相互伤害呢，何必将手伸进别人的钱包呢，何必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他人头上呢？就让人们互不侵犯，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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