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现吴三桂反清檄文，降清原因浮出水面，难怪满清极力抹黑他

1958年，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里，有学者伏在案头，比对一部名叫《华夷变态》的史书版本。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个年头，学界对明末清初历史的兴趣正被重新点燃。就在这样看似枯燥的校勘工作中，一份长久被尘封的文稿映入眼帘——吴三桂讨清檄文的原稿。纸墨已经泛黄，却依旧字迹清楚，这个发现，悄悄动摇了人们对吴三桂的固有印象。

这位在中国历史上争议极大的将领，自1644年崇祯自缢煤山以后，一直被各种叙事拉扯着。清代官方史书把他写成“反复小人”、“贰臣乱臣”，民间戏曲又喜欢把他和陈圆圆的男女纠葛紧紧捆在一起，好像这个人做出的一切选择都只因“红颜祸水”。然而，《华夷变态》中保存下来的那份檄文原稿，却呈现出另一种画面：一个手握重兵却被时代裹挟的边镇将领，在国破、父仇、族群、功名之间艰难权衡。

有意思的是，这份檄文并不是新写出来的“替吴三桂洗白”的材料，而是17世纪当时的文书，只是流传路径曲折，辗转到日本方才完整保存下来。正因为时间上经得起推敲，它对“吴三桂为何降清，又为何反清”这道老问题，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新注脚。

一、从山海关到北京城：1644年的生死局

时间要拉回到1644年春天。那一年农历三月，京畿动荡的消息不断传向关外。3月初四，崇祯帝在绝望中下达了一道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唐通为定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伯，希望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将能迅速入卫京师，挽回局势。此时的吴三桂，掌关宁铁骑，驻守山海关一线，是明王朝最后几处还能倚仗的军事支柱之一。

然而局势比诏令更快。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城。短短几日，形势天翻地覆。崇祯帝走到煤山，用一根缢绳结束了16年的艰难统治。消息传到山海关，按记载，吴三桂大惊失色，左右不敢久言，营中一片愕然。朝廷没了，皇帝死了，他手中这支关宁军该为谁而战，这是横在面前的难题。

当时的选择并非只有“死战”与“投降”两条。京中百官大多选择向李自成称臣，南方还有拥立新君、继续延续“正统”的可能。吴三桂若就此与大顺妥协，也不是全然没有路。然而，随后传到他耳中的消息，让事情发生了转折——北京城中的吴氏家宅被洗劫，家人受辱，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

史书与野史对这件事记载不尽相同，有的强调父亲吴襄被软禁，有的放大陈圆圆被掳的故事。但不管细节有多少出入，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吴氏家族确实在大顺入京后遭遇打击。对于一个以军功起家、极重家族荣誉的武将集团来说，这种打击不只是财物层面，更是尊严层面的撕扯。

就在这个关口，多尔衮率领清军南下，已逼近山海关。关上是关宁军，关外是满洲八旗和蒙古骑兵，背后则是刚刚入主北京的大顺政权。试想一下，任何一位将领处在这种夹缝里，恐怕都难以做到从容。吴三桂做出的选择，是打开山海关，与清军联盟，转身对准李自成。

这一举动在后来的传统叙事里，被高度简化成一句“引清兵入关”。但从军事态势看，山海关之战并非单向“引狼入室”，而是一个在多股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吴三桂需要借助强力外援来对付李自成，这一点他在后来檄文中有清晰表述：大顺军入京后“无恶不作”，崇祯殉国却“天下竟无一人问罪”，关宁军虽有心讨贼，却力有不逮，只得借清兵之力。

大战之后，李自成本部溃散，南明政权在南京仓促建立。吴三桂又奉命南下，参与攻灭南明诸政权，并在1662年将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处死。凭借这些战功，他被清廷封为平西王，在西南驻藩，表面上功名显赫，实际上却也开始走上一条难以回头的路。

二、平西王到“逆贼”：清廷笔下的两张脸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顺治、早期康熙时，清廷对吴三桂的公开评价，远没有后来那么难听。多尔衮曾有一句话，流传较广：“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这段说辞，把吴三桂比作春秋时哭秦救楚的包胥，强调的是“忠义”“宿好”，是赞赏，不是诋毁。

在这个阶段，清廷需要塑造一个“为崇祯报仇”“痛恨闯贼”的形象，来打动汉人官绅。吴三桂的身份，也就被包装成“明室旧臣、转而辅佐新朝”的典型。他降清，不是为了个人富贵，而是为了除“大顺之乱贼”，替亡国君主报仇雪恨。这个故事讲法，对缓和明遗民的情绪，颇有现实用意。

然而，时间拉长到康熙朝，情况突然变了。清廷政局趋于稳定后，削藩被提上日程。平南王尚可喜在1671年前后提出请归辽东养老，康熙顺势批准，并借机收回广东军政大权。这一举措对驻守在西南的吴三桂来说，就是危险信号——如果平南王这块“牌”被收掉，下一步就可能轮到平西王。

吴三桂这时已经年逾花甲，手握云南、贵州的军政大权。对于一个藩王集团来说，失去封疆不只是官职变化，而是整个家族兴衰的关键节点。不得不说，他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兵权、地盘，所谓“平西王”这个名号随时可能被摘掉。

于是，1673年，他在衡州起兵，标榜“兴复汉人衣冠”，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同时启用“周”这个国号，学者一般称之为“周吴三桂”。檄文对外宣称，满清“窃据神器”“背义夺权”，汉人须共起义举，驱除夷狄。这个过程，被后世称为“三藩之乱”的开端。

也就在这一时期，清廷对吴三桂的官方定性，彻底翻了个面。康熙朝编纂的《清圣祖实录》中，对他的描写极其刻薄，说他在明末“委身从贼”，即先投靠李自成，后又反复无常。“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蹙来。”一句话，把他写成见风使舵的利己小人。

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与顺治年间对他的“包胥之哭”、“感其忠义”的赞词，形成鲜明对照。前后不过几十年，形象从“忠臣”变成“逆贼”，并不是因为史料突然发现了什么新证据，而是政治需要发生了变化。曾经的戎马功臣、一方重臣，一旦摇旗造反，就必须被彻底污名化，以削弱其影响力，这是传统王朝惯用的做法。

这种“翻案”，并不只发生在官修史书里。民间的一些戏曲、故事里，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情节被不断放大，人们乐于渲染他为了一个歌伎不惜“冲冠一怒”，甚至将他一生的抉择都归结为“为色所惑”。清廷宣传顺势而为，把这些故事当成方便传播的材料，大肆宣扬他“私情重、国事轻”。政治与文学在此交织，慢慢覆盖了他作为重要军事人物的另一面。

三、檄文与书信：从日本与朝鲜看到的另一张底稿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份檄文。1958年，东洋文库刊行的《华夷变态》中，收入了吴三桂举兵反清时所发的讨伐檄文原版。这是同时代文献，不是后人杜撰，可信度较高。檄文的大意，大致可以梳理为几个重点。

其一，指出大顺军入京之后“无恶不作”，崇祯皇帝被迫自缢。这一点，和不少明末残存文人记载是相互印证的。京城被攻破后的抢掠、骚扰，在乱世里几乎难以避免。檄文在叙述时用了较多激烈措辞，强调的是“大逆不道”“残虐天下”，虽然有动员意味，但并非凭空捏造。

其二，说明当时“普天之下，竟无一人讨逆”，只有关宁军尚存实力，却难以独立担负讨贼重任。吴三桂在文中解释，他自己处境“进退维谷”，无计可施之下，只能“借兵于清”，表面上是与满洲人结盟，实则是为诛“闯贼”。这种说法，与清军当时对外宣称“入关讨贼”的动员口径，暗中互相照应。

其三，檄文还提到，清军在入关之后“背信窃权”，占据中原政权，这一点显然是反清立场下的指责。吴三桂声称，原本在发现清廷不守信约的时候，他有意与之决裂，只是后来在西南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幼子，还自称“忍辱负重”，隐忍于穷乡，保存实力，以待日后“光复汉人衣冠”。这种叙述肯定带有很强的自我辩护色彩，需要结合其他资料来衡量，但至少说明，在他自己的叙事里，“反清”被包装成“为明室复仇”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期，朝鲜方面也有相关材料留存。《尚善寄吴三桂书》就是一例。在这封书信中，有很关键的一句话：“王在明时，不过一总兵官，国破不降，而能请兵灭贼，以复君仇者，可谓尽忠于明室矣。”这里的“王”，指的正是吴三桂。

这句话有三重含义。第一，说明朝鲜方面得知的情况是：明亡之后，吴三桂并未立即投降，而是以讨伐李自成为名，请清兵入关。第二，朝鲜士大夫并不把他简单看作“叛臣”，反而认为他在“请兵灭贼、复君仇”这一点上，对明室算是尽了忠心。第三，也侧面印证了吴三桂的确以“为崇祯报仇”的旗号行事，这和后世“只为红颜一怒”的民间版本，有明显区别。

当然，不能因为有这两份文献，就简单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完美忠臣”。他在清廷体系内担任平西王多年，参与镇压南明、追杀永历帝，这些事实摆在那儿，很难用一句“忍辱负重”为自己开脱。他举兵反清的时间点，也明显和自身藩镇利益被削弱密切相关。这部分带有浓厚现实考量。

但有必要承认一点：清廷把他描述成“一味趋炎附势的反复小人”，显然是有意压缩他所有其他面向，以达到政治斗争的效果。日本发现的檄文原稿，朝鲜保存的往来书信，都从不同方向提醒人们，明末清初的权力角斗，比课本与戏台上那几句简单的“降清”“造反”要复杂得多。

四、忠与不忠：历史叙事中的吴三桂

把这些时间节点串联起来，吴三桂的一生，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关口：崇祯朝的边镇重将，1644年打开山海关，顺治时期的平西王，1673年举兵反清，最后病死衡州，身后叛乱不久被康熙平定。每一个关键选择，都被后人套上各种解释，有人强调家仇，有人强调情爱，有人强调阶级立场，还有人直接站在清廷立场，简单打上“贰臣”标签。

从史料能看到的是，他确实具有相当强的功利性和现实判断能力。在大明行将崩溃之际，他选择与清军合作，以讨李自成为名，既报家仇，也保存了自己的兵权与势力。南明诸政权多次劝他另立门户，他都没有立刻翻脸，而是继续以清廷命臣自居，这说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同“借清以自保”的策略。

但另一方面，他在檄文和对外宣言中，一再提到“汉人衣冠”“君仇未雪”，又不只是一种空洞口号。当时大量汉人文人、旧明部属对他报以一定程度的期待，也是一种事实。许多明遗民寄望藩镇之力，重新“中兴”，现实却一次次证明，这种指望往往只是幻想。

清廷后期对吴三桂的抹黑，确实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一位曾经被官方赞誉为“忠义旧臣”的人物，一旦反叛，就必须被彻底否定，甚至需要被写成“从明到清、从清到周”的连环叛臣，以示“人人得而诛之”。这种处理方式，很符合封建王朝一贯的舆论操作逻辑。

不难看出，在这样多重话语的叠加之下，吴三桂的真实面貌，被不断消解。有的只看到他“引清入关”的那一下，有的只记住他与陈圆圆的传说，有的则把他当作“三藩之乱”的代名词。日本发现的檄文原版，朝鲜保存的《尚善寄吴三桂书》，给这幅已经被定型的画像添上了几笔不同的颜色。

这些史料不会把他变成一个“简单的好人”，也不能推翻他身上沉重的历史责任，却提醒人们：在清廷抹黑之前，他曾被视为“为明报仇”的重要力量；在落笔“逆贼”之前，他曾被描绘成“包胥之哭”的忠臣。形象为何剧烈反差，其实答案很直接——权力所在，笔墨就跟着偏向哪里。

回头再看那一年——1958年秋，日本学者在案头翻检旧书时，未必会想到，这份并不起眼的檄文原稿，会在几十年后被反复引用，用来重新审视17世纪中国的一场大风暴。吴三桂的功过争论，恐怕还会持续很久，但至少有一点已经变得清楚：将他简单归类为“为红颜叛国”的戏曲人物，或者“天生反骨”的逆臣，未免太轻率。对这样一位深陷明清易代漩涡的人物，只用几句定性式评语，显然承载不了那段复杂的历史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