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父摄政：我的入关之路》——爱新觉罗·多尔衮第一人称自述

一、幼年丧母，聪慧王孙

我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赫图阿拉城。父亲努尔哈赤，母亲阿巴亥，乌喇部贝勒之女。我排行第十四，上面有十二个哥哥。据说我长得最像父亲，他常把我抱在膝上，指着远处说：“儿啊，那南边，是大明的江山。”七岁那年，父亲让我与兄长们一起议政，封我为和硕额真。阿济格、多铎是我同母兄弟，我们三人领有父亲亲率的六十牛录，是诸子中最得宠的。

天命十一年，父亲去世。那一夜，天崩地裂。四大贝勒逼母亲殉葬，我才十四岁，眼睁睁看着母亲穿上礼服、戴上首饰，含泪对我们三兄弟说：“你们要争气。”然后走向父亲的灵堂。我跪在地上，攥紧了拳头，指甲刺进掌心，血一滴一滴落在毡子上。那一刻我明白：权力的世界，没有眼泪的位置；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天真，剩下的只有靠自己去争。少年的痛，不是失去，是眼睁睁看着失去却无能为力。

二、太宗麾下，墨尔根代青

皇太极继位后，对我不薄。天聪二年，我十七岁，随他征蒙古察哈尔部。那是第一次独当一面，我率军冲锋，大破多罗特部。皇太极在军中大宴群臣，亲赐我“墨尔根代青”的称号——满语里是“聪明王”的意思。我跪接赐号，心里却想起母亲临别时的眼神：这条路，我要自己走下去了。

天聪五年，我被任命掌吏部事，那年才二十岁。此后数年，随太宗伐明、征朝鲜、收察哈尔。天聪九年，我率军招降林丹汗之子额哲，获传国玉玺。捧着那方“制诰之宝”时，我忽然觉得天命在握，却又不敢多想。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封我为和硕睿亲王。册封那天，我望着阶下的群臣，想起十四岁那年跪在母亲灵前的自己：这一路走来，靠的不是父亲的宠爱，是自己的刀箭；聪明的名号不是赐的，是战场上杀出来的。每一道伤疤，都是成长的印记。

三、崇德猝崩，一触即发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太宗猝然驾崩。消息传来，满城震动。皇太极长子豪格三十四岁，战功赫赫，手握正蓝旗；我三十二岁，统两白旗，战功不在他之下。八旗剑拔弩张，两黄旗誓立皇子，两白旗要拥戴我。那些天，沈阳城里的气氛紧张得能点燃，我和豪格的府邸外都布满了甲士。

八月初十，诸王大臣议于崇政殿。两黄旗大臣佩剑上殿，说：“吾辈食于帝，衣于帝，若不立帝子，宁从帝于地下！”我的亲信阿达礼、硕讬夜里来见我，劝我自立。我沉默许久，想起十四岁那年，想起母亲，想起传国玉玺上的“制诰之宝”。然后我对他们说：“不可。我若自立，八旗必内乱，大明和李自成会趁虚而入。父亲、兄长打下的基业，不能毁在我手里。”次日，我提议立太宗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我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豪格无话可说，两黄旗也无话可说。那一刻的选择，比任何一场胜仗都难；权力的诱惑，比任何敌人都可怕。但我知道，真正的赢家，不是拿到最多的人，是看透什么时候该收手的人。

四、山海关前，孤注一掷

顺治元年四月，我率大军南征。行至翁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遣使来书，说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请我合兵讨贼。诸将大喜，说天赐良机。我却沉吟不语。帐中争论不休，有人说趁乱入关抢掠，有人说扶立明室世子。我起身走到舆图前，指着北京说：“这次，我们不走了。”

我提笔给吴三桂回信：“我国向欲与明修好，屡为致书。明之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涂炭，曾无一言相答……今闻崇祯帝灭于流贼，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沈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信中称他“伯”，许他封王。写完掷笔，我下令全军星夜疾驰，直奔山海关。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前，李自成二十万大军列阵，自北山至海。我率八旗精骑列阵于关内，命吴三桂部先战。战至晌午，李自成军力疲，我一声令下，八旗铁骑从侧翼杀出。大风骤起，沙石蔽天，箭矢如雨。李自成登高冈观战，望见八旗旗帜，大惊失色，策马而逃。那日追杀四十里，尸横遍野，沟水尽赤。这一战，赌的不是输赢，是清军从此是入主还是过客；这一局，押的不是兵力，是两百六十八年的国运。我赌赢了，但赢得心惊肉跳。

五、定鼎燕京，皇父摄政

五月初二，我率军入北京。进城那日，我下令：“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以帝礼葬崇祯帝，发丧三日。畿辅肃清，山东、山西以次悉定。六月，我与诸王大臣定议，迎顺治帝迁都燕京。十月，顺治帝在皇极门（太和门）行定鼎登基礼，加封我为“叔父摄政王”，建碑纪绩。

此后数年，我总揽朝纲。命多铎、阿济格等率军南下，灭李自成、破张献忠、平南明。设六部、开科举、颁《大清律》、定赋役全书。顺治五年，我由“叔父摄政王”晋为“皇父摄政王”。那年十一月，冬至祭天，我代天子行礼，百官跪迎。有人私下议论：“摄政王这是要篡位吧？”我听见了，只笑笑。若我想篡，顺治元年就篡了，何必等到今天？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这话，我记在心里。权势不是目的，是把事做成的手段；皇父不是僭越，是我辅佐幼主的方式。

六、喀喇城崩，身后是非

顺治七年十一月，我出猎古北口外。这些年太累了，从十四岁到三十九岁，一刻不得闲。我想借围猎歇一歇。十二月初九，行至喀喇城，忽然坠马，伤重不起。召随行诸臣至榻前，我已说不出话，只望着北京的方向。那年我三十九岁。

讣闻至京，顺治帝率诸王大臣迎于东直门外，下诏臣民易服举丧，追尊我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丧仪合依帝礼。可两个月后，风向大变。顺治八年二月，苏克萨哈等人告发我生前“谋逆”，说我在棺内私藏龙袍。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诸王会议，追论我“独擅威权”“妄自尊大”等罪，削爵、籍没、撤庙享、黜宗室。据说还要掘墓鞭尸。我从“义皇帝”变成了“逆臣”。

一百多年后，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下诏为我平反。他说我“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说那些罪状是“宵小奸谋，构成冤狱”。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那一年，离我死去已经一百二十八年了。

若有人问我这辈子值不值，我会说：值了。我十四岁丧母，三十二岁摄政，三十九岁而死。这二十五年里，我带着八旗入了关，定了都，平了天下。我辅佐幼主，从没想过篡位。我对得起父亲，对得起兄长，对得起大清。至于身后的是非，随它去吧。历史的账，自有后人来算；人心的事，留给时间去说。

临终前那段日子，我常梦见赫图阿拉的老宅，梦见母亲穿着礼服走向父亲的灵堂，梦见十四岁那年攥紧的拳头。醒来时，窗外是喀喇城的雪，一片白茫茫。若有来生，我还愿做父亲的第十四子，还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愿站在山海关前赌那一次。

——爱新觉罗·多尔衮 绝笔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喀喇城雪落无声，魂归赫图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