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刊载了平津战役的回忆文章，罗瑞卿看后直摇头：都已经15年了

罗瑞卿盯着报纸，眉头微微一皱，摇了摇头。

秘书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不敢多问。

过了一会儿，罗瑞卿终于开口：“都十五年了，怎么还在这样写？”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不满，更多的是无奈。

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回忆文章，提到傅作义时，措辞尖锐，甚至有些刻薄。

文章细数了傅作义当年如何与解放军对抗，又如何在压力下选择和平起义，言辞中透着一丝嘲讽，好像在挖他的“黑历史”。

罗瑞卿觉得，这样的文字不合时宜。

傅作义如今是共和国的水利部长，还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么写，不合适。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决定至关重要。

他当时手里还有十几万部队，完全可以选择死守北平，但他没有。

他选择了谈判，选择了交出北平，避免了一场可能让这座古城化为废墟的战斗。

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北京饭店里举办了一场宴会，许多军政要员都来了。

杨得志、罗瑞卿也在场，而傅作义——那个曾经让华北解放军头疼不已的对手，也坐在人群之中。

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冷眼旁观，但罗瑞卿没有。

他端起酒杯，主动向傅作义敬酒，微笑着说：“傅先生，北平和平解放，是一件大好事。”傅作义愣了一下，随即举杯回应，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这一幕，被在场的许多人记住了，后来还被形容为“相逢一笑泯恩仇”。

但傅作义真的放下心了吗？恐怕没有。

宴会上，他的笑容有些僵硬，言谈间也透着一丝拘谨。

他明白，自己过去三年和解放军的交战，已经让许多人对他存有成见。

尤其是那场大同集宁战役，让华北解放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6年，大同战役打响。

解放军原本以为傅作义不会出手相救，因为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彼此之间并不信任。

但傅作义却偏偏出兵了，三万大军驰援大同，彻底打乱了解放军的部署。

结果，大同没能拿下，集宁的打援战也因伤亡过大而被迫撤退。

这一仗，让整个华北战场的形势变得极为被动。

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在国民党阵营里算是独树一帜的。

他麾下的部队战斗力算不上顶尖，但他会打仗，懂得利用地形和战术，甚至连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战术上都得让他三分。

华北的解放军吃过他的亏，但他们也在不断研究他的战法。

罗瑞卿曾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强调：“不要轻视傅作义，也不要害怕他。

他有他的优势，也有他的弱点。”这句话，后来成了华北战区不少指挥员的座右铭。

然而，战场之外，傅作义的内心其实也在挣扎。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南下已成定局。

傅作义看得很清楚，华北的局势已经不可逆转。

但他依然在谈判和对抗之间摇摆，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筹码。

他担心，如果选择投诚，共产党会不会追究他过去的战绩？他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为了让傅作义彻底放下包袱，我党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一方面，在军事上给予他沉重打击，把他的精锐部队一一消灭；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施加压力，同时也释放善意。1948年底，傅作义的名字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排名第三十一位。

这是一个信号——如果他继续顽抗，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

最终，他选择了和平解放北平。

毛主席对他的态度，让傅作义感到意外。1949年，他受邀前往西柏坡，与毛主席会面。

一见面，他便主动认错：“我有罪，我有罪。”毛主席笑了笑，摆摆手说：“功过相抵，你还是有功的。”

但傅作义并没有完全放下戒心。

他后来私下向毛主席坦白，说自己手里其实还藏着一些电台和武器。

毛主席听完后，淡淡地说：“你留着吧。”傅作义愣住了，他当然不敢“留着”，但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共产党是真心接纳他了。

建国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长。

起初，他在水利部的工作并不顺利，因为不是党员，很多事他根本插不上手，甚至连公文也不过他的手。

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刻做出调整：“以后水利部的所有文件，没有傅作义的签字，一律无效。”这一决定，让傅作义真正融入了新政府。

他后来在水利建设上做出了不少贡献，奔走全国各地，推动水利工程的建设。

有人说，他是用后半生在弥补前半生的选择。1964年，《解放军报》那篇文章刊登后，罗瑞卿立刻意识到，这样的措辞会让傅作义心里不好受。

他对秘书说：“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年了，还有必要这样写吗？他现在是我们的部长，是国家的一部分，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看他。”

傅作义的故事，是那个时代许多旧军人转变的缩影。

他们曾经站在对立的一方，但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选择了新的方向。

有些人曾对他心存芥蒂，但时间终究会让一切归于平静。

有人说，历史不会忘记他的战场，也不会忽视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