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光明 借鉴国际经验 探索科创与产业融合的中国路径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是科技革命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关键抓手。如今，科技强国与产业强国的边界已然消弭，核心竞争优势不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打造科创与产业深度耦合、双向奔赴的融合机制，形成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正向循环。

一、创新裂谷：科技与产业的逻辑鸿沟

科创与产业融合，本质是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两套逻辑的精准对接。二者内在规律的差异，催生了横亘其间的“创新裂谷”，成为融合发展的核心壁垒。

科技发展，有两大底层规律。一是长周期积淀，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成熟，往往需要数十年深耕，如电磁感应原理到商用发电机落地历经四十年，人工智能从概念提出到大模型产业爆发跨越六十年。二是非线性演进，技术发展分萌芽、突破、成熟三阶段，产业切入的最佳窗口期，恰在技术加速突破的起点。

产业发展，围绕价值创造展开，核心遵循三大逻辑。适配优于极致，不求技术的绝对尖端，只求性能、成本、可靠性的最优平衡，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实际价值才是核心；集成胜于单点，任何技术的产业化，都离不开上下游协同，单点技术撑不起产业高质量发展；实践孕育成熟，技术迭代不能闭门造车，唯有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持续打磨，“用中学”才是技术走向产业化的必经之路。

两套逻辑的张力，体现在三个维度。时间上，科研“十年磨一剑”，产业却追求 “短期见回报”，不少有长远价值的技术，倒在了商业化前夜；评价上，顶刊论文、专利授权不等于产品成功、技术落地，学术与产业的价值评价体系截然不同；组织上，科研机构以探索未知为目标，企业以创造商业价值为核心，文化差异让跨界协作步履维艰。科创与产业融合的真正挑战，从来不是创造新知，而是架起连接二者的桥梁，让科技与产业的逻辑同频共振、相向而行。

二、他山之石：各国跨越创新裂谷的实践启示

面对创新裂谷，世界各国立足自身禀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融合模式，为中国探索科创与产业融合之路，提供了多元镜鉴。

美国：全链条协同的全能型创新体系

美国的核心优势，是实现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商业运作的“三位一体” 深度融合，各环节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历经八十年演进，成为全球创新标杆。政府主导基础研究，持续加大投入且不预设应用方向，打造开放共享的 “知识储备池”，2022 年联邦政府研发投入达 1598 亿美元，NASA 研发投入的经济乘数效应达 1:7，互联网、mRNA 疫苗核心技术均源于此。以三大制度创新打通成果转化 “死亡谷”：拜杜法案让高校和非营利机构保留联邦资助专利，激活技术转移市场；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盟链接全美 300 多家实验室，破解技术 “养在深闺人未识”；商业化专项辅导推动科研人员从 “科研思维” 向 “商业思维” 转型。技术成熟后由私人资本主导商业运作，依托全球最发达的风投市场，政府则坚守“市场主导 + 间接赋能”，通过专项计划填补市场失灵，实现创新链条的无缝衔接。其成功关键，在于制度确定、风险分层、有机分工，政府担早期科研风险，市场扛中后期商业风险，各环节衔接顺畅，创新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德国：科研机构的结构化分工与协同

德国以 “大学 + 四大非大学科研机构”，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筑牢德国制造的创新底座。大学聚焦人才培养与基础教学，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专攻前沿基础研究，弗劳恩霍夫协会专司技术产业化转化，亥姆霍兹联合会主攻国家中长期大科学研究，莱布尼茨协会开展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四大机构各明定位、各专其长。德国通过《研究与创新公约》为机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既保障经费每年稳定增长 3%，又明确跨机构合作要求，形成 “分工而不分家”的协同机制，让科研资源凝聚合力，成为德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制度根基。

荷兰：三螺旋协同与生态集聚的小国典范

荷兰作为资源有限的小国，却在农业、半导体、生命科学等领域跻身全球前列，核心秘诀是政产学研三螺旋协同机制 + 产业生态集聚模式。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三方深度绑定，政府与企业 1:1 共投科研项目，确保研究紧扣产业需求；打造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等“一公里产业链”，实现龙头企业、初创公司、科研机构资源共享，ASML 正是依托此整合全球资源，攻克 EUV 技术占据全球 90% 以上市场份额。同时以双轨制教育适配产业需求，研究型大学做基础科研，应用科技大学与企业深度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让中小企业也能参与高端创新。

意大利与瑞典：特色化创新的差异化探索

意大利立足传统制造业基础，以“主权人工智能” 为核心，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其启示在于：后发国家不必追求全领域领先，但在关乎国家安全和产业命脉的核心领域，必须筑牢自主技术根基。

瑞典直面创新资源分散的问题，通过跨区域共建“创新伙伴关系” 平台，整合分散资源、赋能中小企业，证明只要聚焦核心、协同发力，小国也能在全球创新版图占据一席之地。

三、中国路径：立足禀赋 认清优短

探索中国特色科创与产业融合之路，首要的是清醒认知自身的创新禀赋、阶段性特征与核心矛盾，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中国拥有三大独特创新优势：超大规模市场造就丰富应用场景，海量数据为技术迭代提供天然 “加速器”；完整工业体系覆盖全产业链，让单点技术突破能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快速整合全域资源，攻克“卡脖子” 技术难题。 同时，中国创新体系的短板也十分突出：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大量优质成果 “沉睡” 在实验室；部分龙头企业 “大而不强”，底层核心技术原创突破不足；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分割，科研人员与市场需求脱节，形成“认知鸿沟”；科研评价体系重论文、轻转化，难以调动科研人员参与产业融合的积极性；产业生态集聚度不足，资源分散、协同不畅，中小企业创新成本偏高。

针对这些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标志着我国科创与产业融合的制度设计，已从分散探索迈向系统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为早期成果做技术与商业双重可行性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则是连接创新链、技术链、产业链的核心枢纽，经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达 80%，目前我国已建成 2400 余个中试平台，为成果转化筑牢硬件基础。

四、五大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科创产业融合体系

搭建概念验证之桥，破解早期转化瓶颈。 聚焦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布局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实现早期成果验证全覆盖。建立科学的技术成熟度评价体系，让成果转化有章可循。构建“政府引导 + 社会资本 + 产业基金” 多元投入机制，推广 “拨转股”模式，推动政校企共设联合研发基金，让科研始终紧扣产业需求，破解早期转化资金瓶颈。

培育链主企业，打造产业生态集聚平台 在关键领域遴选创新能力强、产业带动广的龙头企业，鼓励其整合国家实验室、高校、中小企业创新资源，形成“有组织的创新” 格局。借鉴荷兰埃因霍温模式，在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打造特色产业创新园区，构建 “一公里产业链”，推动资源共享，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参照德国弗劳恩霍夫模式，布局专业化应用研究机构，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开放超级应用场景，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定期发布应用场景清单，搭建技术与场景对接平台。推动 AI、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行业的场景验证，让场景成为技术迭代的核心驱动力。围绕产业痛点发布场景需求，建立项目动态评估机制，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构建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完善双轨制人才培养 科创与产业融合，最终落脚在人才融合。建立人才 “旋转门”机制，完善科研人员企业挂职、企业工程师高校任教的制度保障，推动科研与产业认知同频。借鉴德荷双轨制教育经验，在工程类学科推广 “在校学习 + 企业实训” 模式，支持应用科技大学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培养兼具科研视野与产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扩大科研人才国际化交流，为融合发展注入多元智力支撑。

完善制度环境，优化创新融合生态 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树立 “价值导向”，降低论文、专利考核权重，增加技术突破、产业贡献、实际应用等指标权重。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探索、宽容失败，营造敢闯敢试的创新氛围。加快制定国家层面数据标准体系，明确数据产权、安全与利益分配机制，让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完善科创与产业融合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保障合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纵观人类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史，每一次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都是科研、产业、资本、政策多方协同发力的结果。各国的实践路径虽各有不同，但核心要义殊途同归：找准科创与产业的衔接点，以科学的制度设计破解融合难题。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关键阶段，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正是在创新链条关键环节架起桥梁。立足自身禀赋，整合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工业体系的独特优势，融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系统构建跨越创新裂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更多技术突破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让创新成果惠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