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界小镇”到“区域中心”：界首设县研究（1938—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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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界首地处豫皖边界，紧邻沙河，传统时期是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集镇，民国初年已“境内镇称第一”。抗战期间，界首汇集了大量人员、物资，境内走私尤为猖獗，一时以“小上海”闻名。经济大繁荣推进了行政建制调整，界首三镇在空间与管理上逐渐脱离母县，成为相对松散的联合体，但因未设置正式政区，抗战结束旋即衰落。1947年界首设市，为扭转颓势采取了多种措施。1949年后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界首由此前的点状城市型政区“市”转变为包含农村的地域型政区“县”，以契合国家方针，建设新型城乡发展格局。

关键词：行政区划；地域开发；“小上海”；城乡关系；界首

行政区划是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传统时期各层级政区中尤以县级政区最稳定，幅员、数目与名称等变化起伏较小，大抵与其直接“牧民”和赋税征收的功能有关。关于县制起源与新县增设的探讨是研究区域社会变迁史、地方演进史的重要切入点，谭其骧曾提出“母县”的概念。时至今日，“母县”已成为考察地域开发的重要思维工具。但理论都有适用范围，“母县理论可能在经济开发早期，特别是丘陵山区特别有效。在开发程度已经成熟的平原地区，它的有效性要打些折扣”。例如，明清时期的江南设县现象仍然显著，其缘由不为经济开发，而是有更为丰富的内容。据统计，自康熙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683—1911），全国共新设432个县级政区(150个散厅、30个散州、252个县）。于国家边缘地区开辟新县和析分周边政区设县是新县的两大来源。此过程中所衍生的种种事端常涉及动议背景、权力斗争、县治选址、边界划定、田粮纷争、学额分配、官民博弈、文化融汇等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因而行政区划变动及其背后的原因仍是目前学界关注的热点。

近代以来随着人口增殖和土地开发趋于饱和，整个国家疆域范围内都已有相应地方行政建制单位管辖，此情况下的新设政区实际是一种分设。这在安徽省亦可得到印证。晚清以降，安徽一省设置的县级政区，无论是出于防范捻军复起而设的涡阳县，还是立煌、嘉山、岳西、临泉四县，均为划周边政区部分土地分设，且都蕴藏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本文的考察对象界首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一个边界商业小镇迅速成长为皖北豫东一带的区域性中心，进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成为正式的县级行政区，生动地体现了政治、经济要素在政区调整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通过考察界首沿革个案，可以深化对我国近现代县制的认识，为行政区划研究增添具体例证。

一、边界小镇：地方体系层级视阈下的界首集

界首（今界首市），旧名界沟，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明时期，北部属颍州太和县，南部属颍州，均隶属南京凤阳府；清时期，为安徽省颍州府太和县、阜阳县和河南省陈州府沈丘县所分辖；民初继之；至1934年析阜阳西乡设临泉县，界首的地域形态才有所改变。关于界首得名的缘由，据学者考证，因其西与河南省交界，系皖境边沿首集，故明末又称“界首集”。

作为宋金之战和红巾军起义发生地，界首在历史上尚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经济上则略显沉寂。直到明清时期，其商业才获得一定程度发展。明初行政区划调整，界首集所在的太和县得与豫省接壤。是时，太和县“东距颍川，北连淝水，西南接壤中州，舟车辐辏”，俨然皖北大县。在区位条件上，较之县治，界首集不遑多让，其优越的沙河水运助力了商贸兴起。沙河源头有二，均发源于河南省，其一与界首航运关系颇密。此源为汴水之枝津，古名蔡水，有贾鲁河注之，又名惠民河，向南依次流经中牟、开封、尉氏、扶沟、西华诸县，至周家口（即今周口市）与颍水以及沙河别源交汇，东南历淮阳、项城、沈丘诸地后抵达安徽省太和县，经界首集入皖境，又经税子铺、旧县集、太和、阜阳、颍上、八里垛等地，于正阳关附近注入淮河。地处沙河北岸的界首集地理位置关键，经营转口贸易者慢慢汇聚，商业渐有起色。但至宣德年间，河流上游淤塞，河岸风貌逐渐由“通商贾集”变为“河徙市净”。嘉靖年间，河南省疏浚曾在宋代作为漕运通道的贾鲁河，开通连接中原与江南的航运路线。隆庆四年（1570），徽商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刊行，书中专辟“淮安由河南至汴城水”一节详细记载了这条贸易路线：“淮安，十里湖口闸，十里移风闸，十五里清江闸······六十里太和旧县，四十里界沟驿······北二十五里周家店，十五里李方店，三十里西华县，一百二十里李家潭，四十里朱仙镇，起车，四十里至汴城。”贾鲁河、沙河与淮河河道的贯通促进了多座沿河城镇的快速崛起，如朱仙镇、周家口等，沿线各地经济联系趋于紧密。此时的界首集虽已具备一定商业实力，但本质上仅是开封至淮安水路交通线上的众多码头之一，从规模上看仍是东西两侧大型市镇的附庸。

有清一代，界首商业大体延续明代以来的发展格局，主要为河南中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间过境船只提供转运服务，通过水路将豫皖两省所产粮食等农副产品输出江南一带，并输入产自这些地方的绸缎、杂货等商品。“向来河南货物由颍河（即沙河）、涡河舟运至此上岸，陆路至浦口发往苏杭，亦有苏杭绸缎、杂货由浦口起旱，至长淮雇船运赴颍、亳、河南等处。”靠着转口贸易，至清代中叶，界首已成为皖北地区一个重要商业点，但与同属太和一县的旧县集相比仍有差距，后者仍占据“第一镇市”名号。咸丰年间为防御捻军，皖北各县大兴圩寨。界首本地绅商筑城为堡，以继续进行经济活动。堡内有街道数条，各业商户数十家，经营范围包括粮、棉、盐、交易行、栈、油坊、糟坊、酱园等，并设厘卡以征收货物税。清末，由于该地商业兴盛，加之地当冲要，四周常有匪徒出没，治安堪忧，“太和县之界首集，繁富之区，茶商典铺，货肆厘局，悉集于此，况界连豫省，水陆交通，匪党溷迹，盗窃之案所在多有”。因此，太和县令陈请皖省巡抚派兵驻扎，以资弹压。总体来看，此时期的界首集商品经济发展，实际已成为土产品集散地。

民清鼎革之际，豫皖边境匪患严重，为保境安民，民国元年（1912）十月太和县成立县警察所，以管理域内警察事务，并于“乡区内繁盛地方得设警察分所，肥河口、界首集各分所有区长一员，巡士无定额”。警察机构的设立大大提高了行商坐贾的安全感，交易量持续增长。除扩大向外输出本地土特产外，之前界首市面罕见的洋货也逐渐流行，部分商户如恒大商行、西顺昌、同德、同盛等开始销售英美洋油、洋烟等舶来品。这侧面说明围绕界首集构建起来的市场圈较之清代明显拓展，贸易辐射范围更广，消费水平水涨船高。界首集的繁荣吸引了一批外国调查者，其中就有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派遣的实地考察人员，他们认为界首集是一个在经济上有特殊地位的城镇：“此地位于安徽省与河南省的边界处，是镇江贸易势力所能延伸到的终点，换言之，界首是民船从镇江出发沿着颍河逆流而上所能到达的终点，十分重要。名为对梁舫子的小船经常将货物转存在此地。尽管八里垛或正阳镇也有同样的地理条件，但超过半数的交易都在此地进行，由此此地也与河南省周家口产生了密切联系。”贸易的发达也催生了钱庄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又多受往来货物控制：“夏天降水量增加时期市场最为活跃，农历八九月是金针菇，农历十月是牛皮牛骨的装载发货，是个十分繁忙的季节。”南来北往的商人交易使货币种类多样化，界首集流通的不仅有政府铸造的铜钱、铜元，亦有邻省货币和龙洋银元、鹰洋银元等，商贸繁盛可见一斑。

受史料所限，以上对于界首集自明清以来地方体系层级演变的分析基本停留在线性描述。通过文字资料可以得出一些宏观性结论，但要对其实际变迁情形更准确定位，则需要“中间介质”作为替代性指标，邮政局所恰是一个理想对象。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建构中心地层级时依赖最多的单一指标正是近代邮政体系。最新研究成果也进一步证实利用邮政网络研究基层市场的可行性，并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技术路线。光绪二十二年（1896）“大清邮政”正式开办，至宣统元年（1909）安徽省颍州府辖区内已有邮政局所10处，出于政治原因其中7处在府、县治，另3处分设于经济基础较好、交通通达性强的市镇，界首集便设有1处。民国初年，升界首集邮政代办所为三等邮局，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它仍是皖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正式邮局之一。除了便利的水运，20世纪30年代临（汝）太（和）、阜（阳）周（口）两条公路的开通较大提升了界首集的陆上运输能力。交通改善使货物往来更加通畅，贸易距离也随之延伸。以1936年界首集运销各类农、畜产品的情况为例，其年销售总额在281000元以上，与蚌埠、正阳关、周家口等通商巨镇比虽有不小差距，但远超太和、阜阳、沈丘等周边县，除部分商品供应本地和运到蚌埠外，相当一部分销往湖北、周家口等省外地方。《太和县志》编者评价界首集为“境内镇称第一”。可见此时的界首集在地方体系层级中已经完成了由标准市镇向中心市镇的转变，并非有些文章中所称抗战前的界首在经济上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这也为抗日战争期间该地“畸形”发展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

二、因战而兴：抗战时期界首经济的“畸形”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徐州、蚌埠、商丘、开封等城市相继沦陷，陇海、津浦、京汉各铁路交通中断。为阻止日军西进，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大堤，致使黄水南泛，豫东皖北一带俱成泽国，水面宽至太和县李兴集，计达六十华里，界首由于地势较高，偏居一隅，灾民蜂拥而至。随着战争形势恶化，多座大中城市先后被日军占领。相比之下，界首平平无奇，未引起日军太多关注。加之界首北有黄泛区阻隔，南有大别山、淮河等天然屏障，还有沙河（颍河）作为水路通道，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可进可出、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因此，大量沪、宁、江、浙、蚌等沦陷区民众来此避难，或取道此地进入国统区，界首遂成为“抗战后我国进出口最大市场之一”。多重有利条件交织叠加，战前不见经传的界首集几乎一夜之间跃升为远近闻名的“小上海”，战时经济“飞速”发展（图1）。

（一）人口激增，走私猖獗

传统时期的界首集，直至抗战爆发前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市镇。据统计，1936年界首共5000余人，1944年激增至约24万人，短短数年人口翻了几十倍。随着人口急剧膨胀，界首集的居民构成也更趋复杂。因地处国统区和沦陷区对峙的前沿，除大批难民、小贩、外地商旅外，亦不乏国民党官僚、特务、汉奸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等汇聚于此，界首集一时间成为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故时人常称抗战时期的界首是“冒险家的乐园”“劳苦大众的地狱”“革命者的战场”“罪恶的渊薮”。

战时日本对华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难以为继，走私甚为猖獗。就全国而言，“迨抗战后，蚌、汴相继沦陷，津浦、陇海、平汉铁路，交通断绝，内地如洛、宛、陕、川日常用品，大半仍须购自沪、宁、商、蚌各地，因界首有沙河水运之利，复为沪、宁、商、蚌等地进入内地之第一门户”。运入的货物以大后方极其匮乏的布匹、五洋、五金、大小百货、杂货、架车、自行车零件为大宗，也有烟土、海洛因、吗啡、红丸等毒品；运出的有粮食、猪鬃、桐油、苎麻等禁运物资。“敌货进口的数量，虽无确实统计，据估计所得，每月至少在数百万元；同时奸商劳民，将我国重要物产，由此等路线偷运资敌的，其数量亦复相埒。”庞大的贸易量带动界首邮政包裹业务暴涨，“界首集在事变前不过为豫皖两省交界之小镇，战后自敌人施行对后方物资封锁政策后，该处一跃而为由陷区秘密运往后方物资之集中地与转运要冲，该处邮局包裹业务因而突飞猛进，逾常发达，每月售票曾达一千四百余万元之最高峰，不仅为本区各局之冠，即在全国各区中亦所罕睹”。据1943年的财政报告，界首其年纳税额占全国第三位，经济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致在抗战之初即“引起了重庆军事和经济当局的特别注意”，并专门为之增设了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镇公所、商务会、海关、税局、盐务局等多个军政税收权力机关。鼎盛时期的界首三镇计有市区街道70余条，较大商店、行、栈657家，沿街地摊商贩近万户，另有戏园、剧场13家，游艺场2处，书寓24家，浴池6家，茶园10处，各种商业、休闲娱乐场所应有尽有，年贸易总值达8.8亿元。

（二）交通线路延展，运输方式多样化

1943年12月26日，张宗和偕同家人离开重庆，准备前往祖居地合肥，在其日记中有关于此次返乡路线的记录：一行人先到西安，陆上经洛阳、临汝、宝丰、叶县、漯河、周家口、水寨数站，而后到安徽界首，再转乘民船顺沙河直下正阳关，靠岸后经陆路抵达目的地—合肥西乡张老圩。上述线路在抗战时期是一条重要的人员、物资流通线，界首正是其水陆枢纽，交通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后“界首这个小集镇成为沟通东西的唯一通道。‘黄泛区’以西的商贾可以通过这里去亳州、商丘、宿县、蚌埠等地贩运商品；‘黄泛区’以东的商贩可以到界首来卖掉他们的货物，但因当时地方秩序不安宁，经常发生土匪抢劫事件，致使商人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鉴于这种混乱局面，时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何柱国一面命令部队剿灭土匪，保障商路安全。一面与豫皖两省政府协商成立警备司令部，统一管理界首工商、运输等行业。此举效果显著，界首治安状况日益改善，前来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交通线路也随之拓展。

水路是战前界首最主要的运输渠道，黄河决口后沙河水量有所增加，通航能力不降反升，不仅普通民船畅行无阻，客运轮船亦可航行其中。1940年，随着界首市场进入繁盛期，交通运输更趋兴旺，停靠在沙河内的帆船有三四千只，绵延十余里。水路运输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自界首上行到漯河一线，二是自界首下行达正阳关一线，“载运上驶，以竹木、粮食、煤炭为大宗，下驶者以烟叶为大宗”。除水路外尚有三条陆路交通干道，“界首镇通沦陷区路线，有商丘、亳县及蚌埠、怀远两大主脉，通后方者为漯河、周家口之线，三条路线，整日有胶轮架子车及木制手车进出，络绎不绝，每日载货多至万万元”。为保护商旅安全，以上各路沿途均设护路哨和护送部队，有的甚至配备宿息站，提供食宿服务。界首市场与交通的繁荣引起豫皖两省驿运处高度重视，分别于1940年6月和1941年5月在此设站，专营大件商品货物运输。尽管从性质上来说界首驿运处是官办机构，但其经营范围不限于此，包括“军公民运”，且有相对固定的营运路线，为抗战时期大批物资转运提供了安全保障。亲历者就曾说：“如果没有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几年时间绝不能使界首经济发展的那样快。”

（三）“界首三镇”的形成与空间格局的一体化

上文说到界首堡寨修筑于清咸丰年间，堡内面积有限，随着战时大量人员、物资聚集，界首旧城内早已人山人海、货满为患，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贸易量，因而不得不向周边地区拓展城区空间（图2），首先发展起来的就是一墙之隔的皂庙镇。皂庙位于界首之西，隶属河南省沈丘县，分担界首的商业职能前“皂庙系旷野荒冢，并无人烟”。1939年春，皖省政府决定在接近日、伪地区的交通要道以封锁线为界设立检查机构，检查沦陷区输入及向外地输出的货物并收取税费。由于税率过高且常需应付检查人员的敲诈勒索，商人不堪忍受，纷纷由界首流向尚未被新税覆盖的皂庙，皂庙商贸自此一发不可收。是年，诗人臧克家在一组长诗《淮上吟》中对此情景有直观描述，“（界首）城里归安徽，西关属河南，仇货长着脚，法律却给检查员划一条界线。西关尽向荒郊伸脚，一天一个新的繁荣，平地添了棚房千万间，还累得货物躺在露天中”。很快两镇间的隙地消失殆尽，城区在空间上连成一个整体，此前约定俗成的分界线也变得“模糊”起来，为1940年皖、豫两省关于边界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战时兴起的地区是与界首隔岸相对的刘兴镇。刘兴镇隶属临泉县，《界首一览》形容战前的刘兴镇“仅数间茅舍，以农为业”，其经济形势与皂庙相去无几，但在后续发展路径上略有差异。由汤恩伯任总司令的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就驻在临泉县，刘兴镇或多或少受益于此，政治优势明显。商业上虽然稍逊界首，运输、工业、印刷、牲畜各业却冠绝三镇，至1942年全镇已建成街道20余条，有较大商户139家，通往漯河、洛阳、南阳等地的长途汽车站亦设在此镇。沙河两岸先后开辟了10个渡口方便民众往来，交通上的便利使得三镇在地理空间上的联系更趋紧密，也推动了三镇的联合发展和扩张势头，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一年，“界首为战时之新兴城市，商业日益兴隆，惟一般建设均极落伍，现经当局力加整顿，筹建‘新界首’。······已决定开阔市区，沿沙河北岸界、皂两镇，向东西推广，南岸刘兴镇亦与界、皂并行扩张。地点均经勘定，开始招商起建房屋”。

三镇不断强化地理空间一体化时，行政、财税等更深层次的融合也同步开展。如在界首成立警备司令部，初衷就是将此前分属三镇的各商会、警察局、镇公所权力归一，又如三镇销盐税征收一律按皖率执行，这都是三镇制度层面一体化的表现。前者涉及行政管理层面的统一，是三镇一体化的“形”，后者则是经济发展层面的深度融合，是三镇一体化的“神”。三镇城区在整个抗战阶段迅速扩建，制度层面以行政、财税等为代表，虽未完全同频共振，有一定滞后性，但也贡献巨大。以上措施使三镇在空间与管理上逐渐与母县脱离，形成一个中度融合的独立统一体，这为解放战争时期以三镇为基础建立新的城市型政区做了前期准备。

三、界首设县：由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

作为一个因战而兴的商业性城市，界首的发展依赖着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一旦外界刺激性作用消失，其衰落也基本成为定局。抗战结束，大批避难于国统区的民众、商人返回家园，驻守在界首及附近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也由原沦陷区的大、中城市接收，数月之间，繁华的“小上海”迅速萧条。众多行政、权力机关裁撤后，界首地方秩序日趋混乱，治安问题凸显，“（抗战）胜利后，军警机关，相继撤销，秩序逐渐紊乱，近有散兵游勇，与当地流氓勾结在一处，专在河下扣留船只，阻滞运输，或强迫护送，包运走私”。关于界首的未来时人已有清醒认识，“然无论如何，欲保持抗战时期的繁荣，已不可能，但亦决不至回复至抗战前的情状，直落得无人过问”。解放战争开始后，界首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同年12月12日，中共领导下的豫皖苏边区成立。鉴于界首是沈鹿淮县境内较大城镇，国共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共产党于1947年10月1日第三次解放界首城，随后将界首、刘兴、皂庙三镇合并，建立界首市民主政府统辖全市城区。为巩固新生政权，界首市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土顽匪霸，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另一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政策，进一步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此项措施及时有效，船运、盐粮、杂货等各业商人陆续回流，界首市人口达52365人。至1948年下半年，工商业情形已较大改观。“安徽太和县西北之界首市（在豫皖交界处），解放后经八个月来之清剿土匪、端正政策、低利贷款，工商业已由萧条逐步走向繁荣，现已成为豫皖苏工商重镇之一。全市工商户至八月份止，已有二千五百余家。较解放前各种工业均有增加，织袜业增加一倍，制鞋业增加三倍半，印刷业增加五家，铁匠业增加十一家，牲畜行增加九家，经常上市牲口有四百多头。该市濒临颍河，去冬无一只停船，目前与阜阳、颍上间，已有七百多只商船来往。陆路畅通河南周家口、淮阳及安徽之亳县、阜阳等地，与今年三月份比较，该市往来上述各地之马车与架车由共二十二辆增至共五十五辆。由于市面日趋繁荣，房子已感缺乏，市政府已决定开辟新的中原大街，以应需要。”因方法得当，商行情况也有好转（表1）。

由表1可见，截至1948年8月，各业商行情形总体较抗战胜利初期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说明界首市为促进工商业发展采取的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若对比1948年8月和抗战时期的数据，得出的信息则复杂许多。各业商行数量在战后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营业概况却不容乐观，除粮业外，盐业、花布业、杂货业的贸易量远低于抗战时期水平。粮业每日成交量增加得益于东运市场的重启和需求上升，也与中原局设于界首的豫丰贸易公司大量收购粮食有关，可见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变量。就“销路”一栏看，抗战时期界首商贸圈覆盖范围甚广，远达西安、重庆、成都、襄县、漯河、南阳、洛阳、甘肃、宁夏等多个省市，战后则局限至蚌埠、颍上、亳县、周口、临泉、沈丘、鹿邑等周边各县，内缩明显，表明界首作为货物转运枢纽的功能在减弱，或说是战时非正常至战后正常状态的回归。

界首商业的颓势引起了市政府高度重视，此前依赖“走私”维系繁荣的路子早已不合时宜，经济发展必须另寻出路。1948年，市政府在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和今后工作任务时，充分认识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界首经济之所以迅速萧条，就是因为工业不发达”。为了有针对性地提振城市工业，界首市专门组织银行向各私营工商业发放低利贷款728 200元（中州钞），产业涉及制烟、榨油、酿酒、造纸、皮革、毛巾、肥皂、木材、印刷等多个门类，使63家工厂企业得以恢复生产。贷给工业的资金远超商业。据统计，1948年6月—1949年10月，“共贷给工业方面737户，计中钞13135800元，人民币7926685元；贷给商业方面计219户，中钞8973500元，人民币2519992元”。除了贷款给企业助力纾困外，界首市还集资兴建了一批工业，如铁工厂、轮船营造厂和发电厂等，为此后界首工业发展开创了良好局面。

与工业渐入正轨不同，界首的商业衰落在1949年后没有根本扭转。界首于1947年解放，彼时是解放区内仅次于石家庄的第二大城市，华野总部和豫皖苏边区党政军机关相继迁入，使界首在国民党军政机构迁出之后，仍然暂时保住了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好景不长，随着“江北全部解放，行署级机关进入大城市，政治中心转移，人口逐渐减少”，界首发展面临着新挑战。1952年，中共界首市委在《一年来的生产总结报告》中将该市基本特点概括为“地少人多，形成劳力过剩现象”。据统计，截至1952年底，全市共有6351户，24318人，其中“农业户1391户6551人，非农业户4960户17767人，地9689.8亩”。就农业人口而言，人均仅得1.48亩，低于同期土改后的太和县、临泉县，人地矛盾突出。频繁发生的灾荒无疑雪上加霜，“生意萧条，生产门路窄，即使找到生产门路，获利极少，不足维持生活，致使城市失业人员日渐增多，贫苦市民要求到乡村去分土地”。为缓解市内土地短绌问题，1950年7月划临泉、太和边境之尚庄、田营等8个乡归界首市辖，成立郊区，但不知何故，此项政策仅推行一年即被废除。除此之外，界首商业不景气、人口数量锐减，使以行政畛域为单位的城乡物资难以交换流通，这成为其行政区划再次变更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皖省全境解放以后，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政府层面多管齐下。其中，召开城乡物资交流大会被视作促进城乡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但“因为本市仅有市区，没基层行政区域，然在商品的推销上必须依赖广大农村的购买力，所以我们要求上级在我市举办交流会时，最好能替我们动员各县前来参加以利互助”。界首市管辖行政区域过于局促，市场狭小，加之本身“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吃空抓空的贫苦市民占整个市贫民的二分之一强”，城乡物资交流方面处处受制于人，无法达成省里要求的各县“每季至少必须召开3次到5次······每次8亿元”的目标任务，也与国家关于城乡物资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的总方针背道而驰。

行政区划不合理极大制约了界首市发展，基于对界首市现状和未来的考虑，1953年3月3日，界首市委正式向上级提出调整现行行政区划的申请，请求将原太和县所辖光武、税镇，临泉县所辖陶庙三个区划入界首市。申请调整的理由在报告中有详细说明：

（一）不是政治中心，经济受到一定的限制，活动范围少，大商人逐渐外迁。

（二）本地既不是矿区，又没有土产，仅是一个小的商业城市。

（三）交通不便，水路有沙河，不能通大中型的轮船，陆地仅有汽车，一遇阴雨多日，交通阻隔。

（四）没有乡村的支援，甚为孤立，如本市第一次物资交流会只到代表87人（外来的41人，本市的6个），第三次只到5个代表，来的多是有卖无买，这样使城乡的交流也受到限制。

（五）本市头大脚小，机关多群众少。

可见，无论官方还是普通民众对于当时界首市的行政区划均不甚满意。行政地域范围有限不仅阻碍了界首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干部群众的思想上也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认为界首“发展前途不大”。如果将上述三区划入界首，好处至少有三个：

（一）因为政治上的关系，群众来往进城的机会多了，经济上的关系也随之增加，可以达到城市领导乡村，乡村支援城市的目的，以保持和发展这个城市。

（二）可以变太和、临泉两县的边区为本市的中心区，对群众工作的指导上能更深入一步。

（三）可以加强本市周围的公安工作，孤立的一个城市，城外的情况不易了解，万一发生什么情况，突如其来，本市则难应付。

综观上述列举的“好处”，核心就是“城乡关系”，这一点与时代大背景有关。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陈云在会上指出：“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由此开启了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新型城乡发展路径。从历史上看，国家发展急剧变革时期，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都变动很大，这就要求原有国家结构体系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行政区划制度是国家结构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其决定性因素是国家或区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抗战期间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形势和界首周边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此前的点状城市型政区“市”，有必要向包含农村的地域型政区“县”转变，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地区发展要求。1953年6月25日，政务院批准撤销界首市，分太和县35个乡、临泉县45个乡与原界首市区组建界首县，确立了今县级界首市的行政区域；9月3日，正式宣布将界首市改为界首县，这以后界首幅员行政区划趋于稳定。

四、结语

一般而言，考察政区发展演变规律大致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政区发展演变与外部地理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规律；二是政区本身内部结构要素的发展演变规律。相较后者，前者对于政区演变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和具体。诸多因素中，政治和经济要素在总体上占据支配地位，尤其对于基层政区而言。抗战兵兴，在一系列刺激性力量的交织叠加下，界首由一个地处豫皖边界的传统商业小镇迅速成长为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纳税额一度跃居全国前列。为了维持“孤岛”繁荣以汲取有限财源，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强界首、刘兴、皂庙三镇地理空间一体化，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建设，但将三镇正式组合起来的更高一级行政区划始终未能设置，从而三镇只能算是松散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内部整合力度浅，缺乏强有力的统一行政权力，其固有的离心倾向会随着刺激性外力减弱而愈发鲜明，抗战胜利后界首的快速衰落即源于此。所以，1947年界首解放伊始便调整了行政区划，合并三镇，成立市政府集中权力，建立城市型政区，其经济颓势在较短时间内有所扭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作重心逐渐向经济建设转移，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新型城乡关系被提出，界首行政区划设计的不合理之处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地区发展。

回溯20世纪上半叶界首的演进历程，几次重大转折几乎都在社会剧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实现，这印证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名言：“真正影响城市规划发展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变革。”1953年界首“撤市设县”，由城市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顺应了彼时国家大政方针和城乡关系新格局，不仅县域空间得以展拓，同时也为20世纪下半叶其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易山明

来源：《历史地理研究》2025年第4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江 桐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杨 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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