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渣滓洞特务：1953年被判死刑时说了一句话，28年后成革命功臣

众所周知，革命烈士“江姐”是在重庆“11.27”大屠杀前牺牲的，但在牺牲之前，她在狱中给儿子彭云写下一封信，这封信被完整无缺地送了出来。

信中，江姐除了简单的寒暄外，还希望孩子能够“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最关键的是信件的最后一句话：“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根据信件的内容不难推断，这里的“来友”指的就是送信人，但彼时的江姐身处监狱，四面八方都是特务，这封信到底是如何送出的？“来友”指的又是谁呢？

黄茂才“误入歧途”

“江姐”指的就是江竹筠，1939入党后一直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担任地下工作。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局势已渐明朗，国民党战败已是注定，在组织的安排下，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等人开始引领学生运动。

在这期间，江竹筠主要负责联络工作，比如护送情报文件、为伤员运送药物等等。

遗憾的是，1948年，彭咏梧同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江竹筠化悲愤为力量，接任了丈夫的工作。

不幸的是，这年6月份，江竹筠因为被叛徒出卖，暴露了行踪，被捕后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此监狱戒备森严，牢房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其中，内院为牢房，外院就是专门刑讯革命志士的地方。

被关进这里，基本意味着没有再重见天日的那天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监狱中一名看守成功被策反，他也成为了狱中党组织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这个人就是黄茂才。

黄茂才，初中文化，年少时为了混口饭吃“误入”了康绥靖公署，凭借着懂点文化知识，他当上了少尉文书，后来又被派到了渣滓洞监狱当看守。

其实，黄茂才本身并无所谓，不管是文书还是看守，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已，所以他对国民党也没有多少好感。

而在监狱任职了一段时间后，黄茂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上级总是会把这些“犯人”描述地作恶多端、十恶不赦，但是，据他的观察，这些“犯人”都很有文化，怎么看都不像是“杀人放火”的模样。

只不过，黄茂才在任看守之初，为了表现自己，也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严厉对待“犯人”，其中也少不了大声呵斥。

渣滓洞监狱为了切断“犯人”与外界的沟通，制定了一套颇为严格的标准制度，“犯人”被关押前不被告知具体地点，也不被告知具体刑期。

另外，不允许“犯人”的家属探视，甚至连“犯人”之间的联系都被严加看管。

如果说“犯人”被发现与外界“私通”，加大镣铐、被关禁闭是少不了的，严重的甚至会被直接处决。

再一个，监狱还专门有限制看守人员的规定，如果说出现了包庇等情况，看守人员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

那么，黄茂才又是如何被策反的呢？

成功策反

1948年7月，当时正好轮到黄茂才值班，监狱里被押上来一个年轻的“女犯人”，她就是曾紫霞。

曾紫霞家境优渥，父亲还是四川省财政厅的科长，但是，在家国利益面前，她还是毅然决然选择了加入共产党。

但是，和江姐的经历非常相似，曾紫霞在一次革命活动中被叛徒出卖，她和刘国志双双被捕入狱。

在狱中，曾紫霞意外发现，她跟看守黄茂才还算是半个老乡，在后续的相处中，曾紫霞萌生了一个想法：策反黄茂才。

当然了，之所以把策反对象选为黄茂才，肯定不单单是凭借“半个老乡”这种关系，其中有很多个原因。

其一，黄茂才的家室很“干净”，祖上三代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在他爷爷去世时，父亲还因为一口棺材被地主给“羞辱”了一番。

所以，大家推测黄茂才肯定是对封建地主恨之入骨，这一点跟我党的革命目的是相似的。

其二，黄茂才的身世很“单纯”，不同于其他看守，他并非军统出身，在国民党系统里没有背景，也没有资历，心思也较为纯洁。

其三，虽然一开始黄茂才对待“犯人”比较严厉，但那也只是为了保住饭碗罢了，总体来看，他比其他的军统特务更为“温柔”。

基于此，江姐和曾紫霞等人开始尝试与黄茂才沟通，暗中观察黄茂才能不能靠得住，最后大家发现，黄茂才确实是一个可以策反的对象。

与此同时，黄茂才也流露出了与江姐等人接近的情绪，有一次他买了毛线，旁敲侧击地想让“女犯人”帮忙织件毛衣。

对于这样的机会，江姐和曾紫霞显然是不能放过的，江姐一边织毛衣，一边偷偷跟黄茂才聊天。

一开始的聊天内容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后来慢慢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最后发现，黄茂才对国民党其实并没有那么忠心，反而对渣滓洞的“犯人”们敬仰有加。

于是，江姐决定从政治层面入手进行策反，往后的那段时间，她给黄茂才讲述了很多我党的政策以及解放战争后面的大好形势。

“如果我有事相托，你是否愿意帮忙。”江姐见时机成熟，便询问黄茂才。

正如大家所料，黄茂才眼神坚定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也是从这时候，黄茂才成为了狱中党组织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狱中，每次轮到黄茂才值班的时候，“犯人”们的放风时间总是会被延长，“犯人”之间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厕所里成为了大家“咬耳朵”的绝佳场所。

对此，黄茂才其实都是知道的，不过，他不光不管制，还会主动给“犯人”们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49年的春节，黄茂才答应了“犯人”们提出的“春节联欢会”的请求，“犯人”聚在一起，尽情庆祝着我军在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取得的胜利，这是大家为数不多的喜悦时刻。

而最让黄茂才骄傲的一件事，还是冒险为江姐送出“示儿信”。

迟来了28年的革命功臣

1949年8月份，身在狱中的江姐使用竹签蘸着自制的墨水，在一块只有巴掌大的纸上写了一封“示儿信”。

这封信该由谁帮忙送出去呢？毫无疑问，最佳人员也是唯一的人选就是黄茂才。

8月27日，江姐把这封信交给了黄茂才，黄茂才得知江姐的请求后，虽然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弄不好还有被处决的风险，但还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怀里揣着这封信，黄茂才又请了个假，穿上便装去到了重庆，经过四处打听，终于把信送到了谭竹安的手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后，江姐的亲属将这封信交给了政府，此信就珍藏在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里。

让黄茂才感到遗憾的是，他在完成送信任务后，才得知这封信成为了江姐的“绝笔信”。

11月18日，黄茂才假期结束，再次回到了渣滓洞监狱，只不过，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太对劲，经过打听才知道，狱中的很多“犯人”都被杀害了，这其中就包括江姐。

得知这一消息的黄茂才内心十分难受，但他又不敢表露出来，不幸的是，黄茂才在狱中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所长的警觉，在两天后，他又被遣返回到了家。

在回家前，黄茂才最后接受了一项任务，胡其芬交代的一封信，这封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介绍了狱中的情况，希望组织马上营救，另一个是希望组织给予黄茂才特殊照顾。

黄茂才把信件交到了旷素华的手上，但因为事件紧急，旷素华没能顾及到黄茂才的生活。

不过，黄茂才并没有抱怨，他为我党办事并不图回报，就这样，他回到了老家，解放后，担任了当地学校的教师，过上了普通的生活。

戏剧性的是，黄茂才的平静生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51年的他被押送到了荣县公安局，原来，有人举报说他是“11.27”大屠杀的参与者，是迫害烈士江姐的主犯。

但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黄茂才肯定不会承认，但是，他的解释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甚至在办案人员眼里成了“狡辩”。

万般无奈之下，黄茂才被迫违心承认参与了“大屠杀”，但从始至终都不承认杀害江姐。

就这样，黄茂才含冤入狱，因为“罪行过大”，引起民愤，随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行刑前，黄茂才悲愤交加，大喊道：“我没有害江姐，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与此同时，“贫协”这边也表示：黄茂才出身贫苦，年轻时误入敌营，办案人员也发现了此案存在疑点。

于是，黄茂才被免除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在劳动改造的那段时间，黄茂才积极配合，最终于1964年被提前释放，不过，因为这件事，在那个特殊年代，他遭到了不公的待遇。

好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出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黄茂才一案才有了纠正的机会。

1982年，在荣县人民法院的复查下，黄茂才被宣布无罪，得知这一消息后的他埋头痛哭，几十年的冤屈终于迎来了真相。

同时，他还因为对革命有功，被增补为了县五届政协委员，生活上也有了保障。

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国解放事业默默无闻做出贡献的人民，我们国家的革命功臣会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