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在山上养野鸡，被邻居发现举报罚款6万，半月后专家上门道歉

青石岭的晨雾还没散尽，像一层乳白色的薄纱，轻轻笼着半山腰那片苍翠的松林。七十三岁的赵守山已经忙活开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劳动布衣裳，裤腿扎进厚厚的棉袜里，脚上一双沾满泥点的解放鞋，正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将一把金黄的玉米粒和切得细碎的野菜叶子，撒在一片用细竹竿和旧渔网围起来的林间空地上。空地不大，约莫半亩见方，依着山势，一边靠着陡峭的岩壁，另一边用网子松松地拦着，既给了里头的“住户”一些活动的空间，又不至于让它们跑得太远。

“咕咕——喔喔喔——” 随着食物落下，一阵略显嘈杂却充满生气的鸣叫声响了起来。只见十几只羽毛斑斓的鸟儿从松枝上、岩缝里、灌木丛中扑棱棱地飞下来，或踱着方步，或跳跃着，开始啄食。它们个头比家鸡略小，但身形矫健，羽毛在透过林隙的晨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深褐色的底羽上点缀着规则的白色斑点，长长的尾羽拖在身后，雄鸟的头顶还有一小簇鲜艳的红色肉冠，像顶着一枚小小的勋章。这不是普通的家鸡，是正儿八经的野鸡，学名环颈雉。

赵守山直起腰，捶了捶有些酸痛的背，眯着眼看着这群生机勃勃的小家伙，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意，像看着自己调皮又可爱的孙辈。他在这青石岭住了快五十年了，老伴去得早，儿子在省城安了家，几次要接他下去，他都摇头。舍不得这山，这林子，还有这些越来越难见到的“老邻居”——野鸡、山雀、松鼠，甚至偶尔还能见到獾子的脚印。三年前，他发现山上的野鸡越来越少了，听说是有人偷偷下套子捕了去卖，或是被进山乱窜的流浪狗给祸害了。他心里着急，琢磨了很久，才想出这么个法子：选了这片相对隐蔽、又有水源（岩壁渗水形成一个小水洼）的缓坡，简单围了一下，每天早晚过来撒些粮食、菜叶，算是给这些野鸡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食堂”和“避难所”。时间久了，这群野鸡认得他了，也习惯了来这里觅食、嬉戏，甚至有几对胆子大的，开始在围网内的灌木丛里下蛋、孵小鸡。赵守山从不抓它们，也不捡它们的蛋，只是看着这群鲜活的生命在这里安家、繁衍，就觉得这空落落的山居日子，有了实实在在的寄托和声响。他管这叫“养”，其实更贴切地说，是“护着”。

“老赵头！又伺候你的‘凤凰’呢？” 一个带着明显戏谑和不满的声音从坡下传来。赵守山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住在山脚下、和他家林地紧挨着的邻居，王富贵。王富贵五十出头，在镇上开了个小建材店，有点小钱，前些年把老房子推了，盖起了三层贴瓷砖的小楼，围了个大院子，养了好几条狼狗，气派得很。但他一直惦记着赵守山家这片靠着山泉、地势又平缓的林地，几次想买下来扩建院子或者搞点“农家乐”，都被赵守山一口回绝了。为这事，王富贵心里一直憋着气，觉得这老顽固挡了他的财路。

赵守山转过身，看见王富贵正背着手站在坡下的小路上，仰着头往这边看，脸上似笑非笑。他身后跟着他那条总爱龇牙的大狼狗，狗冲着林子这边不安分地低吠着。

“富贵啊，早。” 赵守山淡淡地打了个招呼，不想多话。他知道王富贵看不上他这“不务正业”的举动，觉得他是有福不会享，瞎折腾。

王富贵几步走了上来，隔着那简陋的围网往里瞧，啧啧两声：“哟，这又多了几只小的？老赵头，你这‘养殖场’规模见涨啊。这野鸡……听说现在城里人可爱吃这‘野味’了，价格不菲呢。你这天天喂着，是打算养肥了卖钱？” 话里话外，透着股酸溜溜的试探和怀疑。

赵守山皱了皱眉：“卖什么钱？我就是看着它们稀罕，给口吃的，让它们有个地方躲躲灾。这都是山里的东西，不属于谁。”

“不属于谁？” 王富贵嗤笑一声，“那你圈起来算怎么回事？这山这林，可是有主的，也不是你赵守山一家的。你这叫私自圈占山林，驯养野生动物！我可是听说，现在管得严，随便抓只麻雀都可能犯法！” 他故意把声音提高了些，眼睛却贼溜溜地扫视着围网里的野鸡，心里盘算着。他举报赵守山，倒不全是出于公心或对法律的热忱，更多是掺杂着旧怨和新嫉——凭什么这老东西占着好地不用，却用来搞这些没名堂的？万一哪天这些野鸡真被他养成规模，或者引来什么关注，岂不是更显得他王富贵没眼光？再者，要是能借着这事，让上头管管，最好罚赵守山一笔，或者逼得他弄不下去，自己说不定还能有机会把那片林地弄到手。

赵守山懒得跟他争辩，挥挥手：“我心里有数。它们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我没拦着。这网子就是个提醒，防着野狗，也防着有些心术不正的人。” 这话意有所指，王富贵脸色沉了沉。

“行，你心里有数就好。别到时候犯了法，哭都来不及！” 王富贵撂下这句硬邦邦的话，牵着狗，悻悻地下山去了。

赵守山没把他的话太往心里去。他觉得自己没偷没抢，没抓没卖，就是喂点食，给野鸡行个方便，能犯什么法？山里的老规矩，不就是人与动物互相留点余地吗？

然而，他低估了王富贵的“行动力”，也低估了在某些僵化条文和举报电话面前，人情与常理的脆弱。

三天后的下午，赵守山正在屋里修补农具，两辆陌生的车子——一辆白色的森林公安巡逻车，一辆印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字样的皮卡，颠簸着开到了他院门口。车上下来五六个人，有穿制服的，有穿便服但挂着工作牌的，面色严肃。领头的是镇林业站的一个副站长，姓李，赵守山见过两次，不算熟。王富贵也跟在后面，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和看好戏的意味。

“赵守山同志是吧？” 李副站长拿着一个文件夹，语气公事公办，“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反映你在青石岭擅自圈占林地，非法驯养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具体是环颈雉。现在依法来进行现场调查核实，请你配合。”

赵守山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王富贵真去举报了，还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他连忙解释：“领导，误会了！我就是看山上的野鸡少了，可怜，弄了点吃的，那网子就是防狗，不是圈养！它们都是自由的，我没关着它们，更没抓来卖！”

一行人不由分说，上了山，来到那片围网前。正是傍晚，又有几只野鸡在附近觅食，看到这么多人，惊得飞蹿起来，咯咯乱叫。王富贵立刻指着说：“看！都在里面呢！这就是证据！”

执法人员测量了围网面积（虽然不大，但确实占用了林地），拍了照，录了像。李副站长翻着文件，严肃地说：“老赵，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相关林地管理条例，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尤其是环颈雉，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三有’动物）。你这围网，投放食物，形成固定投喂点，导致野生动物聚集，改变了其野生习性，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驯养’行为。而且，未经审批占用林地，哪怕面积不大，也是违规的。”

赵守山急了：“领导，这……这怎么就是驯养了？我就是好心……”

“好心不能代替法律。” 旁边一个年轻的执法队员打断他，语气生硬，“现在很多非法狩猎就是打着‘投喂’、‘保护’的幌子。你说你没抓没卖，但你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野鸡的依赖性，也可能吸引盗猎者注意，破坏了它们的野生状态。按照规定，我们可以对你进行处罚。”

无论赵守山如何辩解、甚至恳求，对方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法律条文。王富贵在一旁添油加醋：“李站长，这野鸡可是会祸害庄稼的，他这么一喂，野鸡多了，跑到我家地里偷吃菜籽怎么办？这损失谁赔？”

最终，处罚决定下来了：因“擅自驯养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和“未经批准占用林地”，合并处以罚款六万元，责令限期拆除围网，停止一切投喂行为，并将聚集的野鸡“驱散”，恢复其野生状态。白纸黑字的处罚通知书递到赵守山手里时，他的手抖得厉害。六万！他一个靠儿子偶尔接济、自己种点小菜糊口的孤老头子，哪来六万块钱？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领导，这……这罚得太重了！我实在拿不出啊！能不能通融通融，我把网子拆了，以后不喂了，行不行？” 赵守山老泪纵横，几乎要跪下。

李副站长面露难色，但语气依旧强硬：“老赵，处罚决定是依法作出的，有标准。我们也很同情你，但法不容情。罚款必须缴纳，限期十五天。逾期不交，会产生滞纳金，甚至可能强制执行。”

王富贵看着赵守山瞬间佝偻下去的背影和绝望的脸，心里掠过一丝快意，但很快又有点不是滋味，不过那点愧疚很快被“依法办事”、“自己没错”的想法压了下去。

执法车辆扬长而去，留下赵守山一个人站在暮色渐浓的山坡上，对着那片即将不复存在的野鸡“食堂”，和手里那张沉重的罚款单，欲哭无泪。围网里的几只野鸡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安，在渐渐暗下来的林子里发出几声惶惑的低鸣。

接下来的日子，对赵守山来说是天塌地陷。他拆掉了围网，不再去投食。但那些习惯了在那里觅食的野鸡，尤其是几只刚孵出不久、还不太会远距离飞翔的小雏鸡，突然失去了固定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点，显得惊慌失措，在附近徘徊哀鸣，有的瘦得很快。赵守山看着心疼如绞，却不敢再靠近。他东拼西凑，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又硬着头皮给儿子打电话，吞吞吐吐说了这事。儿子在电话那头又急又气，埋怨他多事，但最终还是给他转了三万块钱，说剩下的再想办法，但语气里满是无奈和压力。赵守山一辈子没这么窝囊、这么绝望过。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事，却要承受如此重的惩罚；他想保护点东西，却好像反而害了它们。山居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和声音，只剩下沉重的债务和对那群野鸡命运的担忧。

王富贵偶尔碰见他，眼神躲闪，但也没再说什么风凉话。村里有些人知道了，议论纷纷，有的同情赵守山，觉得罚得太重，王富贵不地道；也有的觉得赵守山确实不懂法，自找的。赵守山变得越发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青石岭的方向发呆。

就在罚款期限将至，赵守山几乎要认命，准备卖掉一些祖传的老物件凑钱时，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那天下午，又有一辆车开到了赵守山破旧的院门口。这次不是执法车，而是一辆普通的黑色SUV。车上下来三个人，两男一女，都穿着便装，但气质与之前的执法人员明显不同，更斯文，带着书卷气。为首的是个六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者，面容和蔼，目光敏锐。他自称姓秦，是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教授，专门研究鸟类生态，尤其是雉类。另外两位是他的学生。

赵守山有些警惕地看着他们，不知道又是哪路“神仙”。

秦教授态度非常客气，甚至带着歉意：“赵老先生，您好。冒昧打扰。我们是从县林业局那边了解到您的情况，特意过来拜访的。”

赵守山心里一紧，以为又是来催罚款或者追加处罚的，脸色顿时不好看。

秦教授连忙摆手：“您别误会，我们不是执法部门的。是这样，我们研究院一直在进行本省环颈雉野生种群的监测和研究。青石岭这一带，历史上就是环颈雉的一个重要分布点。但近些年，由于栖息地破碎化和人为干扰，这里的野生种群数量下降得很厉害，我们一直很关注。”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语气变得有些激动：“我们通过县局调阅了上次执法过程的资料，包括现场照片和您的陈述。我们发现，您围网的那片地方，选择的非常巧妙——背风向阳，靠近水源和浆果灌木丛，岩壁还能提供天然庇护，这简直是环颈雉理想的微栖息地！更重要的是，您没有抓捕、没有限制它们自由，只是提供了补充食物，尤其是在冬季食物匮乏和天敌增多的时段。您知道吗？根据我们初步观察和对比这一带其他区域的数据，您这片‘食堂’周围活动的环颈雉，种群结构非常健康，成幼比合理，雏鸟成活率明显高于完全野生的种群！您无意中做的，正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但极其有效的‘辅助性投喂和庇护’，这在生态学上，对于稳定和恢复小种群数量，是有积极意义的！”

赵守山听得有点懵，这些文绉绉的词他不太明白，但“积极意义”、“健康”、“成活率高”这些词，让他死灰般的心燃起了一点微弱的火苗。

秦教授的学生，那个年轻女孩补充道：“大爷，我们查了资料，也咨询了法律专家。像您这种情况，主观上没有营利目的，客观上对种群保护产生了积极效果，且未造成野生动物伤害或生态破坏，其实是可以适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关于‘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的条款，申请特许或免罚的，尤其是针对‘三有’动物。之前的处罚……可能有些机械和草率了，没有考虑到您行为的特殊性和实际生态效果。”

秦教授接过话头，语气诚恳：“赵老先生，我们今天来，一是向您道歉。我们的科研工作与基层执法沟通不够顺畅，导致像您这样真正爱护野生动物、并用实际行动（尽管方式原始）保护了它们的热心群众，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严厉处罚。这是我们的失职。二是向您表示感谢。您守护的这群环颈雉，是我们研究本地亚种遗传多样性的宝贵样本。三是，我们想和您商量，能否把您这里，作为一个我们研究院的‘民间观测点’和‘辅助性保护实践点’？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更科学的指导，比如如何更合理地投喂（避免依赖），如何更好地营造栖息环境，甚至申请一点小小的经费补贴。当然，您之前的罚款，我们会立即与县里、镇里沟通，说明情况，争取撤销处罚。”

赵守山呆呆地听着，仿佛在做梦。半个月来的委屈、绝望、不解，在这一刻化成了滚烫的泪水，涌出眼眶。他嘴唇哆嗦着，半天才说出一句：“真……真的？不罚我了？那些野鸡……没事了？我……我没做错？”

“您没做错，老先生。” 秦教授握住赵守山粗糙的手，用力摇了摇，“您做了一件很多人都不理解，但非常有价值的事。您用的是老辈人的智慧和良心，保护了这些山里的精灵。我们应该感谢您才对。”

秦教授一行人当天就去了镇政府和县林业局。经过他们的专业说明和据理力争，加上研究院的公函，事情很快出现了反转。县里重新审议了案情，认为赵守山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且客观上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社会危害性极小，最终决定撤销之前的行政处罚决定，退还已缴纳的罚款（赵守山还没来得及交全）。镇林业站的李副站长也亲自上门，向赵守山表示了歉意，承认当时执法考虑不周，过于教条。

消息传开，村里炸开了锅。王富贵得知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躲在家里好几天没出门。他没想到自己这一举报，非但没整垮赵守山，反而让他引来了省里的专家，成了“保护动物”的正面典型！自己倒成了笑话，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多了几分鄙夷。

赵守山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但又有了新的不同。围网没有再拉起，但他依然每天去那片山坡转转，只是不再大规模投喂，而是在秦教授学生的指导下，在更隐蔽的地方放置了一些适合野鸡取食的天然食物（如某些灌木种子），并清理了附近可能存在的危险（如塑料袋、废铁丝）。那群野鸡似乎也慢慢适应了，依然在那片区域活动，只是更加机警，与人的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秦教授的团队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做做记录，和赵守山聊聊天。赵守山觉得，自己好像又多了几个能理解他的“山外人”朋友。

山风依旧，松涛如旧。但青石岭上，人与野鸡之间那段短暂的、充满误解与纠葛的插曲，终于以专家的道歉和法律的更正而告终。它告诉人们，法与情、规与理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更细致的甄别，以及对于民间那些源于本善的、朴素保护行为的尊重。而赵守山用他的固执和善良，守住的不仅仅是一群野鸡，或许还有在日益精细却也容易僵化的规则面前，那份属于人与自然最本初的、相互守望的温情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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