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观察 | 当传宗接代成为家庭KPI：农村年轻人的婚姻围城与突围

裴艺菲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从古至今，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问题，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今年过年回家就听到母亲让我去参加亲戚婚礼的消息，过了几天父亲又去参加了一场订婚宴，二舅在闲谈时也说参加了两三场婚礼，在村庄里闲逛时也可以看到喜庆的车队，听到震耳的炮声，明显感受到今年村里结婚的对数比去年多，这些和我结婚率下降的知识储备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同时在听父母与亲戚门闲谈的时候我听见好多新婚小夫妻因各种原因吵架、闹离婚，最后也真离婚了。据观察，村里出现着高结婚对数和高离婚对数的双高情况。

一、田野概况

笔者农村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地处广袤无垠的“四十五里广润陂”之腹，境内地势开阔平缓，沃野坦荡，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为主，是一个农业大乡，素有“豫北粮屯”之称。

二、流程简介

村里人结婚首先要找媒婆说媒，媒说成了给媒婆一万，没说成给媒婆20的电话费，这里父母与媒婆主要起一个搭建桥梁的作用，是否能成还是看男女双方。媒说成后，双方父母讨论彩礼（一般为18.8万元），选择合适的日子办订婚宴和婚礼。订婚宴一般只请本家的人，婚礼请的人会比较多。结婚当天，女方亲戚去女方家，男方亲戚去男方家，随后男方到女方家里接女方到男方家，举行一个中式婚礼，随后去酒店举行西式婚礼，婚礼的整个流程由主持人来推进。同时还有一个“管事儿”的人充当习俗信息的提供者，告诉要办红事儿的家庭如何去做。

三、现象分析

本村存在结婚对数与离婚对数均较高的看似矛盾现象，实则是同一社会结构在不同阶段催生的结果。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少子化（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所带来的家庭资源高度集中与情感负荷过载，这一结构对婚姻的促成与瓦解两个阶段起促进作用。

3.1高结婚对数

首先，结婚对数较高是，在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子女强制性结婚的结果。传宗接代是一个植根于中国农耕文明与宗族社会的核心传统观念，是传统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之一。

在老一辈人看来，结婚生子是传宗接代的重要途径，是老一辈人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子女（特别是儿子）稀少的家庭中，传宗接代的传统责任失去其他子女的缓冲与分摊空间，结婚生子成为他们必须完成的家庭政治任务。为了确保这项目标的达成，父母会提前数年开始进行资金储蓄，甚至不惜通过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以支付高昂的彩礼与婚房首付。这种“集中全家之力，办好一桩婚事”全力投入的家庭策略，降低了男性个体面临的经济门槛，将许多本不具备独立婚娶能力的青年推入了婚姻，同时农村大多青年在九年义务教育后进入社会，20多岁的年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父母，在以经济为支持的结婚现状中，青年人处在话语权较弱的地位，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有较大的决定权（有的青年反映受不了父母的催婚而选择结婚）。

从女方看，同样作为家庭核心的独生女，其婚姻也承载着父母寻求安稳归宿的厚望，同时由于前期计划生育的影响，女孩数量相较于男孩数量较少，一个适龄结婚的女孩成为各家都想娶回家的对象，这也是彩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由于资源紧缺，需要娶媳妇的家庭为了能够传宗接代不惜贷款支付高额彩礼；另一方面，嫁女儿的家庭自然不愿意将宠爱的女儿以低于普遍的标准嫁出去，家长也认为彩礼是对女儿婚后的一份重要保障。同时结婚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个人经历的影响。定居在城市的亲戚其对孩子的婚姻持尊重、宽松态度，没有对适龄的孩子进行催婚，并且在孩子回家面临催婚或者有人要给孩子说媒时以孩子还在上学、不急等原因搪塞过去，而对于长期在农村的亲戚即使其孩子也考上大学依然对孩子的婚事进行打算，更有甚者在孩子高三未高考完时给孩子安排相亲，在孩子结束教育后进入婚姻，在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村内低教育程度对农村早婚起到了推动作用。

农村的高结婚对数，是家庭在面对少子化结构带来的延续性危机时，动用一切可支配资源（经济、权威、社会关系）所做出的家庭策略。它绝非经济富裕的象征，而是在特定结构约束下，为完成文化伦理任务而进行的一场社会投资运动。而且当结婚的孩子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孩子，这种观念与结构在一定程度（没有经历基础上观念的变化）上通过代际传递给下一代（有些青年人表示父母传宗接代的观念对自己的影响较大），实现农村结婚系统闭环与观念再生产。农村的婚姻状态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特点，在进行天价彩礼和结婚率提升干预时应根据农村和城市各自的特点做出相应的干预。

综上，农村高结婚对数是由四个机制相互影响构成的自我强化与再生产的闭环。结构性压力机制，在少子化（特别是独子/双子）的家庭结构中，传宗接代的伦理责任转变为一项高度聚焦的刚性家庭政治任务；代际合谋与资源代际转移机制，为支付天价彩礼使子代结婚生子，父母将毕生积累的经济资本，通过支付彩礼、购置婚房等婚姻支付形式，集中转移给子代，子代则以此获得成年社会身份（有产、有家）；婚姻市场与彩礼的金融化机制，性别比失衡（女少男多）导致农村婚姻市场成为买方竞争激烈的稀缺市场。彩礼由此从象征性礼仪异化为一种婚姻准入的金融工具与竞争标尺。其价格由女方家庭的保障需求、男方家庭的支付意愿与竞争烈度共同决定，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价格机制；个体路径依赖与社会时钟压缩机制，子代因人力资本较低，过早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其个人收入曲线平缓，难以独立承担市场化婚嫁成本。同时，其社会时钟被极大压缩，缺乏通过高等教育或职业发展实现阶层跃迁并延迟婚姻的缓冲期。因此，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转移支付，在人生节奏上也顺应由家庭主导的、以早婚为标志的传统轨迹。这四重机制环环相扣，构成一个自我强化与再生产的闭环：任务压力驱动资源转移→资源转移推高婚姻市场门槛→高门槛强化子代依赖→依赖反过来证明父母干预与早婚的必要性。每一次婚姻实践，都进一步证明了该系统的合理性，并通过代际社会化传递下去。

3.2高离婚对数

农村高离婚对数是传统家庭再生产模式在现代化语境下所产生的系统性张力与隐性成本。具体而言，提高结婚对数的四大机制在成功促成婚姻之后，其内在矛盾开始显现：首先，以完成任务和资源转移为首要目的的婚姻，其情感基础与个体承诺本身薄弱，有些新婚夫妻表示受不了对方的为人，为婚后关系埋下隐患；其次，20多岁没有经济资本与人脉资源使得新婚夫妻处在经济劣势的地位，父母对新婚夫妻的生活进行干预，有些新婚妻子表示婆婆决定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这使得核心家庭边界模糊，代际干预常态化，夫妻自主权严重受限；再者，高额婚姻支付带来的家庭债务与经济压力，使婚姻关系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明确的期待。在少子化的背景下，每个孩子都是被宠着长大的，20多岁的年龄其生活技能与赚钱技能欠缺，存在一个家庭养着两个到三个小孩的情况，经济矛盾易与情感矛盾相互叠加，极易爆发婆媳之间以及夫妻双方之间的争吵；最后，随着个体（尤其是女性）观念上的觉醒，其对婚姻的情感质量、平等关系的期待，与原先工具性、责任性的婚姻现实发生剧烈冲突，其要求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力，同时娘家也不能忍受自己宠着长大的女儿在婆家受到委屈，离婚对数也较高。

综上，农村高离婚对数，是提高结婚对数的同一套家庭系统在婚姻内部产生的系统性崩溃。该系统通过代际资源合谋与任务强制促成形式上的婚姻，同时也促进了婚姻的解体。婚姻因缺乏情感基础而脆弱，因经济依赖而延续着代际权力干预；同时，在少子化背景下被精心呵护长大、生活技能与抗压能力不足的子女一代，面临高昂婚姻负债与育儿重压，导致经济矛盾与情感矛盾尖锐；最终，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少子结构的娘家支撑，构成了对传统工具性婚姻的强力反抗。因此，高离婚对数标志着以责任与资源为本位的旧契约，已无法维系对情感与平等有要求的新关系。

四、结语与反思

笔者村庄呈现的高结婚对数与高离婚对数并存的婚姻现状，是传统家庭模式在现代化、少子化与个体化浪潮冲击下，进行的适应与发展。提高结婚对数与离婚对数的是同一套结构性逻辑。以传宗接代为终极任务的伦理刚性，在少子化结构中演变为家庭的绝对命令；为此，家庭启动代际资源总动员，通过天价彩礼、婚房购置等婚姻支付手段，将子女强力推入婚姻市场，完成了形式上的社会成人礼。然而，这套以责任伦理与经济合谋为核心建立的关系，在进入以情感互动与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婚姻生活时，其内在缺陷暴露无遗：基础薄弱、权力干涉、经济压力与角色失调，最终导致关系崩解。

笔者村庄的婚姻故事，是中国乡土社会在巨变中的一个缩影。当家庭的集体生存策略与个体的生命追求发生断裂时，任何形式的结合都可能充满不确定性。未来的出路，或许在于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支持体系，既能承接部分传统家庭的功能，缓解其焦虑；又能为个体，特别是女性，提供更多元的价值实现路径和更坚实的社会保障，让他们在婚姻中拥有真正的选择权与议价能力，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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