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第一天，中方下达禁令，40家日本实体被拉黑，还反将高市一军

开年第一天，中方下达禁令，40家日本实体被拉黑，还反将高市一军。那么，中方为何在此时对日本相关实体升级出口管制？这一措施又将对中日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2月2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同时将包括斯巴鲁株式会社在内的另外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公告明确指出，对列入管控名单的实体，禁止出口经营者向其出口两用物项，境外组织和个人也不得向其转移或提供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对于列入关注名单的实体，出口经营者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通过登记方式取得出口凭证。如申请单项许可，须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书面承诺，确保相关物项不被用于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

同一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此次措施目的在于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发言人强调，相关措施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且仅限于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守法合规的日本企业无需担忧。

这份名单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涉及的企业具有明显的军工或军民两用背景。被列入管控名单的实体中，包括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企业，这类企业直接承接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航空发动机、军用装备制造等项目，军事属性较为明确。还有部分机构承担军事科研和人才培养任务，具备直接服务防务体系的功能，因此，被纳入最严格的禁止范围。

关注名单中的企业则多处于军民交叉领域，以斯巴鲁株式会社为例，其航空业务与军用部件存在关联。TDK株式会社生产的磁性材料，可应用于雷达和导弹系统。住友重机械工业、日东电工、日油株式会社、ENEOS、日野汽车等企业，在材料、能源、车辆底盘、化学品等领域具有双重用途可能。

从时间节点看，此次升级并非孤立行为。去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提出所谓“台湾有事论”，引发中方强烈不满。此后，中日关系出现明显波动。进入2026年2月，高市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优势后，未对相关立场作出调整，反而在施政报告中扩大对华批评，并提出重审“无核三原则”、推动自卫队入宪等议题，这些动向可以说是不退反进。

与此同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指出，日本如以任何借口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台湾问题，将构成对华侵略，中方必将迎头痛击。这一表态强调日本应恪守战后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可以看出，中方在外交和经贸两个层面同步发声，立场明确。

那么，中方新一轮反制，会对日本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层面上，被列入管控名单的企业，短期内面临供应链调整压力。部分高端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对中国市场依赖度较高，若替代来源有限，成本可能上升。关注名单企业则需要提交额外材料，审查周期延长，订单节奏受到影响，企业层面将重新评估风险。

而在政治层面上，这一举措对高市内阁形成直接压力。近日，高市在发表施政演说谈及中国时，声称致力于与中国推动“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互惠关系”，并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23日在回应时反将一军，要求日方撤回涉台错误言论，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

总体来看，此次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纳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是一次法律框架内的政策操作。对高市政府而言，这是她连任后面对的首个严峻外部挑战。如何在安全议题与经贸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将影响其执政稳定度。

对中日关系来说，关键仍在政治基础，如果双方能够回到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原则框架内，强化沟通、增进互信，相关摩擦具备可控空间；反之，如果高市政府的政策言行持续偏离既有承诺，那么经贸层面的工具仍将被动用，并可能成为常态化的调节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