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编年史（24）：战争谎言（下）

第二十四章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1984年12月3日，巴尔的摩弗雷德里克大道的一栋三层楼建筑外，一支荷枪实弹的警察突击小队正准备攻入。这栋房子的底层是一间临街的糖果铺，而警队的目标则是住在顶楼的一名毒贩。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安排了一名卧底警员与毒贩联系，达成了一桩交易。卧底警员身上戴着窃听器，也已取得了能给毒贩定罪的证据。此刻，小队的队长收到消息，毒贩派去交易的同伙已经在巴尔的摩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被拿了个人赃并获，可以开始行动了。

（在《火线》第四季第六集，也有警察根据监视器的情报，在宾夕法尼亚车站抓捕毒贩的情节，不过在剧情里，毒贩却是故意现身，警察在他身上没有搜到任何毒品）

可他们并不知道，在楼顶的毒贩有一把点357马格南左轮手枪。当一楼的糖果店门被打开时，有所警觉的毒贩拿起了枪。

为了保护同僚，手无寸铁的卧底主动暴露了身份，并试图让毒贩放下武器。但对方朝他连开四枪，这名叫马塞勒斯·沃德的警员当场殒命，年仅36岁。

（马塞勒斯·沃德）

沃德原本隶属巴尔的摩警局，后来被调到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DEA）的巴尔的摩特别工作组。因此在DEA纪念牺牲特工的荣誉墙上，沃德也有一席之地，而在荣誉墙上紧接着他之后的，是大名鼎鼎的恩里克·奇奇·卡马雷纳。

（卡马雷纳）

1985年2月7日，卡马雷纳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被当地毒贩绑架。3月5日，他的尸体在墨西哥米却肯州被发现，身上伤痕累累，显是生前惨遭酷刑拷打。

此事一出，DEA誓要将凶手绳之以法，在墨西哥境内展开了长达四年的追捕，是该部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案件调查。这次行动的代号叫“Leyenda”，在西班牙语里，它的意思是“传奇”。

显然，卡马雷纳在死后也即成了传奇，他的棺材被盖上星条旗，从瓜达拉哈拉运回国内。

DEA为他追授了最高奖项“行政荣誉奖”；每年十月，美国都举办“红丝带周”公益活动以示纪念；在卡马雷纳的家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学校和图书馆；在加州的弗雷斯诺，当地的DEA会进行一年一度的“卡马雷纳杯”高尔夫锦标赛。2004年，他的遗孀与儿子还成立了基金会，以帮助人们远离毒品与暴力。

（《毒枭：墨西哥》第一季中的卡马雷纳一角）

（《毒枭》第一季第三集，编剧借主角之口表明“卡马雷纳的英魂是DEA的保护神”）

与这份巨大的哀荣相比，马塞勒斯·沃德之死显得默默无闻。他的纪念仪式就在中枪身亡的屋外举行，来参加的都是曾经的警局同事。只是，当沃德的死讯传到当时已是巴尔的摩州检察官的库尔特·施莫克耳中时，他在心里也发了个誓。

过了一年半，里根总统于1986年10月签署了《反药物滥用法》（ Anti-Drug Abuse Act of 1986）。这份冠冕堂皇的法案中有一项规定，持有5克快克，与持有500克可卡因所受的惩罚一样，都会被判处最低5年的刑期，且不得假释。

（里根与夫人南希（左））

快克（Crack）是80年代初出现的一种毒品，由可卡因与小苏打制成。可卡因是直接吸入鼻孔，快克则需要在加热后吸食，“快克”一词就来自于加热时的噼啪作响声。

快克的价格约是可卡因的十分之一，因此在贫穷的黑人社区里很是流行，而中产以上的吸毒者大多沉迷于后者。

（1981年7月6日的《时代》杂志封面，赫然是一盏盛满可卡因的酒杯，配的文字是“可卡因磕嗨了”、“有地位、和威胁的毒品”。所谓“地位”，杂志里这样解释道：“可卡因是百万可靠的、独立的、力争上游的公民的选择”）

（美剧《白粉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快克最风靡的时候，还出现了“快克婴儿”（Crack Baby）这个说法，这是指母亲在怀孕期间吸食快克后所生的婴儿，图为第三季第二集）

在《反药物滥用法》通过后的数年里，被抓进联邦监狱的黑人数量激增，平均刑期也大幅延长。和尼克松的“毒品战争”一样，里根的新政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加剧了贫富差距与种族矛盾。

《反药物滥用法》颁布的一年后，库尔特·施莫克参加市长竞选并胜出，他也是巴尔的摩第一位民选黑人市长。

（库尔特·施莫克）

1988年4月，库尔特前往首都华盛顿，参加一年一度的美国市长大会，有两名助理为他撰写了演讲稿。轮到库尔特发言的头一天晚上，他没有告知任何人，独自修改了稿子，添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建议美国政府认真考虑并讨论出一种替代“毒品战争”的方案，在演讲中他使用了一个术语“非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

（《巴尔的摩太阳报》对此事的报道）

库尔特有此提议，一方面源于沃德之死带给他的痛心与震惊，另一方面也与黑豹党有关。自耶鲁大学事件（见上一章）结束后，库尔特虽然与黑豹党再无交集，但也一直在关注这些有志同胞的举动。

70年代尼克松发动“毒品战争”虽然是为了打压反战左翼与黑人的毒计，但当时美国海洛因泛滥确是不争的事实。1970年，一个受黑豹党影响、以波多黎各人为主的政治团体“青年领主党”（Young Lords Party）占领了纽约布朗克斯的林肯医院，将那里改造成戒毒中心。

（“青年领主党”在林肯医院前示威）

后来，黑豹党和其他一些组织也加入其中，他们在戒毒中心使用了最新的美沙酮疗法，甚至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后，他们还尝试用针灸治疗毒瘾。

1979年，林肯戒毒中心被警察强制拆除，但库尔特对“青年领主党”等人的努力“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当上市长后，他终于有机会实践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

（作为一部以黑人为主的作品，《火线》对上世纪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也可谓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在第四季第六集，一名黑人拳击教练在市长选举日一边听歌一边跑步，这个很像电影《洛奇》的情节是《火线》里为数不多的有背景音乐的段落，黑人教练听的歌曲《Move On Up》写于1970年，正是当时民权斗争的代表曲目）

然而，当库尔特在华盛顿演讲完后，台下无一人应声，据他自己回忆，一屋子的沉默震耳欲聋。接下来便是同侪与媒体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当天下午的时候，美联社已经准备以“库尔特赞成毒品合法化”为题发表一篇文章。

唯一表示支持他的，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前警察局长安东尼·布扎（Anthony Bouza），他曾在1976年担任布朗克斯的警长和代理局长，也知道“青年领主党”的事迹。

（布扎被公认为是特立独行的警察局长，他曾撰文称“美国正在制造罪犯”，并坚持认为身为警务人员，就是要反对“正在摧毁美国城市的种族与贫困问题”，布扎去世于2023年，享年94岁，图为他与夫人的合影）

回到巴尔的摩后，库尔特并不理会喧嚣的舆论，只是孤独但坚实地推行他既定的方案。

需要说明的是，库尔特的“非刑事化”提案，尽管听起来与“毒品合法化”很像，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后者也发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仍是嬉皮士运动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立法或者修改既有法案，减轻对吸毒者的处罚。

而库尔特很清楚，他唯独不能动的，就是毒品法。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全美的吸毒者都会涌入巴尔的摩，自己的城市将不堪重负。

（第三季第十集，巴尔的摩警局的长官们也把“非刑事化”和“毒品合法化”混为一谈，这也是库尔特所面临的境遇）

库尔特“非刑事化”的核心，是视吸毒者为病人而不是犯人，主要通过医疗系统而不是警务系统来解决毒品问题。这一观点的对立面是美国主流政界对毒品的态度——又过了一年，新上任的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9月5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要加大对执法的投入，将十亿美元用在监狱上。

（在这场电视讲话上，老布什向全美观众展示了一袋快克，声称这是在白宫门口缴获的，以表示其泛滥之剧，但缉毒局的特工后来说，那段时间并没有什么逮捕行动。无疑，美国总统在毒品问题上又撒了个谎）

库尔特成为市长时，巴尔的摩约有5.5万人对可卡因或海洛因成瘾，这在全市人口中占了7%以上，其中仅有3400人接受了正规的治疗。

是否应该同情吸毒者属于道德范畴，但如果完全不管不顾这个群体，最大的隐患在于他们会传播艾滋、乙肝等多种疾病，至于因毒乱性、意外怀孕，更是增加了社会的负担。

因此，与外界对他“激进”、“叛逆”的评价不同，库尔特的想法其实相当务实。

除了效仿林肯戒毒中心，使用美沙酮和针灸治疗毒瘾外，他还着重推广了针头交换计划。这一试点项目允许100名已注册的吸毒者将使用过的针头带到公共诊所，以换取干净的针头、避孕套、漂白剂和“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的宣传资料。

（自80年代出现艾滋病以来，欧美国家开始使用针头交换、漂白剂等措施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图为《火线》第三季第八集）

十八年前，当建制派和嬉皮士在纽黑文剑拔弩张之际，库尔特站出来挽救了耶鲁大学，而十八年后，当毒品战争的鼓吹者和毒品合法化的倡导者各执一词时，库尔特再一次站在了两种政见的中间。比起“严苛”或“宽松”，他更在意的是如何在不改变现有法律的情况下，控制摇摇欲坠的局面。

在医疗之外，库尔特还在市内划定了39个“无毒区”（drug-free zone），在此区域内警察拥有驱逐毒贩的权力。

（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是，在库尔特上任的第一年，巴尔的摩警察的涉毒逮捕次数高达18000起，这比去年要多2000来起，图为第四季第六集，在学校附近设置的一处无毒区）

库尔特执政时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他的尝试毕竟是勇敢的。

无独有偶，在《火线》第三季里，大卫·西蒙也做了类似的尝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