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8岁了，半夜醒来去客厅倒水，发现52岁的保姆竟然还没睡！

我今年六十八了。

人上了年纪，觉就变得很轻，像秋天落在水面上的枯叶，稍微一点风吹，就飘走了。

老伴走了三年，这栋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就剩下我一个人，空得像个回音壁。

儿子张强不放心，非要给我请个保姆。

我说我手脚还利索，用不着人伺候。

他嘴上“嗯嗯”地答应，回头就给我领来一个，说：“爸，这是刘姐，以后让她照顾您。”

我还能说什么？儿子的一片孝心，我总不能当着外人的面给撅回去。

这个刘姐，叫刘翠花，今年五十二。

人看着很老实，不高，微胖，一张脸像是被生活揉搓过，布满了细密的纹路，但一双眼睛很亮，很干净。

她干活确实麻利，话不多，像个沉默的陀螺，从早到晚就在这个家里转。

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饭菜做得清淡可口，我的白衬衫洗得像新买的一样。

儿子很高兴，觉得给我找了个好帮手。

我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只是，心里总觉得隔着点什么。

她太安静了，安静得像个影子。除了“叔，吃饭了”、“叔，水热了，洗澡吧”、“叔，我出去了”，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多余的交流。

我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就一个人在厨房或者阳台忙活，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我寻思，这可能就是雇主和保姆的距离吧，也好，省得麻烦。

直到那天晚上。

大概是凌晨两点多，我被渴醒了。

北方的冬天，暖气烧得足，屋里干得人嗓子冒烟。

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趿拉着拖鞋，准备去客厅倒杯水。

卧室门“吱呀”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我吓了一跳，随即又自嘲地笑了笑，自己家里，怕什么。

可当我走到客厅，整个人都僵住了。

客厅的落地灯开着，光线昏黄，像一层薄薄的蜜。

一个人影，正背对着我，坐在餐厅的椅子上，一动不动。

我的心“咯噔”一下，差点叫出声来。

贼？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手摸到了门边的扫帚。

不对。

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那背影，我有点熟悉。

是刘翠花。

她还没睡？

都这个点了，她坐在餐厅干什么？

我屏住呼吸，悄悄探出半个头。

她穿着一身灰色的旧棉睡衣，背挺得很直，头微微低着，不知道在看什么。

餐桌上，似乎放着一个什么东西，在灯光下泛着微光。

她在偷东西？

这个更恶毒的念ah头，像一条冰冷的蛇，猝不及E然地钻进了我的脑子。

我攥紧了手里的扫帚。

儿子每个月给她开六千块的工资，吃住全包，在这个城市里，不算低了。

人心不足蛇吞象？

我心里顿时不是个滋味。

我不是没见过手脚不干净的保姆，邻居老王家就出过这事，最后闹到警察局，弄得很难看。

难道我也碰上了？

我强压着火气，决定再看清楚一点。

我蹑手蹑脚地往前挪了两步，想绕到侧面去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

地板是实木的，虽然旧了，但保养得还不错，我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

离得近了，我终于看清了。

餐桌上，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细软，也没有我的存折和银行卡。

只有一本翻开的书，还有一个很旧的笔袋。

刘翠花手里捏着一支笔，正在书上写写画画。

那本书，我认得，是我孙女初中时用的英语课本，早就扔在书房的角落里吃灰了。

她……在学习？

我愣住了，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

五十二岁的人，半夜两点不睡觉，在偷偷学初中英语？

这算哪门子事？

我心里的火气和疑虑，瞬间被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好奇心所取代。

她为什么要学英语？

而且要这样偷偷摸摸的？

我站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间有些尴尬。

就在这时，她似乎写到了什么难题，眉头紧锁，嘴里念念有词。

声音很轻，像蚊子哼哼，但我还是听清了几个词。

“apple…

banana…

发音很蹩脚，带着浓重的乡音，听上去有些滑稽。

我差点笑出声，又赶紧捂住嘴。

这情景太超现实了。

一个五十二岁的保姆，在雇主家里的深夜，对着一本旧课本，磕磕巴巴地念着“苹果”和“香蕉”。

我忽然没了去质问她的勇气。

也彻底忘了自己是出来干嘛的。

我就那么傻站着，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她就那么坐着，像一尊雕像，和这个寂静的深夜融为一体。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合上了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口气里，有疲惫，也有如释重负。

她小心翼翼地把书和笔袋收好，放进一个布袋子里，然后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

我赶紧缩回墙后。

我听到她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倒了杯水，然后又轻手轻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丝多余的声响，就像一只猫。

客厅的灯熄了。

世界又恢复了黑暗和寂静。

我却再也睡不着了。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刘翠花的背影，和那几句蹩脚的英语，在我脑子里来回打转。

一个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来做保姆的中年女人。

她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怎么睡。

刘翠花已经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忙碌了。

稀饭的香气，混合着煎蛋的油香，飘满了整个屋子。

她见我出来，像往常一样打招呼：“叔，早。”

“早。”

我应了一声，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往她脸上瞟。

她的黑眼圈很重，脸色也有些憔ăpadă，但精神头看着还行。

如果不是我昨晚亲眼所见，我绝不会想到，这个女人几乎一夜没睡。

吃早饭的时候，我装作不经意地问：“刘姐，你家里是哪的啊？”

她正在给我盛粥，闻言手顿了一下。

“俺是……俺是农村的。”

她含糊地回答。

“哦，农村好啊，空气好。”

我干巴巴地接了一句。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我继续“盘问”。

这话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感觉自己像在查户口。

她的脸色，似乎更白了些。

“就……就一个儿子。”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儿子多大了？上班了？”

“上……上大学呢。”

提到儿子，她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光亮，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我“哦”了一声，没再继续问。

气氛有点尴尬。

我能感觉到，她不想谈论自己的家庭。

吃完饭，我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心思却完全不在上面。

刘翠花像个勤劳的蜜蜂，擦桌子，扫地，拖地……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那个问号越来越大。

为了一个上大学的儿子，需要这么拼命吗？

拼到半夜不睡觉，去啃那本比她年纪都小的英语书？

这里面，肯定有事。

中午，儿子张强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样，刘姐照顾得好不好。

我“嗯”了两声，说：“挺好的，挺好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把昨晚的事告诉他。

我怕他小题大做，万一把人给辞了，我这心里的谜团，可就解不开了。

“爸，那就好。您自己也注意身体，别老看那些没用的报纸，多出去走走。”

儿子在那头絮絮叨叨。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的余光，一直没离开过在阳台晒衣服的刘翠花。

她的侧影，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

挂完电话，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自己把这件事弄清楚。

下午，我趁着刘翠花出去买菜的工夫，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

她的房间很小，是家里的储物间改造的，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旧衣柜。

房间收拾得异常整洁，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桌上除了一个水杯，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有点发虚，感觉自己像个小偷。

但好奇心还是战胜了羞耻感。

我拉开衣柜。

里面挂着几件换洗的衣服，都是些便宜的旧款式，洗得发白。

衣柜下面，放着一个行李箱。

我猜，那个装书的布袋子，应该就在里面。

我蹲下身，把行李箱拖了出来。

箱子没上锁。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它。

里面，除了几件更旧的衣物，果然有一个蓝色的布袋子。

我把布袋子拿出来，手都有点抖。

打开一看，里面正是昨晚那本初中英语书，和那个旧笔袋。

除此之外，还有好几个笔记本。

我随手翻开一个。

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英语单词和笔记。

字迹很娟秀，但看得出，写字的人很用力，有些地方，纸都被划破了。

每个单词后面，都用中文和拼音，标注着读音。

比如“family”，她标注的是“饭米粒”。

“student”，她标注的是“是丢凳特”。

我看着这些既好笑又心酸的标注，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是一个母亲，用最笨拙，也最虔诚的方式，在追赶着什么。

我又翻了翻其他的笔记本。

除了英语，竟然还有一些初中的数学和物理公式。

勾股定理，欧姆定律……

这些我年轻时滚瓜烂熟的东西，现在看着，却像天书一样。

而她，一个五十二岁的女人，竟然在重新学习这些。

我彻底懵了。

她到底想干什么？

考大学吗？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笔记本的夹层里，我发现了一张被压平了的信纸。

信纸很旧，边角都磨毛了，看得出被主人反复摩挲过。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展开了它。

信的开头是：

“妈：”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她儿子写来的信。

妈，您别再给我打钱了。您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生活费我自己能解决，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还在学校找了份兼职，给图书馆整理书。虽然钱不多，但够我吃饭了。

您上次寄来的钱，我没动，给您存着。您也别太省了，给自己买件好点的衣服。北京冷，别冻着。

还有，别再学英语了。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想以后出国看我。但我的成绩，出国留学还早着呢。就算以后真出去了，您来了也用不着说英语，我给您当翻译。

您身体不好，别再熬夜了。被您雇主发现了，不好。

儿子，亮亮”

信很短，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子超越年龄的懂事和心疼。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原来是这样。

一切都说得通了。

她拼命挣钱，是为了儿子。

她半夜学英语，也是为了儿子。

她想去国外看儿子。

这个念头，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该是多么遥远，又多么坚定。

我仿佛能看到，一个叫亮亮的小伙子，在大学的灯下，一边啃着馒头，一边给母亲写信。

也仿佛能看到，刘翠花，在无数个深夜，借着一盏昏黄的灯，对着那些天书般的字母，一个一个地啃。

“饭米粒”……“是丢凳特”……

这些词，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再滑稽，而是变得无比沉重。

我把信纸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原处。

然后把笔记本，书，笔袋，一样一样地放回布袋子，再把布袋子放回行李箱。

最后，我把行李箱推回原位，关上衣柜。

整个过程，我像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

我走出她的房间，轻轻带上门。

客厅里，阳光正好。

我却觉得脸上，凉飕飕的。

原来，那道隔在我们之间的墙，不是雇主和保姆的距离。

而是我，用我那点可怜的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砌起来的。

我根本不了解她。

我只把她当成一个拿钱干活的工具人。

我甚至，怀疑她，提防她。

我坐在沙发上，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惭愧，心酸，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敬佩。

我这一辈子，自认也算是个要强的人。

年轻时在工厂当技术员，为了一个技术革新，可以三天三夜不合眼。

后来当了车间主任，厂长，也算是小有成就。

可我扪心自问，到了五十二岁的年纪，我还有没有勇气，去从零开始，学习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去挑战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我没有。

我老了，心也老了。

每天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等着儿子孙女回来，享受天伦之乐。

我的世界，已经定格了。

而刘翠花，她的世界，还在为了儿子，拼命地扩张。

那天下午，刘翠花买菜回来。

我看到她手里，除了青菜豆腐，还提着一小袋苹果。

我记得，她自己，是从来不吃水果的。

她总是说，太贵了，不值当。

她把菜放进厨房，然后拿出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洗干净了，用一个白瓷盘装着，端到我面前。

“叔，吃个苹果吧。今天水果店打折，挺新鲜的。”

她的脸上，带着一丝讨好的笑。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眼角藏不住的疲惫。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刘姐……”

我开口，声音有点哑。

“以后……

以后别叫我叔了。”

她愣住了，不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叫我老张，或者老哥，都行。”

她的表情，更疑惑了。

“还有，”我指了指那盘苹果，“你自己也吃。以后家里买水果，你跟我一起吃。”

“这……

这怎么行？”她赶紧摆手，“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当客人的。”

“什么客人主人的。”我把脸一板，“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放着就坏了。让你吃，你就吃。”

我的语气有点冲。

她被我吓了一跳，不敢再说什么，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我拿起一个苹果，递到她手里。

“拿着。”

她下意识地接过去，手指冰凉。

“你也挺辛苦的，该补补。”

我说完，自己拿起另一个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

很甜，很脆。

但我吃着，却想哭。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想改变点什么。

我不再把她当成一个简单的保姆。

我开始尝试着，去了解她，关心她。

我会主动跟她聊天，问她儿子在学校的情况。

一开始，她还是有所防备，说得很含糊。

但当我“无意”中，说出她儿子的名字“亮亮”时，她整个人都震住了。

她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我知道，我那次“偷窃”行为，还是留下了痕迹。

我有点尴尬，只能打着哈哈：“上次听你跟儿子打电话，好像提了一嘴……”

这个谎撒得，我自己都不信。

她也没戳穿。

只是从那以后，她对我的态度，明显变了。

那道无形的墙，开始慢慢融化。

她会跟我说起亮亮小时候的趣事，说他多聪明，多懂事。

说起儿子，她整个人都在发光，脸上的皱纹，都像是舒展开了。

我也把孙女的照片拿给她看，跟她说我孙女多调皮，多可爱。

我们开始像两个普通的老人一样，交换着关于儿孙的，那些说不完的骄傲和牵挂。

家里的气氛，渐渐地，不再那么空旷和冷清。

有时候，她在厨房做饭，我在客厅看电视，我会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大。

“刘姐，这电视剧挺有意思的，你也过来看看。”

她就在厨房门口探个头，笑着说：“叔，您看吧，我这还忙着呢。”

嘴上这么说，但眼睛，却会忍不住往电视上瞟几眼。

我知道，她也很寂寞。

晚上，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早早地就回房睡觉。

我会在客厅多待一会儿，有时候看书，有时候摆弄我那些花草。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这个家里，不是只有她一个人醒着。

我甚至，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

我把我孙女不用了的那个旧复读机，找了出来。

又去书店，买了一套最基础的英语入门磁带。

我把东西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很显眼的位置。

然后，我对正在拖地的刘翠花说：“刘姐，你看我这，老糊涂了，买错了。我孙女都上高中了，哪还用得上这个。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给你儿子，或者……

或者你自己听听？”

我说得磕磕巴巴，脸都有点红。

她停下手中的活，看着茶几上的复读机和磁带，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她没说话，只是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觉得，我这六十多年，都没这么“爷们”过。

日子，就在这种微妙的改变中，一天天过去。

我对她的称呼，从“刘姐”变成了“翠花”。

她对我的称呼，从“叔”变成了“张哥”。

我们之间，越来越像一家人。

但我知道，她那个深夜的“秘密”，还在继续。

我偶尔半夜起来，还是能看到餐厅那盏昏黄的灯光。

只是，我不再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疼和敬佩。

我甚至会悄悄地，给她泡一杯热牛奶，放在厨房的保温壶里。

然后给她发个短信：“厨房有牛奶，热的，喝了再睡。”

她从来不回复。

但第二天早上，保温壶总是空空的，洗得干干净净。

我开始盘算着，怎么能，更实际地帮帮她。

直接给钱？

不行。

以她的自尊心，她绝对不会要。

给她涨工资？

我一个月退休金也就那么多，儿子给的钱，我也不好意思随便动。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

我那个在大学当英语教授的老同学，老林。

一个周末，我把老林约出来喝茶。

几杯茶下肚，我把刘翠花的事，添油加醋，不，是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

老林听完，半天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咂着嘴。

“老张啊老张，你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什么难题？”我不解。

“你想让我干嘛？去给你家保姆当家教？我这教授的身份，可拉不下这个脸。”他半开玩笑地说。

“去你的！”我笑骂，“我是那意思吗？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

嗯，就是……

那种……

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学英语的地方？”

我表达得很混乱。

老林却听懂了。

他沉吟了半晌，一拍大腿。

“还真有！”

“快说！”我急了。

“我们学校的国际交流中心，最近缺个打扫卫生的。活不累，就是地方大，琐碎。关键是，那里天天都是外国留学生和老师，耳濡目染，那语言环境，比你那破复读机强一百倍！”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真的？工资怎么样？时间呢？”

“工资肯定没你给的高，一个月三千多吧。时间是白天的班。不过……”老林看着我，“你舍得放人？”

我愣住了。

是啊，我舍得吗？

刘翠花要是走了，这个家，就又回到以前那个空空荡荡的样子了。

我一个人，守着这大房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沉默了。

老林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张，人不能太自私。你这是在给人家，铺一条更好的路。你想想，她要是真把英语学好了，以后能去国外看儿子，那孩子得多高兴？这比你留她在你身边，强多了。”

我心里，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是啊，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孤单，就去耽误人家的大事呢？

那晚，我一夜没睡。

我在想，怎么跟刘翠花开口。

直接跟她说，我给你找了个新工作，你走吧？

那不成卸磨杀驴了吗？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把刘翠花叫到了客厅。

我给她泡了一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

气氛有点严肃。

她显得很局促，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翠花啊，”我酝酿了半天，才开了口，“来家里，也快半年了吧？”

“嗯，五个月零八天。”她记得很清楚。

“我这人，脾气不好，有时候说话冲，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没有，”她赶紧摆手，“张哥你人很好。”

“唉，”我叹了口气，“好什么啊。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我看着她紧张的样子，心里一软，差点就说不出口了。

但我还是狠了狠心。

“其实……

你半夜学英语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她的脸，“唰”的一下，白了。

像一张纸。

她猛地站起来，嘴唇哆嗦着，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羞愧。

“张哥……

我……

我不是……

我没偷懒……

我白天的活都干完了……”

她语无伦次，急得快要哭了。

“你坐下，坐下！”我赶紧安抚她，“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把她重新按回到沙发上。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就是……

就是觉得，你这样太辛苦了。”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翠花，你想不想，换个方式学英语？”

她愣住了，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把老林说的那个工作机会，跟她详细说了一遍。

我尽量说得轻松，说得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我说，那个地方，工资虽然不高，但清闲，而且能天天跟外国人打交道，对学英语有天大的好处。

我说，你去那里，就等于半工半读，比在我这当保姆，有前途多了。

我越说，越觉得自己像个搞传销的。

刘翠花一直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听着。

她的眼神，从最初的惊恐，慢慢变成了震惊，然后是疑惑，最后，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等我说完，口干舌燥地端起茶杯喝水时，她才轻轻地开口。

“张哥，你……

你是不是……

嫌我干得不好？”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arc察的颤抖。

“你想……

辞了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就知道，她会这么想。

“瞎说什么呢！”我急了，声音都提高八度，“我要是嫌你干得不好，我费这么大劲给你找工作干嘛？我吃饱了撑的？”

“那……

那是为什么？”

“为……

为……”我卡壳了。

我总不能说，我是为了我那点可怜的同情心和自我感动吧？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又迷茫的眼睛，忽然福至心灵。

“为了亮亮！”

我说。

“为了你儿子，亮亮！”

这两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她所有的心防。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那么无声地，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她没有擦，就那么任由眼泪，流过她那张布满风霜的脸。

“张哥……”

她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

“我……

我……”

“你别说了，我懂。”

我把纸巾递给她。

“翠花，你是个好母亲。亮亮有你这样的妈，是他的福气。”

“你也是个好人。”

我这句话，发自肺腑。

“你想想，你去了大学里，天天听，天天看，那英语能不好吗？等亮亮毕业，要真出了国，你就能理直气壮地去看他了。到时候，你还能跟他用英语聊两句，多给他长脸！”

我像个魔鬼，在不断地诱惑她。

她终于，被我说动了。

她擦干眼泪，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张哥，我去。”

她说。

“谢谢你。”

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

她第一次，完整地，跟我讲了她的故事。

她丈夫，原来是个小包工头，前几年，在一个工地上出了事故，人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亲戚朋友，躲的躲，藏的藏。

她一个女人，带着还在上高中的儿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她把老家的房子卖了，还了一部分债。

然后就出来打工。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在餐馆洗过盘子，在工地搬过砖，在医院当过护工。

后来，经老乡介绍，才来当了保姆。

“亮亮这孩子，争气。”说起儿子，她满是骄傲，“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他说，他要念最好的专业，以后挣大钱，让我过上好日子。”

“可我不想拖累他。”

“他爸的债，我得还。他的学费，生活费，我得供。”

“我没文化，只能出苦力。只要能挣钱，多苦我都不怕。”

“我知道，他想出国。他们老师说，他这专业，出国深造，才有大出息。”

“我怕，我怕他因为家里的事，不敢有这个念头。”

“所以，我就想，我得先准备着。钱，我得攒。这英语，我也得学。”

“我就是想着，万一，万一他真有那一天，我不能成为他的累赘。我去看他，我不能当个睁眼瞎，连路都找不到。”

“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站在他的学校里，听他跟我说，‘妈，这就是我奋斗的地方’。”

她说着，笑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听着，心里像被一块大石头堵着，又酸，又胀，又疼。

这是一个母亲的，最朴素，也最伟大的愿望。

我跟她说：“翠花，你放心去。家里的事，你不用管。亮亮那边，我会帮你看着点。”

“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我一瞪眼，“就这么说定了。你只管，好好学你的‘饭米粒’！”

她被我逗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

那笑容，比我见过的任何花，都好看。

刘翠花要走的那天，是个周末。

儿子张强和孙女都回来了。

张强很不解，问我为什么要辞掉刘姐，是不是她哪里做得不好。

我没跟他解释太多，只说，人各有志，她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孙女抱着刘翠huana的胳膊，依依不舍。

“刘奶奶，你以后还回来看我吗？”

“会的，会的。”刘翠花摸着孙女的头，眼圈红红的。

我帮她把那个旧行李箱，拎到楼下。

箱子不重，但我拎着，却觉得无比沉重。

我把一个信封，塞到她手里。

“这里面，是我跟老林的一点心意。密码是你生日。别说不要，不然我跟你急。”

信封里，是我俩凑的一万块钱。

我知道，她刚到新环境，用钱的地方多。

她捏着信封，手在抖。

“张哥，我……”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我打断她，“赶紧走吧，老林还在学校门口等你呢。”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

我怕我，会忍不住，把她留下。

她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阳光里。

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个曾经在深夜里，显得那么单薄又倔强的背影。

如今，在明亮的阳光下，我仿佛看到了一双翅膀，正在她身上，慢慢展开。

刘翠花走了。

家里，又恢复了以前的空旷和寂静。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窗外。

心里，也空落落的。

说不失落，是假的。

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习惯了早上有热腾腾的稀饭，晚上有暖好的牛奶。

习惯了家里永远一尘不染。

习惯了有个安静的身影，在身边转来转去。

更习惯了，在那些睡不着的深夜里，知道客厅还有一盏灯，为自己亮着。

现在，灯灭了。

我有点不适应。

儿子张强看出了我的失落，又张罗着要给我找个新保姆。

被我一口回绝了。

“不用了。我还没到动不了的地步。”

“那怎么行？您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我有点不耐烦，“你要是真孝顺，就多回来看看我。”

儿子被我噎得没话说。

从那以后，他回家的次数，确实多了。

有时候，还会带着孙女，住上一晚。

家里的锅碗瓢盆，又重新叮当响起。

我学着自己做饭，学着自己打扫卫生。

活不重，但很琐碎。

我这才体会到，刘翠花以前，有多不容易。

把这么大一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

而她，还要在深夜，去啃那些天书。

我常常会想起她。

想起她念“饭米粒”时，那滑稽又认真的样子。

想起她谈起儿子时，那满脸放光的样子。

想起她离开时，那决绝又充满希望的背影。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在大学里，还适应吗？

英语，学得顺利吗？

有没有被人欺负？

我有很多担心，但我忍着，不去打扰她。

我知道，她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新生活中去。

我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在心里，为她加油。

偶尔，我会给亮亮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我是他妈妈的朋友，一个姓张的伯伯。

我问他在学校好不好，钱够不够花。

孩子很懂事，总是说，都好，都好。

我跟他说：“你妈很想你。她现在，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工作，也在努力学习。你也要加油，别辜负她。”

孩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用一种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张伯伯，谢谢您。”

我知道，他什么都明白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年底。

天气越来越冷。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手机突然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来，喂了一声。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

“张哥，是我，翠花。”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翠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

没事。”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我就是，想跟您说个事。”

“什么事？”

“我……

我通过了学校的英语初级水平测试。”

她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喜悦，像个考了一百分的小学生。

“真的？”我比她还高兴，“太好了！太好了！”

“老师说，我进步很快。还说，我很有语言天赋呢。”她在那头，咯咯地笑。

我能想象出，她现在笑得有多开心。

“那些外国学生，都夸我发音标准呢。”

“是吗？那你现在，会说什么了？”我逗她。

她在电话那头，清了清嗓子，然后，用一种虽然还有些生硬，但已经非常清晰的语调，说：

“Hello, Mr. Zhang.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

说完，我俩都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

她说，她在国际交流中心，干得很开心。

那里的老师和学生，对她都很好。

她每天跟在那些外国留学生后面，他们说什么，她就学什么。

一开始，闹了很多笑话。

但她脸皮厚，不怕。

她说，她现在，已经能进行简单的对话了。

买东西，问路，都没问题。

她说，她还交了好几个外国朋友。

一个叫露西的美国女孩，还送了她一条围巾。

“张哥，我现在才明白，您当初，为什么要让我来这里。”

“世界，真的好大啊。”

“以前，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围着灶台，围着男人，围着孩子，转一辈子。”

“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才刚刚开始活。”

我听着她的话，眼睛，又湿了。

我为她感到高兴。

由衷地。

挂电话前，她突然说：“张哥，过年，我能……

回去看看您吗？”

我愣了一下。

“当然能！我给你做好吃的！”

“不，”她说，“我来给您做。”

“我想给您，包顿饺子。”

那个春节，是我老伴走了以后，过得最热闹的一个年。

刘翠花回来了。

她瘦了点，但气色好了很多，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自信和神采。

她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的保姆刘姐。

她穿着一件得体的呢T恤，一条牛仔裤，那是她那个美国朋友露西帮她挑的。

她笑着，跟我用英语打招呼。

“Happy New Year, Mr. Zhang!”

我孙女看得，目瞪口呆。

“刘奶奶，你好厉害啊！”

她摸着我孙女的头，笑得合不拢嘴。

儿子张强，也对她刮目相看，一个劲地问她，是怎么学的。

她就把那套“饭米粒”和“是丢凳特”的理论，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

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那顿年夜饭，是刘翠花主厨的。

她包的饺子，还是那个味。

但吃的人，心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饭后，她悄悄把我拉到一边，把一个信封，塞还给我。

“张哥，这个钱，我不能要。我现在自己能挣钱了。”

我板起脸：“又来这套是不是？”

“不是，”她很认真地说，“张哥，您听我说。我用您给的钱，给亮亮，报了个雅思班。”

我愣住了。

“那孩子，前阵子，拿了学校的奖学金。他说，他想试试，申请国外的学校。”

“我不能拖他后腿。”

“您这钱，就当是，我先借的。等我以后，挣了钱，我一定还您。”

她看着我，眼神，不容置疑。

我知道，我再推辞，就是对她的不尊重。

我点了点头，收回了信封。

“好，我等着。”

年后，刘翠花又回了学校。

亮亮也去了雅思班。

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努力地，向前奔跑。

我和刘翠花，保持着联系。

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发微信。

她会跟我分享她学英语的趣事，会给我发她和外国朋友的合影。

照片上，她笑得，灿烂极了。

我也会跟她说说家里的事，说说我新养的那几盆兰花。

我们就像，一对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

或者说，是亲人。

夏天的时候，亮亮传来好消息。

他雅思考了高分。

并且，成功申请到了，英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消息传来的那天，刘翠花在电话里，哭了。

哭了笑，笑了又哭。

“张哥，他做到了。我儿子，他做到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

“打住！”我打断她，“这是你们娘俩，自己争气。跟我没关系。”

“不，有关系。”她很固执地说，“您是我们的贵人。”

我心里，暖暖的。

原来，在别人的人生里，当一个“贵人”，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

亮亮出国前，特地来家里，看了我一次。

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帅，眉宇间，有他妈妈的影子。

但更多了，一份年轻人的朝气和自信。

他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张伯伯，谢谢您。谢谢您，对我妈的照顾。”

我扶起他，拍着他的肩膀。

“好小子，有出息。到了国外，好好学习，别辜负你妈。”

“我不会的。”他眼神坚定。

“还有，”我压低声音，“别老想着省钱。该花的，就得花。你妈这边，有我呢。”

他的眼圈，红了。

送走亮亮，家里又安静下来。

我跟刘翠花开玩笑：“这下好了，儿子飞走了，你可以歇歇了。”

“歇不了，”她在电话那头笑，“我得更努力了。”

“怎么？你还真想去英国，跟你儿子，用英语吵架啊？”

“那倒不是，”她说，“我想，去看看他。亲眼看看，他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我不能，一辈子，都只在梦里想。”

我沉默了。

是啊，梦想，如果不去实现，那就永远，只是个梦。

从那以后，刘翠花学习更刻苦了。

她不仅在交流中心打工，还报了学校的成人夜校。

系统地，从头学起。

她的工资不高，夜校的学费，也不便宜。

我好几次，想接济她。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知道，我不能，再用钱，去伤害她的自尊。

我能做的，就是当她最忠实的听众。

听她抱怨语法有多难，听她炫耀单词又多背了多少个。

在她想放弃的时候，给她鼓劲。

“翠花，想想亮亮。想想伦敦塔桥，想想大本钟。”

“对，想想大本钟！”她就会重新，燃起斗志。

日子，就像流水。

一晃，两年过去了。

我的头发，白得更多了。

孙女，上了大学。

儿子张强，也升了职，更忙了。

而刘翠花，也迎来了她人生的，一次大考。

她报考了，成人教育的英语大专文凭。

考试前一天，她给我打电话，紧张得，声音都在抖。

“张哥，我怕，我怕我考不过。”

“瞎说！你肯定行！”我给她打气，“你连‘饭米粒’都啃下来了，还怕这个？”

“这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的。翠花，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考试。你身后，站着亮亮，站着我，站着所有希望你好的人。”

“你不是为了我们考。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那个，想去看看世界的梦想。”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的声音，说：

“张哥，我明白了。”

那次考试，她考得很好。

顺利地，拿到了大专文凭。

拿到文凭的那天，她没有哭，也没有笑。

只是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那张红色的文凭，和一个护照本。

下面配了一行字：

“张哥，我准备好了。”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深夜里，就着一盏孤灯，苦读的背影。

仿佛看到了，那个在菜市场，为了几毛钱，跟小贩讨价还价的女人。

仿佛看到了，那个为了儿子，可以付出一切的，伟大的母亲。

如今，她终于，靠着自己的双手，推开了，那扇通往世界的大门。

去英国的签证，办得很顺利。

亮亮在那边，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出发前，她又回来看了我一次。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像两年前，我劝她去大学工作时一样。

只是这一次，我们俩，都轻松了很多。

“张哥，这次，真的要谢谢你。”

“又来了，”我不耐烦地摆摆手，“你要是真想谢我，就给我，从英国带点好东西回来。”

“您想要什么？”

“嗯……”我想了想，“给我带筒，英国的茶叶吧。我尝尝，跟咱们的，有什么不一样。”

“好。”她笑着答应。

“还有，”我看着她，认真地说，“照顾好自己。别老想着省钱，该吃吃，该玩玩。亮亮那边，有他自己的人生。你也要有，你自己的人生。”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张哥，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别老生气。”

“知道了，啰嗦。”

我们俩，都笑了。

临走时，她把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放在茶几上。

“这是，送给您的。”

“又是什么？”

“您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她冲我，神秘地眨了眨眼，然后，拉着行李箱，走了。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个崭新的，智能语音翻译机。

旁边，还有一张卡片。

上面，是她娟秀的字迹：

“张哥，世界很大，您也该，去看看。”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这个傻女人。

她自己，都还舍不得花钱。

却还想着我。

我拿着那个翻译机，像拿着一块滚烫的烙铁。

心里，百感交集。

翠花去了英国。

她给我发了很多照片。

她和亮亮，在伦敦塔桥下的合影。

她在泰晤士河边，喂鸽子。

她在莎士比亚故居前，假装文青。

每一张照片上，她都笑得，像个孩子。

她还，给我开了视频。

视频里，她拉着亮亮，兴奋地，给我当导游。

“张哥，你看，这就是大本钟！比电视上，还好看！”

“张哥，你看，这是亮亮的学校，大不大？”

亮亮在一旁，无奈又宠溺地，看着她。

“妈，你慢点。”

然后，他对着镜头，跟我打招呼。

“张伯伯，您看我妈，跟个小孩一样。”

我看着视频里，那对幸福的母子，看着那片，我从未见过的天空。

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真好。

这一切，真好。

挂了视频，我把那个翻译机，拿了出来。

我按着说明书，摸索了半天，终于，打开了它。

我对着那个小小的机器，清了清嗓子，试探着，说了一句：

“你好。”

机器很快，就用标准的伦敦腔，回应道：

“Hello.”

我又说：“世界，真的很大。”

机器回答：“The world is indeed vast.”

我拿着那个冰冷的机器，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窗外，夕阳正好。

把整个屋子，都染成了温暖的金色。

我想，也许，我是该，出去走走了。

毕竟，世界那么大。

而我，还有很多，没有见过的，“饭米粒”和“是丢凳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