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噩梦成真！巴拿马通告全球：撤销长和经营权，巴方正式接管

前言

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在巴拿马深耕近三十载，一朝之间竟被“请出”港口？

2月23日清晨，巴拿马当局派出执法与行政人员同步进驻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现场封锁办公区域，禁止长和派驻管理人员进入作业核心区，并当场宣示：特许经营权即刻终止，两港运营权即时移交国家接管。

次日，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发布正式声明，措辞坚定指出此次行动属于“单方面、无协商、无法律依据的强制接管”，严重违背合同精神、国际投资惯例及基本法治原则。

这场骤然爆发的主权介入，不仅令长和累计投入超18亿美元、历时二十七年的资产布局濒临归零，更在全球投资界掀起关于东道国契约信用与制度韧性的深度反思浪潮。

从主动续签至2047年，到五年内彻底推翻原有安排——巴拿马政府立场的断崖式转向，究竟由何驱动？

合约写到2047，却挡不住变局

故事起点可追溯至1997年。彼时，香港长和系以18.2亿美元收购巴拿马两大老旧港口经营权，接手时码头设备陈旧、堆场容量不足、信息化系统几近空白。

此后二十余年，企业持续注入资金升级基础设施：新建深水泊位、部署自动化岸桥、上线智能闸口与区块链报关平台，将原本通行效率偏低的枢纽，逐步打造为中美洲吞吐量最大、准班率最高的现代化集装箱中转中心。这是一场典型的耐心资本实践——前期重资产投入，中期靠精细化运营提升周转率，后期依托稳定过境费与增值服务实现现金流反哺。

2021年，巴拿马政府经多轮评估后签署补充协议，明确将特许期延展至2047年，并由国家审计署出具专项意见书，认定现有合同条款“合法有效、执行合规、无重大瑕疵”。对投资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份具备高度确定性的长期权益保障。

转折点出现在2026年1月28日。巴拿马宪法法院一份紧急裁决认定，当年授予长和的原始授权存在程序性缺陷，相关期限约定不具备合宪基础。判决效力溯及既往，使整份长达半个世纪的商业安排瞬间失去法理支撑。

2月23日当天，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签署行政令，指定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作为临时管理方，全权负责两港日常调度与客户服务。整个交接过程未预留过渡期，亦未启动任何听证或补偿磋商机制。

24小时内，长和迅速作出回应，强调该接管行为既违反《巴拿马共和国宪法》第123条关于财产权保护的规定，也触犯《中国—巴拿马投资保护协定》核心条款，并警示其可能引发系统性运营中断风险。消息传出后，港股市场应声反应，长和股价单日下挫4.3%，创近两年最大单日跌幅。

表层争执围绕司法解释展开，深层症结却直指投资环境根基。当一家守约经营近三十年的企业，在合约尚余二十余年有效期之际突遭清退，争议早已超越个案盈亏，演变为对东道国治理能力与制度公信力的现实检验。

随之而来的问题愈发清晰：这份突如其来的司法否定，是否仅出于法律技术判断？还是另有不可见的力量在重塑规则边界？答案，需置于当前全球战略博弈的宏观图谱中重新定位。

法律程序还是地缘变量？

若仅对照合同文本与历年履约记录，几乎找不到足以支撑2026年初裁定合理性的实质性依据——同一套授权框架已平稳运行二十四年，期间历经三届政府更迭、多次议会审查及两次独立审计，从未被质疑违宪。

真正发生位移的是外部政治坐标。随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美国国务院将“削弱中国企业在巴拿马运河经济带的战略存在”列为拉美政策优先事项之一，并纳入2025年度对外援助预算重点支持方向。

时间节点耐人寻味：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于2026年1月中旬完成对巴拿马为期三天的高调访问，期间与总统、最高法院院长及财政部长举行闭门会谈；一周后，宪法法院即发布前述裁决；随后美方迅速发表声明，称“欢迎巴拿马恢复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完全主权控制”。如此紧凑的时间链条，令外界难以将其简单归因为司法体系的自然演进。

更具张力的是政策逻辑的内在矛盾：一边高举“国家主权不可分割”旗帜，一边将港口运营权交予另一家总部位于丹麦的跨国航运集团。倘若核心关切在于清除所谓“非西方资本影响”，那么选择性替换对象的决策标准又是什么？由此，争论焦点悄然转移——不再聚焦于合同本身是否合规，而在于权力意志如何通过法律工具实现定向调整。

对全球资本而言，真正动摇信心的并非某一方立场，而是规则解释权是否随国际风向摇摆。一旦司法裁量成为地缘博弈的传导接口，所有长期投资都将面临动态重估。此时，单一港口纠纷已升维为一场关于制度弹性的压力测试；而当企业援引国际条约提起仲裁，博弈维度进一步跃升至跨国法治秩序层面。

一场长期拉锯

面对突发接管，长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10条，正式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交仲裁申请，索赔金额初步估算达32.6亿美元。构成依据包括：初始资本支出18.2亿、未来22年净现值收益折损约9.7亿、品牌减值与再融资成本上升合计4.7亿。

值得注意的是，ICSID裁决具备跨司法辖区执行力，可在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及多数欧盟成员国在内的150多个缔约国境内申请强制执行。这意味着本案潜在影响远超巴拿马一国范围，或将牵动多边金融合作框架下的资产冻结与信用联动机制。

与此同时，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正加速显现。原定由中方参与设计的第四代智慧港建设计划已被搁置；海关查验频次同比提升67%，平均通关耗时延长至4.8个工作日；部分亚洲—东海岸航线货轮开始试航替代路径，南美东岸货流出现向巴西桑托斯港、智利圣安东尼奥港分流迹象。

航运企业的选址逻辑极为务实：哪里政策连续性强、操作界面透明、应急响应机制健全，船队就倾向靠泊哪里。一旦港口出现调度紊乱、单证反复退回或突发停摆风险，船公司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运力调配至制度确定性更高的枢纽节点。

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信用生态层面。标普全球于事件发生后48小时内将巴拿马主权信用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并提示“特许经营类基建项目违约风险显著抬升”；多家国际私募基金已暂停对拉美基建板块的新设出资，转而要求增加政治风险对冲条款与提前退出机制。

港口的价值从来不止于经纬度上的地理坐标，更在于背后可验证、可预期、可追溯的治理逻辑与契约文化。当这种连续性被人为打断，重建信任所需的时间成本，往往数倍于硬件设施的重建周期。

因此，这场风波的本质，早已不是18亿美元资本金能否收回的问题，而是2047年之前，哪一种权威有权定义“合同是否仍然有效”。后续谈判节奏、仲裁进程、乃至第三方斡旋成效，将共同决定：这是一次孤立的商业挫折，还是全球新兴市场制度风险升级的标志性事件。

结语

此事折射的意义，远超一份特许经营协议的命运沉浮。对巴拿马而言，短期或能收获某种外交姿态上的象征性收益，但长远看，国际资本最珍视的从来不是口号响亮，而是承诺落地的确定性。

倘若商业合约可因外部政治压力而被任意解构，即便标的物是全球航运命脉所在的巴拿马运河，其运行基础也将不可避免地滑向不确定性深渊。法律框架与契约精神，从来不是装饰性的制度外衣，而是维系跨境投资信心的底层操作系统。

市场从不倾听修辞，只忠实记录每一次履约行动。未来是否还能吸引百亿级基建项目落地，取决于全球投资者是否相信：在这里签署的每一份文件，都拥有穿越周期的法律重量。而一旦信用根基受损，修复之路，注定比摧毁它更加漫长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