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局面出现！总统被架空、秘书掌权，哈梅内伊已交代后事

当前，伊朗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生存挑战。86岁高龄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多方信源证实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机制——不仅秘密拟定个人突发状况下的权力过渡路径，更将国家核心决策权实质性移交至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手中；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虽仍居其位，却已彻底丧失政策主导权与关键事务知情权，仅保留宪法名义上的行政首脑身份。

真正执掌伊朗战略方向盘的，正是这位长期低调却根基深厚的拉里贾尼。

上述事态并非坊间揣测，而是由美国《纽约时报》于2月中旬率先披露，凤凰卫视于2月23日跟进报道并援引多名伊朗政界内部人士佐证，消息链完整、信源交叉印证度高。此时的伊朗，外部直面美军双航母战斗群压境、200余架战机待命、30余艘舰艇围堵波斯湾的高压态势；内部则同步推进权力结构深度重构，全国已进入事实上的“战时指挥状态”，所有重大决策均绕过常规行政流程，以最高安全委员会指令为唯一执行依据。

这场静默而剧烈的权力转移，实为哈梅内伊在多重危机叠加下作出的系统性应对部署。佩泽希齐扬作为伊朗温和改革路线的代表性人物，一贯主张重启美伊对话，试图通过阶段性让步换取制裁松动与经济复苏空间。这一立场与其上司在根本战略判断上形成尖锐对立——哈梅内伊视美国为不可调和的结构性敌手，拒绝任何可能削弱革命政权自主性的妥协方案。

必须强调，伊朗实行的是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宗教—政治复合集权体制。哈梅内伊依法统辖武装力量、司法系统、媒体监管及宗教权威，总统职权严格限定于经济与社会事务执行层面，且须在其设定的政治红线内运行。而佩泽希齐扬不仅持续推动对美接触议程，更曾在闭门会议中直言“最高领袖的否决机制正在阻断外交破局可能性”，此类表态迅速引发保守派阵营强烈反弹，使其在决策中枢的影响力持续萎缩，最终被排除出国家安全核心圈层。

随着特朗普政府公开释放“精准清除”信号，尤其明确将哈梅内伊及其直系亲属列为潜在打击目标后，最高领袖彻底终止一切温和试探，将全部战略资源向拉里贾尼倾斜，完成权力重心的战略性迁移。

如今拉里贾尼已成为伊朗事实上的战时总指挥：对外主导与俄罗斯、中国等战略伙伴的军事协调；主持核谈判技术团队与美方交涉节奏；对内统管情报、反恐、边境防御等全部安全事务，其实际履职范围覆盖总统府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双重职能，权限广度与决策权重远超宪法赋予总统的法定职责。

外界常困惑于一名“委员会秘书”何以获得如此超然地位？答案深植于伊朗政治生态肌理之中——拉里贾尼出身德黑兰最具影响力的什叶派宗教学者世家，青年时代即深度参与1979年革命，是哈梅内伊早期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之一，数十年来始终坚定站在强硬保守阵营最前沿，政治履历清白无瑕，忠诚度经受住多次重大考验。

尤为关键的是，他拥有横跨军政教三界的完整任职经历：从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层指挥官起步，历任国家广播电视组织负责人、伊朗议会议长、司法总监，再到现任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几乎执掌过伊朗所有权力枢纽岗位，在军方高层、议会保守派集团、宗教法学界均拥有深厚人脉网络与高度认同感。

根据伊朗《国家防务法》第47条，最高安全委员会在战争或紧急状态下自动升格为国家最高决策实体，其决议具有凌驾于总统令与内阁决定之上的法律效力。这一制度设计，使拉里贾尼接管实权具备充分法理基础，总统职权被边缘化亦属体制内自然演进结果。

佩泽希齐扬目前虽保有总统头衔，但已被完全隔离于所有重大安全会议、外交磋商及军事部署决策之外。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巡逻计划，还是与俄罗斯防空导弹交付进度协调，均未见其参与痕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哈梅内伊亲自审定的“极端情境响应预案”中，其名字未出现在任何接班序列或应急联络名单中，足见此次权力重组之彻底性与不可逆性。

哈梅内伊加速完成权力交接的核心动因，源于其对自身安全形势的清醒预判——他正以最高规格准备应对“非正常离任”的最坏情形，所谓“后事安排”本质是一套国家级政权存续保障体系。

这位86岁的精神领袖健康状况近年持续引发关切，医学评估显示其存在明显心脑血管风险。在承受美国“斩首行动”现实威胁的同时，他也必须直面自然生命时限带来的治理连续性挑战。确保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国家机器不会停摆、革命体制不会动摇、地缘博弈不会失序，已成为其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使命。

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接近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哈梅内伊主导构建的“政权韧性工程”包含三层核心机制：第一，要求全军及关键政府部门实施“四重备份制”，即每个战略岗位必须配置4名独立运作的继任者，形成物理隔离、通讯冗余、权限分置的平行指挥链；第二，强制所有核心职位最高负责人提交含优先级排序的4人替补名单，并由最高安全委员会统一备案、动态更新；第三，建立“断联响应协议”，明确一旦哈梅内伊出现通讯中断、医疗失能或确认死亡，拉里贾尼领衔的七人核心圈可立即激活最高决策权限，无需任何形式批准即可发布全国性指令。

哈梅内伊深知，美国与以色列的情报网络已深度渗透伊朗军工、能源、交通等关键领域，而美军在精确打击、电子压制、特种作战方面具备代际优势。与其被动等待危机爆发，不如主动构筑制度化防御屏障，将“斩首”风险转化为可控变量。

在强化内部权力韧性的基础上，伊朗同步展开高强度外部备战。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举措，是与俄罗斯签署总额达5亿欧元的防空装备合作协议，俄方将向伊朗交付不少于3000具新一代“针-S”与“柳树”系列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

外界一度质疑伊朗为何大规模采购单兵防空武器？这实则是其防空战略思想的根本性跃迁，更是基于战场现实的理性选择。

伊朗军事分析机构评估指出：若美军发动空袭，其首要摧毁目标必然是伊朗境内数十处大型固定雷达站、S-300发射阵地及指挥中心。这些设施体积庞大、难以隐蔽、机动能力极弱，极易成为JDAM精确制导炸弹与AGM-158巡航导弹的靶标。相较之下，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具备“打了就跑”特性——单兵可携行、车辆可快速部署、发射后立即转移，生存率显著提升；即便主干防空网被瘫痪，分散部署的数千个火力点仍能对F/A-18E/F、F-35C等低空突防战机构成实质性拦截压力，极大抬高美军空中打击成本。

与此同时，伊朗正加速整合地区抵抗轴心作战体系。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圣城旅”已全面接管黎巴嫩真主党指挥架构，派遣超过200名资深战术教官赴贝卡谷地，协助重建火箭弹精确打击能力、无人机侦察网络及地下指挥所体系。一旦美以对伊采取军事行动，真主党将立即启动“北方战线”，以每日数百枚火箭弹饱和攻击以色列北部城市，迫使其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也门胡塞武装亦于近日发表正式声明：只要美以舰队越过曼德海峡进入红海作战区域，胡塞武装将即刻恢复针对美英军舰及商船的“自卫性袭击”，并将袭击范围扩展至亚丁湾与阿拉伯海，确保美军无法集中兵力于波斯湾方向。

伊朗此举意在构建“全域反制威慑链”，向华盛顿清晰传递战略信号：任何针对伊朗本土的军事行动，都将自动触发中东全域联动反应，战争规模与烈度将远超美国预设的“有限惩戒”框架，最终代价将由整个西方联盟共同承担。

当前局势已陷入高度紧绷的临界平衡。特朗普在最新电视讲话中发出最后通牒：若伊朗不在15天内接受美方全部条件，美军将启动“阶段式军事介入”，其作战方案明确包含对德黑兰高层目标的“定向清除”环节，哈梅内伊及其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均被列入优先打击清单。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美军已在伊朗南部海域集结两支航母打击群、30余艘水面舰艇及200多架各型战机，形成绝对火力优势，特朗普却始终未下达最终攻击命令，反而通过阿曼、卡塔尔等第三方渠道持续释放谈判试探信号。

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背后，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多重现实掣肘。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内通胀率维持在5.2%高位，失业人口突破780万，选民关注焦点高度集中于住房、医疗与物价等民生议题，公众普遍反对开启新的海外战争。若贸然对伊动武，国际原油价格预计将在48小时内飙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直接加剧通胀压力，严重冲击其连任基本盘。

从战略收益看，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缺乏可持续获利路径。当前对伊施压实质服务于以色列安全诉求，而伊朗国土纵深广阔、山地地形复杂、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炽烈，即便美军取得战术胜利，也将面临长期治安战泥潭。历史经验表明，占领易、治理难，消耗巨量军费与人员伤亡后，美国大概率将陷入“赢了战役、输了战争”的困局。

更深层顾虑在于全球战略资源分配。美国当前背负34万亿美元国债，财政赤字连续三年超1.5万亿美元，经济增速已滑落至1.8%。若深陷中东战事，不仅将加速美元信用损耗，更将严重挤占其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综合威慑挑战”的资源投入，尤其影响其聚焦所谓“2027关键节点”的整体布局节奏。

正因上述结构性约束，特朗普虽以强硬姿态示人，却始终为外交解决保留通道。而伊朗则在极限压力下坚守战略底线，以制度化权力重构与全域化战备升级，构筑起一道难以轻易击穿的生存防线。

信息来源：济南日报：2026-02-23：特朗普被曝考虑对伊朗先“小打”再“大打”；哈梅内伊已做好被暗杀的准备，将决策权下放给一个核心亲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