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崩溃，是地理扩张到了极限，均田制玩不下去的结果

作者：孤寂寒光

提到中国古代的强盛，往往绕不开汉唐。这两朝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尤其唐朝前期更有“万邦来朝”的盛况，长安成为当时世界性的商贸与文化中心。

然而，这种鼎盛局面却随着安史之乱骤然中断。此后的大唐国号犹存，但已演变为藩镇割据之下的慢性衰亡，期间所谓“中兴”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最终为朱全忠所终结。

那么，盛唐为何会被安史之乱突然打断？归根结底，这是自北魏以来逐步确立的均田制在长期和平环境下难以维系，进而导致府兵制崩溃的必然结果。

安史之乱

谈大唐的均田制，必须追溯至北魏孝文帝。北魏源出五胡十六国的鲜卑政权，靠骑射征战立国，也曾试图以武力逻辑维持统治。但十六国时期连年混战，各国多无暇构建稳固的行政与财政体系，基本沿用西晋旧制，辅以直接掠夺。

等到北魏统一北方、控制整个黄河流域后，单纯依赖战争红利与劫掠已无法支撑国家运转。孝文帝即位时，财政紊乱，军事贵族仍习于搜刮地方、奢侈挥霍。若继续放任，北魏不过是下一个短命割据政权。

北魏之所以成为北朝首个完成深层制度转型的王朝，关键在孝文帝改革，其经济核心即均田制。均田制自北魏创立，经北周、隋代调整，至唐代趋于成熟。其基本逻辑在于国家掌握土地分配权，通过制度性分田稳定社会结构。

建国时期北魏的疆域

唐代均田制分为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类：永业田授予农民作为长期私有财产，不再收回；口分田则为国家分配的公田，按人头授予，身故后归还官府。成年男性、妇女乃至部分老弱皆可受田。为防止土地兼并，永业田设有上限，口分田严禁侵占。

这套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抑制豪强兼并，缓解魏晋以来门阀垄断土地的结构性问题，同时终结乱世掠夺逻辑。以现代术语而言，均田制既为底层设定最低生存保障，又为上层划定土地占有上限。其意义不在“平均”，而在于通过国家分配权维持社会秩序。百姓只要能稳定耕作，基本生计便有保障，而“有饭吃”正是一切盛世的物质前提。

回到北魏本身。在古典时代，所谓华夷之辨、左衽右衽，多是士人对正统性的论述，与普通百姓关系有限。对农民而言，统治者姓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秩序是否稳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前现代社会，民族概念与现代意义截然不同。县令是谁、皇帝姓什么，对基层民众而言往往并非核心问题。真正关键的是战乱是否停止、赋役是否可承受、耕作是否安全。

曹魏虽篡汉，但在三国中生产恢复最快，正因中原久乱后人心思定。北魏亦然。孝文帝改革后，荒废耕地逐步恢复，流民得到安置，财政与赋役体系逐渐规范。北方社会重新稳定，这种稳定为后来的隋唐统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北魏秩序重建之日起，华夏再度走向大一统的进程便已启动。

隋唐军事制度的核心——府兵制，正建立在均田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府兵制成形于北周，是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其运作逻辑是：农闲时由国家征召入伍，战时出征，平时务农。府兵制度的武器装备、甚至口粮都要靠自己准备，并不是国家统一发放，这件事在《木兰辞》里有明确描述。

府兵制的优势在于显著降低国家常备军的财政负担，使朝廷在不建立庞大职业军队的前提下维持强大动员能力。基层单位为折冲府，每府负责一地兵员管理，士卒多来自同一乡里。这样的组织结构增强了战场协同与互助，减少非战斗减员，也降低溃散风险。

更重要的是，成为府兵可获额外土地与赋税减免，这形成激励机制，使部分农民愿意以自身余财置办军备，以博取上升空间。兵源质量因此得到保障。

隋朝统一全国、唐太宗击败东突厥、唐高宗灭高句丽，皆依赖这一制度提供的高动员力与基层组织能力。盛唐朝贡体系成形，“万邦来朝”，正是军事实力大增的结果。

然而，制度优势并非永久。至武则天时期，府兵制已显疲态，军事能力明显下滑。奚、契丹等边地势力频繁叛动，丝绸之路安全受损。

问题并非单纯军事层面，而在经济根基动摇。均田制的前提是国家拥有足够可分配土地，才能给农民口分田，才能给府兵分永业田，而这一前提随着人口结构变化逐渐瓦解。

贞观以后，社会稳定带来人口快速增长。隋末战乱后在册人口约三百万户，此时已逾千万户。人口扩张速度远超可耕地恢复与新增速度，土地分配压力急剧上升。同时，高宗以来的政治斗争强化地方权贵势力，土地兼并加剧，吞并永业田甚至口分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府兵制的运作前提在于农民拥有一定经济余裕。若无余粮余财，自备甲械与口粮便成为沉重负担，上阵风险与收益失衡，制度激励机制随之失效。

随着战斗力下降，边疆压力增大，府兵长期驻守边地，原本“三年一轮换”的制度难以执行，兵农分离趋势加剧。东征高句丽、西击突厥与吐蕃虽拓展了疆域，但新占区域多为边地高原或草原，难以转化为优质耕地分配给府兵。

当外部战争红利难以转化为内部土地收益时，府兵制的经济循环便被打断。这种困境并非唐朝独有。秦朝、元朝皆曾在扩张期依赖战争收益维持体制，一旦扩张停滞，财政与社会结构便出现裂缝。唐亦未能例外。

至唐玄宗时期，府兵制事实上已无法维持。玄宗转而推行募兵制，建立常备军，并将军政大权集中于节度使，以换取边疆稳定与军事效率。此举在短期内确实提升了军队专业化程度，使开元时期再现扩张与秩序重建。

募兵制与节度使体制意味着地方军权坐大，“外重内轻”的结构由此形成。中央对边镇的控制逐渐弱化。当节度使拥有独立兵源、财政与行政权时，叛乱的结构性条件已经具备。渔阳鼓响，安史之乱爆发，不仅是一场军事叛变，更是此前制度演变长期积累的结果，大唐自此由盛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