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风裹着碎雪,在营区铁灰色的屋檐下打着旋儿。 刘桂兰踩着冻硬的泥地往里走,围巾上结着冰碴子。她望见烟囱旁蹲着四个人影,丈夫张强的脸憋得通红,正和三个年轻战士扛着铁烟筒,汗珠子砸在雪地里,洇出一个个小坑。她的心突然揪紧了——那截烟筒足有百来斤重,压得丈夫的腰弯成一张弓。没等脑子转过来,她的手已经甩了出去,"啪"地一声脆响,惊得战士们的扳手当啷落地。"还回去!"她声音发颤,"你是排长,不是力工!"张强捂着脸,喉结上下滚动,最终却只是闷闷地喊了声"李处长"。这巴掌扇醒了所有人。刘桂兰蹲下来,手指点着火炉零件,像数落自家灶台般利落:"俩人抬烟筒,一人扶稳,再分个人量水平。"铁疙瘩在她嘴里成了活物,战士们眼睛渐渐发亮。李处长后来拍着张强肩膀说:"你媳妇有双统筹的眼。"那天傍晚,火炉装得又快又稳,橘红的火苗舔着铁皮,把整个后勤处的冬天都烤暖了。
后来张强当上后勤副部长,战士们总打趣说那一巴掌是"点将台"。 可只有他知道,妻子真正的本事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她教新兵按尺码摞冬装,标签写得像绣花;仓库里横七竖八的麻袋,经她手就成了列队的兵。有回半夜他对着报表发愁,电话那头传来剪刀裁纸的沙沙声——她在用缝衣服的粉笔帮他画表格。巴金写家,常说"人不是嚼着钞票活着的"。刘桂兰也不懂什么管理学说,她只知道心疼。心疼战士磨破的鞋底,就纳千层布鞋垫;心疼丈夫熬夜的眼睛,就在探亲包里塞枸杞。有年春节她扛着酸菜饺子来部队,看哨兵睫毛结霜,转身就把给儿子织的围巾解下来。那毛线还是结婚时剩的,红得褪了色,却暖得像心口刚剥出的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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