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地发倡议双方二婚不许摆酒：人情减负与婚姻尊严，基层治理该如何平衡

一场发生在贵州乡村的移风易俗倡议，正在舆论场掀起持续讨论。当地明确提出，双方均为再婚的组合家庭，不得操办酒席，也不得通过各类渠道发布宴请信息。这一规定直击长期困扰乡村社会的滥办酒席问题，同时触碰了再婚群体的情感与权利边界，让一场原本聚焦乡风文明的治理尝试，迅速演变为关于公序良俗、基层自治与个体尊严的公共议题。讨论的核心早已超越办不办酒的简单选择，而是指向更深层的问题：当乡村人情债压得人喘不过气，当部分人借婚姻反复敛财，基层该用怎样的方式破局，才能既刹住歪风，又守住对每一段婚姻、每一个家庭的尊重。

乡村社会的人情往来，本是维系邻里情感、凝聚社群关系的重要纽带。婚丧嫁娶摆酒席，是传统礼仪的具象表达，承载着祝福、纪念与归属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场体面的宴席，是家庭对重要节点的郑重对待，也是亲友之间表达心意的自然渠道。但随着社会发展，部分地区的人情往来逐渐偏离初衷，演变成攀比排场、借机敛财的工具。办酒的名目越来越多，婚嫁、丧葬之外，乔迁、升学、满月、祝寿，甚至一些牵强的理由都能成为办酒的借口。礼金数额水涨船高，宴席规模越摆越大，普通家庭一年收入大半用于随礼，在外辛苦打拼积攒的积蓄，回家几场酒席便所剩无几。人情不再是温暖的牵挂，而是沉重的负担，不少村民深陷其中却难以脱身，形成人人反感又人人跟随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背景下，借婚姻反复办酒成为人情负担的重要源头。初婚办酒合乎情理，可部分人离婚再婚、再婚再离，每一次都大摆宴席收取礼金，把婚姻变成敛财的手段。这种行为不仅消耗邻里信任，也让原本纯粹的婚姻仪式蒙上功利色彩，更让普通家庭不堪其扰。当地推出再婚不办酒的倡议，本质上是对这类乱象的直接回应。从基层治理的角度看，这一举措有着清晰的现实诉求：斩断借婚姻反复办酒的利益链条，减轻村民的人情支出压力，让婚丧嫁娶回归礼仪本身，而非敛财工具。当地强调，该倡议经过村民集体协商、投票通过，依靠的是群众自治力量，并非行政强制命令，违规后果也以全寨拒绝帮忙的集体约束为主，不涉及法律层面的处罚。这种源于村民共识、服务于村民利益的治理尝试，初衷是为了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是乡村移风易俗进程中一次直面问题的探索。

倡议发布后，社会层面的讨论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倾向。支持这一做法的群体，大多有着深刻的乡村生活体验，深知滥办酒席带来的困扰。他们认为，反复办酒敛财已经违背了人情往来的本质，成为乡村风气的顽疾，这样的规定精准打击了乱象核心，能有效减轻人情负担，让乡村社会回归简单纯粹的人际关系。在他们看来，婚姻的幸福与否，与是否办酒没有必然联系，真正的祝福不需要靠宴席来体现，简约的仪式反而能让情感更纯粹。而质疑的声音则聚焦于再婚群体的尊严与权利。有人提出，再婚同样是合法合规的婚姻，同样值得被祝福，一刀切禁止办酒，容易让再婚群体产生被歧视、被区别对待的感受。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每一段认真开始的婚姻都应得到尊重，不应因为是再婚就被剥夺举办仪式、接受祝福的权利。还有人担心，这类规定缺乏弹性，忽略了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可能在执行中引发新的矛盾。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移风易俗的治理力度与个体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问题。基层治理面对的是复杂的现实场景，既要解决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又要照顾不同群体的特殊感受，二者之间的尺度把握，考验着治理的智慧与温度。滥办酒席的歪风必须整治，这是乡村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群众的共同期盼。但整治的方式，应当更注重精准性与人性化，避免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再婚群体与借婚敛财的群体，本质上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对象，前者追求的是婚姻的仪式感与归属感，后者追求的是不正当利益，将二者混为一谈统一限制，难免会误伤无辜，让真心对待婚姻的人感到委屈。

放眼贵州全省，整治滥办酒席、推进移风易俗早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多个地区先后出台相关规定，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引导等方式，规范婚丧嫁娶行为，抵制大操大办。省级层面也多次发文，强调发挥基层群众自治作用，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多地的实践证明，移风易俗并非要否定传统礼仪，而是要剔除其中的功利化、攀比化成分，让传统习俗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少乡村通过设立合约食堂、规定礼金上限、简化仪式流程等方式，既保留了人情往来的温度，又减轻了家庭负担，走出了一条兼顾传统与现代、人情与理性的治理路径。这些成功的实践，核心在于尊重群众意愿、贴合实际需求，用柔性引导代替刚性禁止，用精准区分代替笼统约束。

回到贵州这一乡镇的倡议本身，我们应当看到其背后的治理善意与现实必要性。整治借婚敛财、减轻人情负担，契合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是顺应民心的举措。同时也应当正视争议中蕴含的合理诉求，尊重再婚群体的情感与权利，让治理举措更具包容性与人性化。基层治理的魅力，在于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调整，在于能够在群众的讨论与反馈中找到最优解。对于滥办酒席的问题，不妨进一步细化规则，明确区分正常婚姻仪式与借机敛财行为，对反复办酒、大操大办的行为加以约束，同时为真心组建家庭的再婚家庭保留简约仪式的空间。这样的调整，既不会给敛财行为留下空间，也能让每一段婚姻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人情往来是乡村社会的血脉，婚姻尊严是个体生活的底线，二者从来不是对立关系。好的基层治理，应当既能斩断歪风邪气，又能守护人情温度；既能推进移风易俗，又能保障个体权利。乡村文明的建设，不是简单的禁止与约束，而是引导与重塑，是让传统礼仪回归情感本质，让人际关系回归真诚纯粹，让每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人，都能感受到治理的力度与温度。

这场围绕再婚办酒的讨论，最终的意义不在于判定某一项规定的对错，而在于推动基层治理走向更精细、更温暖的方向。当治理者愿意倾听不同声音，当群众能够理性表达诉求，当规则制定兼顾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感受，移风易俗才能真正深入人心，乡村社会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走出一条文明、和谐、有温度的发展道路。每一段婚姻都值得祝福，每一份人情都值得珍惜，每一次治理尝试都值得完善，这是这场争议留给我们的共同思考，也是乡村治理未来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