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三舅，六九年说是去新疆搞测绘，人就再没音信。

家里的樟木箱底，压着一个磨白了边的帆布包。包带是军绿色的，缝了三层补丁，拉链早已锈死，里面装着一把铜质游标卡尺、一卷泛黄的新疆简易地图，还有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这是我三舅的东西。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风刮得比往年都紧。村口的老槐树落了满地黄叶，三舅背着这个帆布包，站在树下，对我外公外婆深深鞠了一躬。“爹，娘，我去新疆搞测绘，等把祖国的边防线绘清楚了，就回来接你们享福。”

他那年刚满二十二，眉眼清亮，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脚扎在解放鞋里，浑身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劲。外婆攥着他的手，眼泪掉在他手背上，一遍遍地叮嘱：“老三，新疆冷，多穿点；路远，记得给家里写信；别逞强，有事找组织。”三舅用力点头，把外婆塞给他的烙饼揣进怀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拍的黑白照片，塞到我妈手里——那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站在县城的照相馆里，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那时候，“搞测绘”是个既光荣又神秘的词。县里的干部说，新疆边境线长，很多地方还是空白，需要年轻人去丈量土地，标定坐标，为国家的建设铺路。三舅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又在公社的测量队干过两年，被选上时，全村人都敲着锣给他送行。

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最初的半年，家里还能收到三舅的信。信是从新疆巴音郭楞寄来的，字写得工工整整，说他进了测绘队，跟着老队员学用经纬仪，说新疆的天很蓝，星星很亮，说队里的战友都很照顾他，还说他在戈壁滩上种了一棵白杨树，等树长大了，他就回来了。

外婆把每一封信都用红布包好，藏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读一遍。外公则拿着三舅寄回的地图，在上面找巴音郭楞的位置，用铅笔圈出来，嘴里念叨着：“老三在这儿，离家不远。”

可从一九七零年春天开始，信突然断了。

一开始，家人以为是他出任务，没信号。那时候的测绘队，常常要深入无人区，一走就是一两个月，吃的是压缩饼干，喝的是雪水，睡的是帐篷，甚至连纸笔都要省着用。外公托人去县里的邮电局打听，邮电局的人说，往新疆巴音郭楞的信，最近都退回来了，说是收件人地址不详。

不安像潮水一样，漫过了全家人的心头。

外公卖了家里的两头牛，揣着仅有的积蓄，踏上了去新疆的路。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一路坐火车、搭卡车，走了半个多月，才到了三舅信里说的地方。可找到当地的测绘队驻地时，只看到一片空荡荡的帐篷，只剩下几个留守的队员。

队员们告诉外公，三舅所在的小分队，在三月初接到任务，要去天山深处的独库公路沿线测绘，那里是冰雪覆盖的无人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出发前，三舅还跟队友说，要采几朵天山雪莲回来，给外婆治腰疼。可他们进山后，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暴风雪，通讯中断，队伍被冲散了。

测绘队组织了十几批人进山搜救，找了一个多月，只找到了三舅他们留下的经纬仪和半截帐篷，还有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缸沿磕了一个缺口，里面还盛着半块冻硬的烙饼。

“我们在山脚下立了块木牌，刻着失联队员的名字。”一位老测绘兵红着眼眶对我外公说，“那地方风大，雪厚，木牌怕是早就被吹走了。”

外公在天山脚下坐了三天三夜，对着连绵的雪山，一遍遍地喊着三舅的名字。风卷着雪粒打在他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可他一点也不觉得疼。最后，他在雪地里捧了一把雪，装进三舅的帆布包，带着无尽的遗憾，回了家。

从那以后，家里的饭桌上，永远多摆着一副碗筷。外婆每天都会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方，直到太阳落山。她的头发渐渐白了，背渐渐驼了，嘴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老三”两个字。

一九八八年，外婆在弥留之际，攥着我妈的手，指着樟木箱的方向，气若游丝地说：“把……把老三的包……给我。”我妈把帆布包递给她，她紧紧抱在怀里，就像抱着当年的三舅，最后在“老三，娘等你回家”的呢喃中，闭上了眼睛。

外婆走后，外公也老得更快了。他每天都会拿出三舅的地图，在上面画圈，从巴音郭楞到天山，从罗布泊到阿尔金山，那些三舅可能去过的地方，都被他用红铅笔圈了一遍又一遍。二零零五年，外公也走了，临走前，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把他和外婆的骨灰，撒在天山脚下，“这样，就能陪着老三了”。

我妈这一辈，兄妹四人，只有三舅没回来。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在门口挂一盏红灯笼，那是给三舅留的。我妈说，红灯笼亮着，三舅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二零一九年，我带着三舅的帆布包，踏上了去新疆的路。这是我第一次去新疆，也是我替家人完成的一次寻找。

我先去了巴音郭楞的测绘队旧址，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座测绘博物馆。馆里的讲解员告诉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上千名测绘人扎根新疆，他们用脚板丈量大地，用生命标定坐标，很多人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在博物馆的一面墙上，我看到了一张泛黄的名单，上面写着“1970年天山暴风雪失联人员”，第三个名字，就是我三舅的名字——李建国。

那一刻，我蹲在地上，泪流满面。半个世纪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落点。

我又去了天山深处的独库公路。公路两旁，长满了挺拔的白杨树，像一个个站岗的士兵。当地的牧民说，每年夏天，天山雪莲盛开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在雪地里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什么。

我在山脚下，用石头垒了一个小小的坟冢，把三舅的帆布包放在里面，又把外公外婆的骨灰，撒在了坟冢周围。“三舅，外公外婆来陪你了。”我对着雪山说，“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牵挂。”

风从雪山吹来，带着雪莲的清香，好像是三舅的回应。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村里的老槐树还在，每年秋天，依然会落满地黄叶。家里的樟木箱底，还留着三舅的照片，他笑得依旧那么灿烂。

我常常想，三舅或许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化作了天山的雪，化作了戈壁的沙，化作了新疆大地上的一个个坐标点，永远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那些像三舅一样的测绘人，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却用生命，绘出了祖国的壮丽山河。他们是时代的无名英雄，也是家人心中永远的牵挂。

半个世纪的遥望，虽然等不来三舅归乡，却让我们懂得了奉献的意义。三舅的帆布包，还在天山脚下躺着，它装着的，不仅是一把游标卡尺、一卷旧地图，更是一个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和一家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

天山的雪会化，戈壁的风会停，但三舅的故事，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