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须借助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全面推进环境科普教育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冬天也每天洗澡。污水池里的水位，相比其他季节也没那么低了。”

上海徐泾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厂区（下称徐泾污水厂）是一处科普基地，在此工作了20年的环境工程师王栋说，有些设备趁着冬季污水少时正在维护；而中小学生一般在春秋季来参观，会看到污水厂在更大负荷下如何运转，还能做泥水分离等简单实验。

王栋用人体的肠道系统比拟污水处理设施。“就像人体检要看大小便，污水处理的状况也是城市的镜子。”城镇生活污水的原水，在历经过滤、沉淀和生化处理等环节后，能否变为符合指标的净水，不仅取决于处理设施是否运转良好，还关乎污水的成分构成和对应规模。

2025年12月19日上午，徐泾污水厂中的一处二次沉淀池。王昀 图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类身临其境的学习方式，对可持续发展教育而言尤为重要。国家在政策层面，也明确了各地环保设施对公众开放的要求，2018年针对环境监测、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和危废处置四类设施，2024年又推行至电力、石化、钢铁和建材四类行业的环境设施。

那么，相应环保设施开放的意愿和运行情况如何，其中有哪些需斟酌并克服的难题，又该如何充分实现公共资源的价值，挖掘其中就业与学习的潜力？2025年6月-2026年1月，以水体在城市中的流转为线索，从生活污水净化到河流治理，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先后探访了徐泾污水厂、青浦区环境监测站的公众开放工作，并多次参加中华环保联合会、上海长三角人类生态科技发展中心等不同公益机构发起和组织的环保亲水教育行动，其间采访了上海、福建等地的诸多实践者和参与者，得到以下线索和启示。

现状：“用爱发电”弥足珍贵，需向更大的“投资于人”延展

实际上，公众有了解环保设施的需求，政府也提供了开放入口。顺着“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小程序，人们都可按照开放时间进行预约参观。不过，2025年12月初，通过前述小程序定位上海寻找可探访的环保设施时，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发现，当月大部分设施只有一两个半天开放，甚至有的还没有开放时间。很多设施在6月的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以及9月的科普月前后，设置了开放的时间。

2025年12月19日上午，徐泾污水厂中，污水处理设施上贴的警示牌。 王昀 图

据了解，环保设施的空间设计为的是更好地生产，并未考虑科普参访需求；同时科普工作需消耗人力物力，但缺少人员经费，因此以职工志愿者的方式推进。故而这类设施也缺乏更多开放和主动告知公众的动力，定期向公众开放便可符合规定要求。

而徐泾污水厂和青浦区环境监测站，是为数极少的、在全年所有工作日的上下午都开放了公众预约的设施。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职工自身生发的意愿和热情。而对应的工作量不小，对能力的要求也不低。以徐泾污水厂为例，2010年已作为区级科普教育基地开放，每年约有500多人次参访。研究员粗略估算，如果每次接待10-30人，每个月对应2-4次，每次约需半天，讲解方式与观摩路线根据参访者的年龄和认知调整。包括王栋在内，这些工作共有两人志愿担当。青浦区环境监测站的情况与之类似，新世纪头十年已成为第一批区级科普教育基地，如今依托团支部的青年推进，大家希望更好地体现自我价值，协调出主业之外的时间——这项工作只是主职之外的志愿服务，却别有一番意义感和成就感。

2025年12月22日，青浦区环境监测站，生物多样性展厅一角，其中有诸多标本和挂图。 参访者也可适时观摩和体验正在进行的工作，如臭气嗅辨、玻片制作等。王昀 图

实际上，环境是公共品，大家的本职工作也与公众科普紧密相关。“如果不公开透明，老百姓就更不放心。”王栋表示。而青浦区环境监测站自然生态科负责人胡俊提到，设置这样的途径，是让更多公众能够了解并参与到环境生态保护之中，而非走向“以罚代管”，也减少处理投诉的压力。

某种程度上，专业工作者的科普热情，也源于一种身份认同。王栋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二十多年前高考报志愿时，正赶上这里要建污水厂，因此填报了相关专业。毕业后进入这里工作，见证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多次改造和相应的标准提升。王栋提到，自家拆迁之前就在一路之隔的蟠龙天地，此处水系因地势等原因滞留，如今徐泾污水厂排出的净化水，正是唯一能对此处补水的动力源。“但不能喝的。”他为可见的清澈洁净而自豪，但也反复强调，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出的也并非饮用水。

2025年12月19日下午，蟠龙天地河流清冽。 王昀 图

由王栋的讲述可见，正应通过这类环保设施的开放，让热爱家园并为之负责的身份认同，扩大至更多城市人群。当下，随着环境治理的效果显现，如水质一直变好，公众反而越发难以注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这就尤需令绿水青山背后的具体工作，包括现状、原理和技术手段等，能够吸引公众关切，提升其生态科学的素养，使其意识到自身的行为与之有关，进而促成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如此，在这一面向上去“投资于人”，与已有的“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未来才会有更多富有热情的专业工作者成长起来。

建议：借助环保设施，在自然教育中加强科学教育

首先，要补齐的工作十分明确，只是要找到合适的服务提供者，并为其赋能。“一旦工程上解决了污染等问题，政府方面会认为目标完成；却忽略了市民的意识形态跟不上科技应用的发展。”长期实践水务科普、自然教育的科普作家黎翔认为，有关生态环境的公众科普，，可以让人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撬动真正面向绿色的消费意愿，是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重要前提。而环境工程师、实验人员等专业人士有其主责主业，如果强行要求其跨界做科普，内容往往会显得枯燥。相比之下，教育机构、社会组织更应该去推进这类工作。

那么，这些社会主体是否能够结合更多向公众开放的环保设施去设计科普课程，拉动更多社群来学习和参访？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了解到，当下相关主体同样面临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等相关学习资源不足，能力尚需提升的状况。研究员在上海多次参加环保机构组织的亲水教育活动。在组织者的讲解和引导之下，青少年对面前的河流、湿地中的动植物乃至人类的活动等，进行思考和讨论，最后用自己的创作来表达。相比人文和艺术视角，在生态科学和环境工程方面，这类活动通常只有较为简略的介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徐笛也陪同五年级的孩子参与其中，虽被孩子的观念表达所感染，但她也想到，这类亲水自然教育，还可从物候与气候变化、污水净化原理等方面去拓展引导，小学高年级学生对此已能消化理解。但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一方面缺乏这类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无法得到支持，并未尝试与公众开放的环保设施取得联络。

2025年9月，在上海后滩湿地进行的一次亲水教育活动。对照身边的植物，同学们有的写诗，有的画画。 王昀 图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工程系副教授孙伟华，曾培训诸多全国的中小学、社会组织设计面向水环境的自然教育课程，也常担当其中的志愿者导师。在他印象中，来自长春的一位小学老师很有生态科学方面的能力，会向学生传授如何去水边采样，把样本拿回来观看。他认为，当下不同机构力量参差不齐，需整体加强科学方面的支持，而非依赖教师本人的热情与素养。

其次，如果环保设施都可提供教育场景，那么这方面的“投资于人”，则需站在更高层面统筹。比如，水生态和水安全，对应不同的管理部门。如果水务局做科普，会针对从取水口到水龙头的一段；如果是环保局做科普，可能在滨江等处进行。而从普通市民的角度，尤其是青少年，要更为系统地了解水流在城市中的全周期过程。对应的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了解不同设施的运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与工程师、实验员等工作人员保持沟通交流，才能够实现恰当的讲解，与之对应的课程设计也不能仅依托单一部门。甚至，这类面向公众的系统性工作，通过运用可追溯的技术，也可帮助不同部门更好地协力，发现并推进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这类科普教育的能力，或许也关乎一部分科技工作者的未来。环境监测部门已在推进黑灯实验室，水环境监测是重点。若是烦琐的实验将来能够用机器完成，其间的专业人士也要找到其他真正热爱的、与环境有关的事情。具身性的自然科普教育，要在环保设施运行的现场，在面对面交流、动手操作实验中实现，更大程度上是无法被机器简单替代的。

2025年9月，亲水教育活动进行中，在滨江的公共驿站里，老人读到孩子为母亲河写的诗。 王昀 图

最后，在支持进行完善的课程设计之外，还要能够评估这项教育本身的效用，尤其是科学素养提升的效果，包括接受课程的人次等，还可纳入与社区环境教育互动的指标等。

当下诸多科普活动，是让参与者拿证书拍照。以此作为交付内容。家长和孩子都感到太形式化。由于活动质量难以评估，某种程度上就只好如此。如果借助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撬动更多社会力量系统推进科普工作，那么为确保服务质量，可运用区块链、可信数据等进行评估。这样才能对服务提供者的能力，以及服务本身进行核定，让财政资金或公益基金等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简单堆砌，是无法产生价值的。只会让服务低质低效，在更大程度上形成内卷。”黎翔提到，需要足够的经费，才能实现科普的内容质量。而当下单个委托方往往难以提供这笔资金，他的经验和策略是，以同一系列的科普活动来盘活多方资源，实现多方目标，令大家的影响力提高和开销降低。

如果这类服务效果能够实现很好地评估，那么更多相关企业在ESG等方面的投入，也可顺着这一路径，更为有的放矢地“投资于人”。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黄厚新提到，在省政府大力投入流域治理的带动下，福建也有企业主动出资，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围绕湿地做红树林的修复。他自己也正在努力，促成更多环保设施企业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更好地进行公众开放。“如果企业看不到效果，就不会继续捐赠。根本上，需要把事情做清楚。”

关键是，不能以服务游客的心态做科普，而是要分享经验和传递知识，大家共同服务社会。黄厚新认为，对于自然教育而言，在社区中促成更多环保联动也十分重要。参访者从科普场景中回到日常生活里，相应的体验和知识可能被丢到一旁。

总之，需要考虑从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出发，与专业科普的力量联动，形成更多支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和学习的可能性，同时加强跨部门的协作，设置更为灵活的机制，让绿水青山更好地变成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