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那本《我的前半生》,你会读到一段挺有意思的牢骚。
发牢骚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最后一位当家人溥仪。
按常理推断,这人坐拥江山,御膳房伺候着,那日子肯定过得滋润,顿顿都得是顶级美味。
可偏偏溥仪满腹委屈,说那御膳房送来的东西,排场是摆足了,瞧着也挺唬人,真要往嘴里送,简直就是受罪——要么凉透了,要么嚼着跟蜡烛似的。
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要知道那会儿皇宫里的条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明朝那会儿引进的西红柿、辣椒早就不是稀罕物了,满汉全席的单子也早就固定下来。
硬件软件都是顶配,怎么当皇上的反而连口热乎饭都吃不顺心?
说白了,这位末代皇帝嘴里嚼的哪里是饭菜,分明就是冷冰冰的“规矩”。
想把这里面的门道看透,咱们得把时间线揉碎了,别去记那些枯燥的年份,而是来算几笔细账。
算完你准会明白,皇上这碗饭,从来就不好端。
咱们先把算盘打到商周时期,算算这头一笔“活命账”。
提起那会儿,不少人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就是纣王的“酒池肉林”。
听着那是相当奢靡,好像日子过得神仙都不换。
可真要把你扔那个年代去,保准你一天都熬不住。
那是啥光景?
做饭的手艺原始得很,所谓的“肉林”,说穿了就是白水煮大肉。
那时候哪有什么孜然、辣椒面,连十三香的影儿都没有。
脑补一下,一大坨肥腻腻的肉,就在白水里滚熟了,盐都不一定舍得放够,那滋味,想想都得反胃。
想吃口干粮压压惊?
没门。
那时候磨面的技术还没影儿呢,想啃个馒头、吃个烧饼,那纯属做白日梦。
为了对付这难以下咽的白煮肉,那帮贵族老爷们也是绞尽脑汁,搞了个决策:发明蘸料。
他们鼓捣出一种叫“豉醢”的玩意儿。
名字挺唬人,实际上就是把蚂蚁卵做成酱。
就这稀奇古怪的东西,平时还吃不着,非得等到过年过节,君王贵族才舍得尝一口。
更要命的是,这饭不光难吃,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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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哪有什么食品卫生检疫,厨师也没个健康证,生吃、半生吃的情况遍地都是,肚子里长寄生虫那是常态。
再加上贵族们爱显摆,非得用青铜器烫酒喝。
酒精跟青铜一接触,重金属全跑出来了,喝下去就是慢性中毒。
商朝人平均下来也就活个十八岁,这口看着“富贵”的饭菜,绝对是个重要原因。
时间转到秦朝,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去。
哪怕是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威风八面,他碗里的主食也就是些粗粮,下饭菜顶多是把韭菜。
馋了想涮个牛肉火锅?
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耕牛那是国家的命根子,是战略物资,谁敢动嘴就是跟朝廷过不去。
这第二笔账,得算算“菜篮子”是怎么升级的。
转折点出在汉武帝身上。
这事儿还得感谢他拍板做的一个决定:让张骞去西域溜达一圈。
本来是想去搞搞外交,拉拢点盟友打仗,没成想无心插柳,把咱们的餐桌给彻底换了血。
黄瓜、核桃、香菜、芝麻、石榴…
这些如今不起眼的玩意儿,那会儿可全是进口的高奢货。
汉武帝这人爱尝鲜,据说对香菜情有独钟,甚至到了做啥菜都得撒一把的地步。
这时候,皇家的饭桌才算有了点人味儿。
紧接着,工具的革新让做饭的手法也跟着翻了新。
铁锅登场了。
这一来,“煎”和“炒”就不再是神话。
汉朝的权贵们最馋的一道菜叫煎鱼:把鱼往锅里一扔,加水炖煮,汤收干了再撒佐料。
这在当时,简直就是舌尖上的顶级享受。
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汉朝是中国最早开始实行分餐制的。
这不光是为了讲礼数,更是为了卫生,避免大伙儿在一个盘子里搅和。
说到这儿,还有个小插曲。
东汉那会儿,医圣张仲景看大冬天的,穷苦百姓耳朵都冻烂了,心里不落忍,琢磨着光吃药不顶事,得来点热乎的食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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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把羊肉配上驱寒的药材剁碎了,用面皮捏成耳朵模样,煮了一大锅“驱寒矫耳汤”。
这东西一下肚,浑身冒热气,冻伤也就慢慢好了。
这就是饺子的老祖宗。
一道本来用来治病的“药膳”,因为实实在在解决了大伙儿的痛点,最后竟成了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主角。
再往后翻,到了唐宋,这第三笔账算的又是另一码事儿——“创意”和“体验”。
唐宋时期,宫里做饭的路数变了。
这时候不缺原料,缺的是怎么玩出花样。
唐朝讲究的是排场,是“人海战术”。
做一顿正经御膳,能支使八百多个厨子。
光是负责洗菜、淘米、烧火的,分工细得让人咋舌,单是管主食的就有十六号人。
唐朝的皇帝也那是真懂生活。
唐太宗眼光高,自己在宫里辟了块地种马乳葡萄,还亲自酿酒。
后来大诗人李白拿家乡四川的烧酒献给唐玄宗,玄宗抿了一口,惊为天人,当场赐名“剑南烧春”,这便是后来剑南春的老底子。
不过,真要把“吃”这件事玩到登峰造极的,还得数宋朝。
宋朝皇帝干了件在当时看来极其出格的事儿:拆掉宫墙的心理防线,允许叫“外卖”。
这就让人想起现在的特朗普在白宫点快餐的梗,其实这事儿宋朝皇帝早就玩剩下的。
北宋的皇帝经常偷偷溜出宫去“扫街”,宋仁宗那是出了名的爱钻民间的小馆子。
到了南宋,宋高宗也管不住嘴,隔三差五就派人去苏堤边上的鱼店买份鱼羹回来解馋。
那会儿的餐饮市场火得一塌糊涂。
民间有了正儿八经的酒楼饭店。
调味品也齐活了,葱姜蒜、豆豉、花椒、酱油、醋,要啥有啥。
宋朝皇帝偏爱羊肉,觉着猪肉那是平头百姓才吃的东西。
可不管吃啥,那种“想吃这口就能吃上”的痛快劲儿,绝对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高光时刻。
最后这笔账,得算算“僵化的体制”。
按说到了明清,日子该越过越红火才对。
毕竟明朝那会儿,改变中国饮食格局的“重磅炸弹”——辣椒,漂洋过海来了。
这就意味着,理论上青椒肉丝、水煮肉片、火锅这些重口味美食都能上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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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一块儿来的还有西红柿、玉米、红薯、菠萝。
但这热闹只属于民间。
皇宫大内里,情况反倒走了下坡路。
为什么溥仪会满腹牢骚嫌饭难吃?
溥仪的亲弟媳妇在《食在宫廷》这本书里把窗户纸捅破了:全是规矩惹的祸。
到了清朝,御膳房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臃肿、死气沉沉的衙门。
厨子做菜,脑子里想的头一件事不是“好不好吃”,而是“合不合规”。
哪道菜能上,哪道不能上,放什么佐料,不放什么,那都是有死规定的。
谁敢乱搭配?
谁敢搞创新?
为啥?
因为创新就得担风险。
万一皇上吃坏了肚子,那是掉脑袋的事儿。
万一皇上今儿个觉得这味儿不错,明儿还要吃,你做不出那个一模一样的味儿来,也是个麻烦。
于是乎,最稳妥的法子就是“照着老方子抓药”。
虽说号称满汉全席,其实好多都是“摆设菜”,看着花哨,实际上早就凉透了。
溥仪自己都说,每天正餐就早晚两顿,端上来的菜长年累月都不带换样的。
这就搞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明明手握红薯、玉米、辣椒这些高产又美味的食材,明明拥有当时最顶尖的烹饪手艺,可被困在紫禁城里的那位爷,吃得反倒不如现代路边摊撸串来得痛快。
回过头来琢磨,这哪里是一部帝王饮食史,分明就是中国社会的变迁缩影。
商周那会儿的“酒池肉林”,是生产力低下时,对温饱一种笨拙的炫耀;
汉唐时期的“兼容并包”,那是大国崛起、万国来朝的底气;
宋朝皇帝的“叫外卖”,折射的是商业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
而到了清朝,御膳房里那桌冰冷、乏味、千篇一律的宴席,恰恰就是那个封闭、僵硬、日薄西山的王朝最真实的写照。
所以,下回再在电视剧里看见皇上吃饭那大排场,别太眼馋。
那一桌子菜,八成是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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