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刻度：1960年那杆不公平的公平秤

1958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时，我们村的“共产主义食堂”开张了。鞭炮炸得震天响，队长把祖宗牌位从祠堂请出来，换上了毛主席像。我娘把家里最后半袋麦子交到粮站，回来时手里攥着两张食堂饭票，上面盖着红章：“吃饱吃好，敞开供应”。

最初三个月，食堂像个永不散席的宴。

八口大铁锅日夜冒着热气，王师傅的大铁勺在粥桶里搅动，粥稠得插筷子不倒。李瞎子一顿吃了十一个白面馍，撑得躺在打谷场上打滚，边滚边笑：“值了，做鬼也值了。”炊烟从食堂的大烟囱冒出来，在村子上空连成一片祥云。

可祥云底下，粮仓正在以看不见的速度变空。

开春后，粥开始能照见人脸。

先是馒头变成了窝头，窝头又变成了菜团子。王师傅分饭时手开始抖——他得算计，算到麦收还有七十三天，仓库里的粮食却只够四十九天。队长召开社员大会：“从明天起，按劳分餐，劳力多吃，老幼少吃。”

会计老陈头搬出一杆大秤。那秤黑沉沉的，秤砣有小孩脑袋大。从此，每个人的命，都在这杆秤上过。.

我娘开始藏食。

她把分到的菜团子掰成三块，两块给我和弟弟，最小的那块用破布包了，塞进墙缝。半夜里，我听见她摸黑起来，把破布包掏出来闻闻，又放回去。她闻的不是味道，是希望。

王小妹的死，让整个村子沉默了三天。

小妹九岁，爹在炼钢时烫伤了手，娘跟人跑了。按劳分餐后，她只能分到半份。那天她排了两次队，第一次领自己的，第二次说替她爹领。王师傅认出了她，铁勺停在半空。蒸汽里，我看见他眼睛红了。

“孩子，这不合规矩。”他的声音很轻。

小妹不说话，只是举着空碗。碗边有个豁口，像张开的嘴。

最后王师傅舀了半勺稀汤倒进她碗里。那汤清得能数清米粒——七粒。

第二天早上，小妹没来上学。老师去她家，发现她蜷在灶台边，身子已经僵了。手里还攥着那个碗，碗底粘着三粒没舔干净的米。

她爹抱着女儿的尸体，不哭也不闹，只是用手一遍遍梳小妹的头发，梳了一整天。村里的狗围着他转，他也不赶。

仓库彻底空了那天，老陈头坐在门槛上抽烟。

烟是干玉米叶卷的，呛得他直咳嗽。他把最后一点高粱倒进秤盘，秤杆高高翘起——差得远。

“掺水。”队长说。

于是大锅里开始一瓢一瓢加水。汤越来越清，到最后，能看见锅底铸着的字：“大跃进万岁”。王师傅搅动时，铁勺刮过那些字，发出刺耳的尖叫。

人们开始吃“代食”。

榆树皮磨粉，黏糊糊的一团。苲草根煮烂，有股土腥味。最要命的是观音土——吃下去能暂时填满肚子，但拉不出来。村里的茅坑边，常能看见人跪在那里，用手指往外抠土疙瘩。

我弟弟饿疯了，偷吃了生产队留种的土豆。被吊在食堂门口示众时，他小小的身子在风里晃荡，肚子却鼓得吓人——土豆在胃里发胀。

娘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破了，血顺着鼻梁流下来。最后王师傅站出来：“孩子不懂事，扣我的口粮。”

那天晚上，我看见王师傅在食堂后头，把刷锅水滤了三遍。月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像压着一座山。

1961年开春，食堂的灶火终于灭了。

不是没柴，是没东西可煮。食堂门口那块“共产主义食堂”的木牌还在，只是“产”字掉了一半，剩下“共主食堂”。

人们开始各自逃荒。我爹去了八十里外的山里，七天后回来，背回半口袋橡子面。那面黑乎乎的，吃下去满嘴涩味。第一口他喂给已经说不出话的奶奶。

奶奶咽下去了，眼泪顺着深陷的眼窝流。她指指我爹，又指指我们，嘴唇动了动。我爹把耳朵凑过去，然后突然抱住头，肩膀剧烈地抖动。

奶奶说的是：“走吧，别管我了。”

食堂关门那天，王师傅把最后一口锅刷了又刷。

锅底刷得发亮，能照见人影。然后他锁上门，钥匙交给队长。转身时，他脚下一软，我赶紧扶住。

手碰到他的胳膊——细得只剩皮包骨。

“王师傅……”

他摆摆手，慢慢走远了。雪地里留下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很快被新雪盖住。

四十年后，我回到村里。

食堂的房子还在，改成了老年活动中心。年轻人在里面打麻将，不知道这房子吃过人，也被人吃过。

只有那些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吃饭时绝不剩一粒米。不是珍惜粮食，是身体记得——每一粒米，都可能是一条命。

王师傅活到八十八岁。临终前我去看他，他已经糊涂了，但手里总捏着个东西。我凑近看，是一把生锈的秤砣。

他儿子苦笑：“说什么也不肯撒手。”

去年清明，我给早逝的弟弟上坟。坟头的草很深了。烧纸时，火光里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吊在食堂门口的小小身影，肚子鼓着，眼睛睁得很大。

风吹过来，纸灰打着旋儿上升。远处新农村的小楼里，传来一家人吃饭的笑声。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散在黄昏的天空里。

这炊烟，曾经断过三年。

而那杆秤，还压在王师傅的棺材里。

秤的一头是粮食，另一头是人命。中间那根提绳，勒进了整个民族的记忆里，留下永远抹不掉的印子。

如今超市里的米面堆成山，电子秤精确到克。可有些东西，是再精确的秤也称不出来的——比如饥饿的滋味，比如一碗饭的重量，比如在那些看不到明天的日子里，人们依然死死攥住生的希望。

那希望轻得像一粒米，重得像一座山。

而我们最该记住的，不是那杆秤曾经称过什么，而是它为什么会被搬出来，又该如何保证，它再也不会被搬出来称人命。

因为有些称量，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