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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刚过,当AI概念股在资本市场掀起狂欢,另一条隐匿却强劲的增长脉络,正在全球市场悄然延伸。
它没有硬科技的光环,不讲述攻克“卡脖子”的叙事,却精准地切入了更直接的痛点——钱。从东南亚市集的扫码支付,到拉美网约车司机手机里弹出的贷款广告,一场由中国科技公司主导的全球性金融输出,正成为出海故事中最为现实也最具争议的部分。
这似乎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商业模式:流量获取用户,场景沉淀数据,数据刻画信用,最终,信用被兑换为贷款利息。广阔的海外市场,尤其是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的新兴经济体,便成为这套成熟模式的最佳试验场。
然而,当我们剥开“金融科技”这层光鲜的外衣,其内核驱动的,究竟是一场技术赋能的普惠革命,还是一场披着科技外衣的资本套利?科技的尽头,难道就是计算出最优雅的贷款利率模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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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大数据模型:为何殊途同归于放贷?
科技与大数据模型的尽头是房贷?
这里面的根本性动力在于,金融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提供了互联网平台梦寐以求的盈利模型:高毛利率、强现金流和可规模化的网络效应。
与需要持续巨额资本开支的云计算、投入周期漫长且不确定性高的硬科技研发相比,信贷业务的商业模式清晰而直接。它完美契合了互联网公司基于流量和数据变现的逻辑。当广告、电商佣金等传统变现方式遭遇瓶颈,拥有庞大用户行为数据的科技公司发现,将这些数据用于风险评估并开展信贷业务,是一条“更短、更快”的货币化路径。
于是,无论是做社交、电商、出行还是外卖,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积累下足够的数据资产,其商业演化的终点,似乎都指向金融。当然,这也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平台经济都存在的趋向。只不过,这种趋向在中国科技公司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迫切。
在经历了“补贴”、“烧钱”的模式后,资本对盈利的耐心正在消减。而金融业务,尤其是与消费场景深度绑定的消费贷款,成为科技企业向资本市场证明变现能力最直接的工具。其本质,是利用平台在特定场景下的垄断或优势地位,将用户黏性转化为金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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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的“降维打击”:普惠外衣下的高利差
科技公司将这套模式复制到海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被包装成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降维打击”故事:用中国验证过的成熟科技,去服务当地未被传统金融机构覆盖的“信用白户”,践行普惠金融。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传统银行体系僵化,服务门槛高,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人确实无法获得便捷的信贷服务。在金融学当中,被称作金融抑制。中国科技公司带来的移动支付和小额信贷技术,确实填补了部分市场空白,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但故事的背面是畸高的利率。这些市场之所以存在空白,正是因为服务这部分人群的风险成本极高。要覆盖风险、实现盈利,利息收入必须要覆盖坏账。虽然有些国家或地区会受当地法规限制,但通过手续费、服务费、担保费等多种名目的组合,综合资金成本(APR)往往触及当地法律允许的上限。
“科技”扮演了双重角色。对外,它是提升效率、实现普惠的工具;对内,它是更精准进行风险定价、最大化利润边界的算法。核心盈利逻辑依然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渠道优势,赚取高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息差。所谓的“降维”,不仅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某种程度上也是将一种对高利润率的追求和更为激进的金融扩张模式。
监管与风险:高增长伴随高不确定性
这场全球扩张并非坦途,最大的变量来自于监管。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环境往往变化迅速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科技公司的金融出海,始终在与当地监管进行一场动态的“猫鼠游戏”。初期,监管空白或宽松的环境为模式跑通提供了窗口期。一旦业务形成规模、引发社会关注(尤其是债务和催收问题),监管的收紧便接踵而至。从要求与本地持牌机构合作、设立数据本地化服务器,到直接收紧牌照发放、设定更严格的利率上限,每一次政策变动都可能对业务造成颠覆性影响。
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它意味着前期为适配本地市场所做的技术开发、渠道建设投入,可能因一纸政令而价值锐减。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迫使企业必须进行选择:是追求短期内的规模扩张和利润最大化;还是采取更为审慎、合规先行的长期主义策略,主动将业务控制在监管鼓励的框架内。
这场游戏考验的不仅是企业的技术能力和金融功底,更是对异质化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未来何往:重寻科技初心?
当“流量—数据—信贷”的闭环被反复验证为有效的创收路径,路径依赖便可能形成。公司的自我定位,是会逐渐向一家“持有科技牌照的金融机构”滑落,还是能坚守解决更广义社会问题的科技初心?
这并非否定金融科技的价值。相反,真正伟大的金融科技,应当是利用技术显著降低金融系统的运行成本、摩擦和风险,而不仅仅是将线下高利贷线上化、智能化。
长远来看,中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影响力,不应仅仅建立在“更会放贷”之上。无论是硬科技的突破,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其最终使命应当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造全新的价值。金融可以是一个强大的赋能工具,但它不应该是故事的终点。
全球放贷的业务,像一面镜子,照出中国科技公司对盈利能力与增长模式的深层焦虑,也折射出其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全球化竞争的现实选择。它是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必然产物,却未必是通向未来的唯一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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