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务徐远举女儿访问大陆：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那是在1991年的京城。

来人名叫徐继红。

她的父亲，正是当年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目——徐远举。

这时候，距离徐远举死在那个特殊的地方，已经整整过了十八个年头。

乍一听，这似乎是个闺女千里寻父、想要讨个说法的感人桥段。

毕竟，她父亲当年在西南可是红极一时的人物，死因却一直是个谜团。

可你要是觉得这仅仅是一场迟来的亲情追思，那只能说把世道人心想得太单纯了。

徐继红这一趟折腾，不是为了什么沉冤昭雪，也不是为了寄托哀思。

说白了，她是为了那实实在在的票子。

更确切地讲，她急需一张盖着大陆公安部门鲜红印章的死亡证明书。

只要手里有了这页纸，她回到台湾就能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

这事听起来挺魔幻，可如果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你会发现这背后藏着一套冷冰冰的现实逻辑。

咱们不妨把日历翻回到十八年前，去看看那个被闺女“挂念”的老特务，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

1973年1月19日，地点是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那年的冬天冷得邪乎，气温跌到了零下十好几度。

59岁的徐远举，因为缝纫组干活的一点鸡毛蒜皮，跟同屋的狱友吵翻了天。

别看改造了十几年，这老头当年那股子暴躁脾气是一点没改。

他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火气直冲脑门，脖子上的青筋都蹦了起来。

换做旁人，吵两句也就散了。

可徐远举是个狠人，为了把这股邪火压下去，大晚上的，他愣是用冰凉的冷水给自己冲了个澡。

這一激，火气倒是没了，可那脆弱的血管哪受得了这个。

到了半夜，报应来了。

徐远举浑身滚烫，身子抽成一团，血压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

同屋的人吓得不轻，赶紧拍门喊报告。

这下子，难题甩给了值班的监管干部。

送医院，还是不送？

按常理，人命关天，哪有不送的道理。

可那会儿是1973年，形势微妙得很。

深更半夜要把一个重刑战犯弄出监牢去就医，这责任谁担得起？

万一路上跑了呢？

又或者这老头只是装病呢？

再说了，还得走程序。

调派车辆、层层审批、向上级报备，这一通操作下来，天都得大亮。

于是，监管方选了个最稳妥的办法：先观察观察，同时打报告请示。

这一“稳”，就稳了两天两夜。

从19号发病，硬是拖到了21号上午，徐远举才被抬进了北京复兴医院的大门。

大夫一查，脑溢血。

都拖到这份上了，神仙也难救。

当天，徐远举就咽了气。

那个曾经在西南地区呼风唤雨、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这么孤零零地死在了病床上。

没留下一句遗言，身边也没个亲人送终。

本来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顶多算个战犯病亡的普通档案。

谁承想，这事竟然惊动了周总理。

报告递到上面，总理扫了一眼，紧接着就问了一句特别犀利的话：

“人是19号病的，怎么21号才送去医院？”

这话问得太重了。

这不仅是在查医疗事故，更是在问政治责任。

公安部那边坐不住了，立马派人彻查。

查出来的结果让人挺无语，但也挺真实：没人故意害他，也没人搞虐待，纯粹就是因为那一套繁琐的流程把人给耽误了。

干部们有的怕担责，有的嫌麻烦，大伙都在等着上面的话，结果把大活人给活活“等”没了。

最后，中央认可了这个调查结果。

徐远举的遗体火化处理，骨灰暂时存放起来。

这事在当年其实没掀起多大风浪。

说到底，徐远举手上的血债太厚了，厚到让人很难对他生出一丝怜悯。

咱们回头看看这个死在等待中的人，当年是怎么对待别人的。

徐远举，黄埔七期毕业，号称军统“三剑客”之一。

1949年，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了。

那帮高官显贵都在忙着抢飞机票、运黄金，恨不得插翅膀飞到台湾去。

徐远举没跑。

那时候，他手里攥着一份名单，那是毛人凤下达的“清理指标”。

在重庆解放的前夜，也就是那场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中，徐远举下了一道丧心病狂的命令：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在白公馆、渣滓洞，他指挥手下的特务，屠杀了三百多名革命志士。

这其中，最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是他对杨虎城将军下的毒手。

1949年1月，正是徐远举亲自策划，在戴公祠秘密杀害了杨虎城。

注意，这不是两军对垒的阵亡，而是赤裸裸的处决。

更绝的是，为了毁尸灭迹，他在杀人后竟然还用镪水毁坏遗体面容。

那一刻的徐远举，冷静得像块冰，执行任务像台机器，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他那时候估计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四年后，他自己的老命，会因为“办事效率太低”这几个字而丢掉。

杀别人的时候，他分秒必争；轮到别人救他的时候，却足足走了两天的流程。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黑色幽默的地方。

1949年12月，徐远举在昆明落网。

当时他还做着去台湾的美梦，结果被卢汉起义的部队给扣下了。

进了功德林监狱后，徐远举的心理落差那是相当大。

起初，他不服气。

他是搞审讯的祖宗，向来只有他审别人，哪有人能审他？

共产党没毙了你，还让你有口饭吃，你还有脸闹？”

这一骂，把徐远举给骂通透了。

想明白以后，徐远举干了一件让大伙都跌破眼镜的事：他开始啃《资本论》。

在监狱里，装模作样看书的人不少，但徐远举是真往心里去。

他在书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甚至为了书里的观点跟狱友争得面红耳赤。

沈醉后来回忆说，徐远举算是真的从思想上脱胎换骨了。

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忏悔录：“痛恨蒋介石把我是人的变成了鬼，感谢毛主席把我是鬼的变成了人。”

不管这话是发自肺腑还是为了保命，至少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活得像个人样了。

直到那次要命的冷水澡。

镜头切回到1991年。

徐继红坐在了姚伦的对面。

姚伦是当年功德林的管理负责人。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姚伦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当年那个杀人魔王的闺女，如今也是两鬓染霜了。

徐继红也没藏着掖着，直接把底牌亮了出来。

原来，台湾那边出了个新规定：凡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如果是在大陆被俘后，死在监狱里（只要不是被枪毙的），就可以算作“因公死亡”或者“在职病故”。

这就意味着，家属能领到一笔抚恤金。

但是，台湾当局只认白纸黑字的证据。

徐继红想要一份大陆官方开具的死亡证明，上面必须清清楚楚写着：徐远举，死于脑溢血，死于某年某月某日，地点是战犯管理所。

这下子，难题抛给了姚伦。

给一个满手血腥的特务头子开具“正常死亡证明”，让他女儿去台湾领赏，这在感情上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如果徐远举是被执行死刑的，这钱台湾肯定不给。

可偏偏他是病死的，而且是因为救治不及时病死的。

姚伦心里这笔账算得很明白。

如果不给开，显得大陆这边气量太小，也不符合“落实政策”的大方向。

既然人死如灯灭，历史结论也早就定了，给家属一个交代，既是人道，也是自信。

于是，姚伦翻开了尘封的旧档案。

他严格按照记录，如实填写了徐远举的死亡经过：1973年1月21日，因脑溢血病故于北京复兴医院。

最后，在那张纸上盖上了鲜红的公章。

徐继红接过这张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纸，连着说了好几声“谢谢”。

她没再问父亲临走时痛不痛，也没问父亲有没有留给家里什么话。

对她而言，这趟北京之行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那年秋天，徐继红在台湾顺利注销了父亲的户口，并如愿领到了那笔抚恤金。

故事说到这儿，好像每个人都求仁得仁了。

徐远举在功德林里度过了余生，虽说死得有点窝囊，但好歹留了个全尸，没挨枪子儿。

大陆方面展示了胸襟，没在一个死人的身后事上为难家属。

徐继红拿到了真金白银，填补了生活的亏空。

唯独那些倒在1949年黑牢里的冤魂，那些被徐远举下令勒死的烈士，早已化作了泥土。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真就不讲理。

几十年的血雨腥风、家国恩怨，最后在1991年的那个下午，化解成了一张盖着红章的A4纸，和一笔跨越海峡的汇款。

这笔钱，徐远举要是泉下有知，不知道他是会觉得欣慰，还是会觉得讽刺。

毕竟，他这辈子都在为国民党卖命，最后国民党给他的回报，竟然是因为他“死得还算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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