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她弃亲生儿入孤儿院，抚养情敌子成教授

1976年，北京的冬天。

三十岁出头的彭云正忙着收拾儿子彭壮壮散落一地的玩具，心里头盘算着时间，他在候着一位打老家来的贵客——他的母亲谭正伦。

老太太眼瞅着快六十了，这辈子都在巴掌大的地方打转，没出过远门。

这回为了进京，特地拾掇了一番，头发洗得干干净净，新做的衣裳烫得平平整整。

临走前，恨不得让整条街都知道：“明儿个赶早班车，上北京瞧大孙子去！”

谁承想，那趟进京的列车，注定是接不到人了。

就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谭正伦在重庆的老房子里突发脑溢血，人往地上一倒，就再也没能睁开眼。

后人整理遗物时才发觉，这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大娘，心里头装着一本让人看了直冒冷汗的账簿。

这账上记的，哪里是什么柴米油盐的琐碎，分明是一次次关于生死的抉择，是拿亲骨肉去换义气的血泪史。

后来，在那块给老太太立的碑上，刻着这么几个字：“彭咏梧原配妻子，江姐遗孤抚养人。”

这话念着有些绕口，可那里面的分量，沉得让人透不过气。

大伙都晓得“江姐”江竹筠在渣滓洞里那是钢铁打的身子骨，宁死不屈。

可没几个人真正琢磨透谭正伦的“守家智慧”——当老天爷把最要命的选择题扔过来时，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妇，是怎么拿出了比大政治家还果断的主意。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48年，瞧瞧谭正伦这辈子那是怎么闯过那几道鬼门关的。

1948年的重庆，连风里都透着一股子血腥气。

这一年对谭正伦来说，简直就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那时候的情况糟糕透了：丈夫彭咏梧已经没了（虽说她那会儿还被蒙在鼓里），“二房”江竹筠也被抓进了渣滓洞。

国民党那帮特务像疯狗一样满城嗅，就为了找江姐留下的种——那个还在穿开裆裤的彭云。

特务们的算盘打得精：把孩子抓手里，当娘的还不乖乖开口？

这节骨眼上，谭正伦手边扯着两个娃。

一个是她跟彭咏梧生的亲儿子，老大彭炳忠；另一个是丈夫跟江姐生的“私生子”，老幺彭云。

拖着俩孩子跑路，目标大得像灯笼，铁定是死路一条。

要是坐着不动，那是等着让人瓮中捉鳖，更是没活路。

摆在她面前的路就剩下两条窄道：要么仨人绑一块儿死；要么狠心丢下一个，保另一个。

这简直是个死局。

换作随便哪个普通人，出于娘胎里带出来的本能，要是真得“丢卒保车”，铁定是护着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把那个“情敌”生的娃扔了。

这话说到哪儿去，旁人也没法指指点点——毕竟，那孩子可是丈夫在外头有人、背叛家庭的铁证。

可谭正伦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那个寒风刺骨的大清早，她左手牵一个，右手抱一个，站到了重庆孤儿院的大门口。

她蹲下身子，从兜里掏出一块糖，塞进大儿子彭炳忠的手心里，帮他把领口理顺了，把眼泪憋回去，哄道：“儿啊，你先在这儿住些日子，妈过阵子就来接你回家。”

彭炳忠死命抱着她的腿哇哇大哭，可谭正伦硬是把孩子的手给掰开了，转过身抱起小彭云，头都不回地钻进了巷子里。

她把亲生骨肉推进了孤儿院的大门，反倒把丈夫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留在了怀里。

这一步棋，她心里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头一桩是掂量风险。

特务那帮人眼红得很，死盯着彭云不放。

彭炳忠虽说也是老彭家的种，但在特务眼里没那个“利用价值”。

把老大送进孤儿院，听着是惨，但在那种乱世里，反倒成了最好的“隐身术”，特务哪有闲工夫去孤儿院挨个翻查流浪儿？

第二桩是看生存能力。

彭云那会儿太小了，离了大人一天都活不下去，必须得有人十二个时辰盯着。

老大年纪稍微大点，在孤儿院里哪怕吃苦，好歹能留条命。

真要开始逃命，她后背只能背动一个，那个必须是离了人就得死的彭云。

第三桩，也是最扎心的一层，是看份量。

在她那朴实的老理儿里，彭云不光是个娃，那是丈夫和江姐留下的“根”。

江姐在前线流血拼命，她要是守后方连个孩子都护不住，这份“义气债”她几辈子都还不起。

于是，她选了那条最凶险的路：把“活靶子”拴在裤腰带上，拿自己给特务当诱饵。

为了把彭云藏严实，她领着孩子像耗子一样东躲西藏，住过破阁楼，睡过煤厂子，甚至有好几回听见特务上楼的脚步声，她抱着彭云直接从后窗户跳下去逃命。

这哪是在带孩子，这分明是拿自个儿的命在给这娃当防弹衣。

要是再往前捯饬几年，你会发现谭正伦这种“识大体”的劲头早就有了苗头。

那是四十年代中期，谭正伦还在四川云阳老家还债度日。

丈夫彭咏梧走了好些年，说是去念书、干革命大事。

冷不丁有一天，一封信从重庆飞了回来。

信上写的东西，搁在一个旧社会妇女身上，那简直就是天塌了。

丈夫在信里没藏着掖着：他在重庆为了工作掩护，跟一个叫江竹筠的女同志假扮两口子，后来假戏真做，有了感情，结了婚，还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彭云）。

眼下风声紧，盼着原配谭正伦能去趟重庆，帮手带带这孩子。

这信要是搁在现在的电视剧里，女主角非得黑化复仇个百八十回不可。

丈夫在外头娶了小的，生了娃，现在还好意思叫原配去当“老妈子”？

这简直是把人的脸皮撕下来往地上踩。

一般娘们儿碰到这事，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可谭正伦闷声不响了好几天，拿定了第二个大主意：上重庆，接孩子。

她心里这笔账，又是咋算的？

这里头有个极冷静的划清界限。

她心里明镜似的，丈夫彭咏梧干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买卖。

那个叫江竹筠的女人，既然能跟丈夫并肩子干，肯定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主儿。

要是她不去，孩子在重庆没人管，这两口子得分心，搞不好就得暴露，到时候全得玩完。

她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后勤大队长”。

在前头冲锋陷阵的，那是过命的交情；在后方守着大本营的，那是千斤的重担。

她懂那个女人的无奈：“我要去更要命的地方，带不了娃。”

这话把女人的那点嫉妒心给打散了。

在掉脑袋的大事面前，那点儿女情长算个屁。

谭正伦虽说没念过书，但她晓得啥叫“大义”。

她不光去了重庆，还真把孩子接回了云阳老家。

为了不让人起疑心，对外就说这是自个儿生的二小子。

这哪里是软弱，这是因为她心里头装得下比自个儿面子更大的事儿。

1949年，天亮了，重庆解放。

按说谭正伦这下该享清福了。

可老天爷又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她兴冲冲地背着彭云去找江姐，想着把孩子全须全尾地交还给人家。

她跑遍了重庆的“脱险人员登记处”，等来的却是一个个晴天霹雳：江姐牺牲了，丈夫彭咏梧也早就不在了。

两家的顶梁柱全塌了，就剩下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守着两个没爹没娘的娃。

这时候，组织上本来给谭正伦安排了个机关里的差事。

这是个翻身的好机会，端上铁饭碗，这辈子吃喝不愁。

可谭正伦又做了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决定：机关我不去，我就要去重庆第一幼儿园当个普普通通的保育员。

图啥？

理由就一条：彭云刚进那幼儿园。

她心里的账本还是那么清楚：机关工作是体面，可没法时时刻刻盯着孩子。

彭云那是烈士留下的独苗，要是这根苗在太平日子里有个三长两短，她就算死了也没脸去见彭咏梧。

去幼儿园当阿姨，钱少、名头不好听，可能天天瞅着孩子吃饭、睡觉。

这就够了。

不光这样，在抚恤金这事上，她也算得“分毫不差”。

按政策，彭炳忠（亲生子）和彭云（养子）都是烈士后代，都能领钱。

但谭正伦硬是只领了彭云的那份。

她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到处都缺钱，又在打抗美援朝，别对我搞特殊。”

这看着像是高风亮节，其实是她自个儿心里摆得太正。

她始终觉得，彭云是“公家的人”，国家得管；彭炳忠是她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当娘的养活儿子是天经地义，不能去占国家的便宜。

这种对自己抠门到家的劲头，一直伴了她一辈子。

1957年，彭云在学校看了话剧《江姐》。

回到家，看着眼泪汪汪的儿子，谭正伦觉得火候到了。

彭云当场就懵了，哭得稀里哗啦。

但在谭正伦看来，这事儿没必要藏着掖着。

她从来没想过要顶替江姐的位置，她就是个看护人。

她对彭云的管教严得近乎不讲情面。

天不亮就逼着背书、练字，稍有点偷懒，她就会甩出那句沉甸甸的话：

“你爹妈都为国捐躯了，你有什么资格偷懒！”

这话像鞭子一样抽在彭云身上，也抽在她自己心窝子上。

她心里明白，她要交出去的，不是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而是一个能扛起父辈旗帜的汉子。

1965年，这笔“长线投资”总算见着回头钱了。

19岁的彭云拿下了四川省理科状元。

那会儿，清华、北大那是任他挑。

这在谁家都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喜事。

可谭正伦又一次插手了。

她把那些综合性大学全给否了，铁了心要彭云考“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话就撂在这儿：“国家缺什么，你就去干什么。”

在那个年月，哈军工那就是国防科技的摇篮。

在谭正伦眼里，只有进了那儿，才算是真正接过了爹妈手里的枪。

后来的日子证明，她的两个儿子都出息得很。

彭云成了响当当的计算机专家，后来在美国搞科研；亲儿子彭炳忠也当上了四川大学的教授。

谭正伦这一辈子，好像总是在做“赔本买卖”。

年轻时候守活寡替夫还债，中年时候帮情敌养儿子，逃难的时候狠心扔掉亲骨肉，老了老了还拒绝组织的照顾。

可要是把眼光放长远了看，你会发现她才是那个真正的大赢家。

她用一个农村妇女并不宽厚的肩膀，硬是扛起了两代人的命。

她没上过战场开过一枪，但她把后方最要紧的那块阵地给守得死死的。

1976年那个冬天的晚上，她走得太急，连句像样的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

但也许她压根就不需要留什么话。

当彭云在哈军工的校园里钻研导弹图纸的时候，当彭炳忠在大学讲台上讲无线电原理的时候，当那块刻着“江姐遗孤抚养人”的碑竖起来的时候，她那本厚厚的人生账簿，早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差。

大伙嘴里说的“深明大义”，其实从来不是脑子一热的冲动。

那是无数个深夜里，把眼泪擦干了，咬碎了牙往肚里咽，做出的那个最难受、却最硬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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