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蒋介石在大陆的情况及活动

1949年10月1日，正当晌午。

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那刺耳的电话铃声，又一次在屋里炸响了。

话筒被蒋介石一把抓起。

听筒那头传来的，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声音。

这已经是周至柔打来的不知第几通电话了。

他的嗓门里透着火急火燎的焦躁，甚至带着几分哀求的味道。

原因无他：要是再不让飞机升空，就赶不上北京那边的吉时了。

其实，周至柔那边的弓早就拉满了。

当年的国民党空军，仗着美国人的家底，比起解放军来那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周至柔手里捏着一份把每一个细节都抠过的空袭方案，准星早已锁定了那个即将举行大典的广场。

只要蒋介石嘴唇动一动，点头应允，挂满炸弹的机群就会呼啸而去，把天安门变成一片火海。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握着话筒的蒋介石，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这之前，每次周至柔火急火燎地请示“动手时间”，蒋介石嘴里吐出来的永远是温吞吞的三个字：“再等等。”

眼下，最后的时间窗口眼看就要关上了。

实在是耗不起了。

谁知道，蒋介石憋了半天，最后蹦出来的指令，直接让周至柔当场傻眼：

任务取消。

这道命令，乍一听简直不可理喻。

得知道，这一天对蒋介石而言，恐怕是这辈子最难熬的关口。

想当年他自诩“天之骄子”，不可一世，如今却要眼睁睁看着老对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新时代的来临。

这种被人踩在脚下的耻辱，比拿刀子剜他的心还难受。

他做梦都想把这场庆典给搅黄了。

这时候，他手里明明握着空中优势这张王牌，炸弹都挂在机翼底下了，就差临门一脚。

为何在最后关头，他却把伸出去要杀人的手，硬生生地缩了回来？

这背后，哪是什么慈悲心肠，分明是一笔让人头皮发麻的政治账。

要想搞懂这个急刹车般的决定，咱们得先翻翻蒋介石当时兜里还剩下几枚筹码。

把日历翻回到这一年的1月21日。

面子上看，他是告老还乡了，甚至还陪着宋美龄过了三个多月看似闲云野鹤的日子，连年都是在老家过的。

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一出皮影戏。

实际上，这会儿的蒋介石心里简直像是在油锅里滚。

局势烂成什么样，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国民党大军在战场上那是兵败如山倒，根本止不住。

所谓的“下野”，说白了就是以退为进的幌子。

那个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代总统李宗仁，充其量就是个摆在台面上的泥菩萨。

国民党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政头目，腿脚还是不听使唤地往奉化溪口跑，排着长队给蒋介石报信，等着他拿主意。

在奉化蹲着的那阵子，蒋介石在家里架起了好几部大功率电台。

一道道看不见的电波从这个江南小镇飞向四面八方，遥控着全国那些残兵败将。

他心里那个“宏图大业”的念想，那是一刻都没断过。

等南京一丢，这出“遥控指挥”的戏码彻底演砸了。

蒋介石只好卷铺盖离开奉化，先是飞了一趟台湾，紧接着转道广州，这才住进了现在的陈济棠公馆。

他原先还做着美梦，想着靠华南这半壁江山，搞个“东山再起”。

可没过几个月，前线的战报就像雪片一样飞来，里头写满了一个字：败，败，还是败。

熬到1949年10月，摊开中国地图一瞧，还没插上红旗的省份，也就剩下广东、广西、海南、西康、云南、贵州、西藏和台湾这八个犄角旮旯了。

就是在这种眼看就要彻底玩完的背景下，北京那边传来了消息：10月1日，新中国要成立了。

这消息传到广州，蒋介石心里的滋味，哪怕是用五味杂陈来形容都显得太轻描淡写。

他脑瓜子里转悠的，依然是怎么给共产党使绊子。

于是，那个代号绝密的空袭计划就这么出炉了。

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赢，那就搞偷袭、搞破坏。

这似乎是当时最解气、最直接的一招。

那天一大早，蒋介石就爬起来了。

他在屋里转圈圈，等着那个最终拍板的时刻。

可随着墙上的挂钟一分一秒地走，他心里这笔账，越算越觉得不是个滋味。

要是真下令炸了，好处只有一个：出气。

或许能让现场乱成一锅粥，甚至伤到中共的高层。

可坏处呢？

那简直是铺天盖地。

头一个，就是对手的防备。

共产党既然敢在这个点、这个地儿搞这么大的阵仗，怎么可能不防着他这一手？

情报显示，北京周边早就把防空网撒下去了。

虽说国军飞机多，但也做不到如入无人之境。

这一把要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空军这点仅存的家底折进去，往后的仗还怎么打？

再一个，是美国人的脸色。

这是蒋介石最忌惮的一点。

当时的白宫，对蒋介石政权早就失望透顶，觉得他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甚至只把他当个棋子。

美国方面早就把话说死了：不支持这种针对老百姓和政治仪式的狂轰滥炸。

要是没了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在广州恐怕连一个月都撑不住。

为了图一时痛快，彻底得罪了背后的金主，这买卖实在是划不来。

还有最要命的一点，那就是舆论和历史的评价。

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广场上可是挤满了30多万人。

这不光是共产党的队伍，还有大把的工人、农民、老师、学生，以及各路民主人士。

更棘手的是，现场还坐着一堆受邀观礼的外国朋友和外交使节。

炸弹要是真扔下去，那可就是一场针对平民的屠杀。

这在国际法上，那是板上钉钉的战争罪行。

一旦这么干了，全世界的唾沫星子都能把蒋介石给淹死。

他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国际形象，立马就会崩塌得连渣都不剩。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蒋介石内心深处还有个过不去的坎儿——故宫。

天安门紧挨着故宫。

那是中华民族好几百年的宝贝疙瘩，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见证。

要是这个节骨眼上，因为轰炸天安门把故宫给误炸了，把老祖宗的东西给毁了，他蒋介石就不再仅仅是政治上的败寇，而会变成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口黑锅，太沉了，他背不动。

一边是恨得牙痒痒的死对头，一边是可能遗臭万年的深坑。

这就是为什么周至柔一遍遍催命似的打电话，蒋介石却跟个复读机似的说“再等等”。

他在博弈，在挣扎，在天平的两头反复掂量。

一直熬到中午，最后时刻逼到了眼前。

蒋介石终于把这笔账算明白了：这一炸，毁不掉新中国，但铁定会把蒋介石最后的政治退路给炸断。

于是，电话一挂，计划作废。

那么，既然不炸了，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性时刻，蒋介石在干嘛呢？

讽刺得很，他和当时千千万万个中国老百姓干着同样的事：守在收音机旁，听广播。

下午三点，那个让他既熟悉又痛恨的湖南口音，顺着电波飘到了广州东山梅花村。

对于天安门广场上的那30万人来说，这是欢呼雀跃的高光时刻。

可对于关在房里的蒋介石来说，这简直就是上刑。

他一边听，一边嘴里不干不净地骂。

特别是广播里念到出席大典的名单时，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钻进耳朵——那些曾经是他手下的国军将领，如今却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娘希匹！”

这句招牌式的骂人话，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

他骂这帮人是“白眼狼”，骂他们背主求荣。

这一骂，就骂到了天黑。

这天晚上，广州的夜色沉得像墨。

蒋介石躺在床上，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他又一次拧开收音机，想听听外头的动静。

结果，广播里传来的不是啥好消息，而是国民党特务被一窝端的报道。

连搞破坏的特务都被收拾干净了。

他气得一把关上收音机，紧接着又是一通污言秽语。

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上午是在纠结中煎熬，下午和晚上则是在愤怒与无奈的叫骂中度过。

但他留在广州骂街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向前滚，根本不在意某个人的愤怒。

仅仅过了不到半个月，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的大旗插上了广州城头。

蒋介石狼狈撤退，先是缩到重庆，后来又退到成都，妄想着在西南的大山里继续负隅顽抗。

可这会儿解放军那是势如破竹，国军却是兵败如山倒，根本挡不住。

1949年12月10日，成都机场。

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在阴霾中冲上云霄。

蒋介石最后一次离开了中国大陆，飞往那个海岛。

这一走，他就再也没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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