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把家底都打光了，刘备为什么还能得到众人的追捧

公元221年，蜀汉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称帝仅数月后，便倾全国之力东征孙权，拉开了夷陵之战的序幕。

这场战役最终以蜀军惨败告终，数万精锐葬身火海，国力大损，表面看这是一场因私愤而起，以惨败收场的错误战争，许多人据此认为刘备晚年昏聩，背离了“仁德之主”的形象。

可若深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再结合当时三国格局，蜀汉内部的结构与战略现实，便会发现，刘备伐吴并不是冲动之举，战略意图很清晰，决策逻辑也很合理，战败是战术上的失误，而不是战略的错误。

夷陵之败，不能掩盖刘备作为一代雄主的政治智慧与人格高度。

毕竟能依靠仁德二字让关羽、张飞、诸葛亮这种大英雄拜服，刘备就不会是一个“草包”。

刘备伐吴有着深刻的战略必要性，蜀汉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外来政权”，统治基础极为脆弱。

据《三国志·蜀书》记载，刘备集团由多股势力构成，早期追随的关羽、张飞等“元从派”，荆州入川的诸葛亮、蒋琬等“荆州派”，益州本土的法正、李严等“东州派”，以及本地豪族。

关羽失荆州被杀，不仅使蜀汉丧失战略要地，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荆州派而言，这是奇耻大辱，对益州本土势力而言，他们本就对刘备政权心存疑虑，如今更觉此政权无力护佑重臣，信任进一步瓦解。 魏臣刘晔曾精准指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

意思是蜀地虽然武力值不高，但刘备刚去一定会打一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换言之，刘备必须通过一场对外战争，重振政权威信，凝聚内部力量，伐吴就是为了立威。

荆州对蜀汉的战略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刘备刚到一个新地盘，如果再抢一个地盘来，那时候威望就不立自威了。

诸葛亮《隆中对》明确提出“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荆州是北伐曹魏的两大支点之一，失去荆州，意味着蜀汉只能依赖益州一州之力，北伐将极为艰难，此后诸葛亮五次北伐皆“劳而无功”，正印证了荆州之失的深远影响。

因此，刘备试图夺回部分荆州，不仅是为关羽复仇，更是为恢复战略主动权，这一目标即便从理性角度审视，也是无可厚非的。

帝王哪有那么多的情义，不过是可以为我所用，再师出有名罢了，要不然你以什么理由去打别人。

同时，外交与国家形象的考量也不容忽视，孙权背盟偷袭了荆州，违背了孙刘联盟的承诺，若刘备对此无动于衷，不仅会削弱蜀汉在外交上的可信度，更会让天下人认为蜀汉软弱可欺。

一个国家失去半壁江山却不敢反击，如何能立足于乱世呢？乱世没有那么多的脉脉温情，你不动刀枪，自然有人先动，与其被人拿下，还不如自己给自己一点体面。

正如《资治通鉴》所评，“备之伐吴，非仅为私仇，实为国体也。”

伐吴，是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行动，成功了就是鲜花着锦，当然失败就是国力衰微。

刘备的战略意图可能并不是全面灭吴，而是一场有限的战争。

从军事行动的时间线也可见端倪，221年7月，蜀军迅速攻占巫山、秭归，进入夷陵前线，但此后长达五个月，蜀军按兵不动。《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曾“还秭归”，说明他曾一度离开过前线，与此同时，孙权在7月即遣使求和，被拒后却迟迟未派大军迎战，直至11月才命陆逊西进，这种军事迟缓极不寻常。

结合战后孙权对邓芝的评价，“丁友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蜀书·邓芝传》）可推断，在正式开战前，双方曾进行过秘密谈判，蜀汉派出的使者或是丁友、阴化等人，但未能达成协议。 刘备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以军事压力迫使孙权让步，归还部分荆州，并公开道歉，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是，孙权的应对远比刘备预判的更为现实与冷酷，他选择向曹丕称臣，接受“吴王”封号（《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彻底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从而能集中兵力对抗蜀汉。

这个外交操作使刘备陷入了被动，曹丕虽接受了孙权归附，却未真正的信任他，反而在战后试图南征，但已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孙权则借机整合资源，命陆逊统军，最终在夷陵以火攻大破蜀军。

战术上，刘备也确有重大的失误，他将大军沿长江一字排开，扎营数十里，陷入被动防御，给陆逊以可乘之机。

但必须指出，这更多是军事指挥问题，而不是战略的误判，即便如此，刘备在战败后的应对，反而彰显了他的政治清醒与担当。 他并没有逃回成都，而是退守到了白帝城，亲自镇守国门，此举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来防止吴军乘胜追击，深入蜀地，二来向孙权传递了信号，我仍在，蜀未亡。

正因刘备坐镇白帝，孙权忌惮他反扑，又顾虑曹魏可能趁虚而入，最终选择了议和。《三国志》载，“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

可见，刘备以残兵败将之势，仍能逼迫强敌求和，这是政治上的败中求存。

因此，评价刘备是否是昏君，不能仅以一场战役的胜负论英雄，夷陵之败是战术失败，其战略初衷是巩固政权、重夺荆州、维护国威，皆有合理依据。

战败后他临危不乱，坚守前线，最大限度保全了国家的主权。

刘备白手起家，从织席贩履到割据一方，他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曹操曾言，“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周瑜称他为“枭雄”，贾诩、郭嘉皆谓“雄才”，这些评价都出自敌国谋臣之口，更具客观性。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备的人格与政治品德，糜芳叛降东吴，其兄糜竺自缚请罪，刘备安慰道，“兄弟罪不相及，卿何自苦？”待之如初。

黄权因归路被断而降了魏，群臣建议治其家属，刘备却说，“非权不忠，乃孤负权也。”（《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临终前，他托孤于诸葛亮，直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是多信任出生入死的兄弟，假如可以辅佐就辅佐，不成才，你也别手软，取了天下自己做皇帝，他甚至都不觉得皇位要世袭，谁有本事谁拿去。

陈寿评曰，“举国托孤于诸葛亮，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这种信任，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在遗诏中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一个君主临终自谦“德薄”，实在是罕见的自省。

多少君主还嫌弃陵墓不大，死后没有令名，而刘备觉得天下也可以是兄弟的。

刘备的失败，反而成就了他的精神价值，他为兄弟情义兴兵，虽败犹荣，使“忠义”成为蜀汉政权的精神内核。

古语有云，“为江山杀兄弟者多，为兄弟丢江山者少。”刘备正是后者。

刘备非但不是昏君，反而是乱世中少有的有理想、有担当、有德行的君主，夷陵之战的火焰烧毁了蜀军的营寨，却未烧尽刘备的意志与尊严。

他的一生，是“屡败屡战”的奋斗史，是“仁以立身，义以行国”的实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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