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那一会儿,乡下正如火如荼地搞着一场“翻身仗”。
这哪是光为了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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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是把社会的老底子重新洗了一遍牌。
那会儿新中国卡在一个死胡同里:日子要好过,得靠种地;种地得有人玩命干;可地都在地主老爷手里攥着,老百姓累折了腰也填不满肚子,谁还有心思干活?
这剥削的根子不拔,国家想富强就是做梦。
上头没含糊,直接下了一剂猛药:土改。
这账本算得门儿清:把你强占的地拿过来,分给那些穷得叮当响的汉子。
这叫“扫清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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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糙理不糙——地是自己的,庄稼汉心里才踏实,力气才能使到点子上。
拼命干活图个啥?
不就图张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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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一个听着像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来了——大锅饭。
那会儿口号喊得震天响:“吃饭不要钱,老少以此搞生产”。
咋一看,这简直是神仙日子,不管家里底子厚薄,放下锄头就能白吃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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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帮人心里,这就是最大的盼头。
其实吧,这是穷日子里逼出来的招数。
国家到处都缺人,为了让大伙儿把劲儿都使在干活上,这集体食堂就成了最高效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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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白吃的午餐”,如今瞅着真叫人心酸。
一大盆端上来,看着挺唬人,其实全是菜帮子混着面汤水。
稀粥、窝窝头、面疙瘩,能把肚子骗饱了就算烧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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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荤腥?
那是稀罕物,得凭票去抢,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油花。
这种穷日子,在娃娃们身上看得最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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瞅瞅那张50年代初的旧照,数九寒天的,小娃上半身裹着棉袄,下半身却光溜溜的,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
别以为这是谁家过不下去了,那会儿谁家都差不多。
当时讲究多子多福,一家五六个娃是起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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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票就那么点,穿衣裳只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老大的穿剩给老二,等到老疙瘩那儿,往往连那种补丁摞补丁的裤衩都轮不上。
至于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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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奢侈品。
好多乡下娃光着脚丫子在冻硬的地上疯跑,脚底板全是血口子和冻疮。
连喝口水这种小事,都逼着人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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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北京胡同的一位大爷,想喝水得挑着扁担去定点的井台,哪怕这把老骨头快散架了也得自己扛。
因为弄点水太费劲,大伙儿硬是逼出了“不洗澡”的习惯。
哪怕大晌午吃着饭,脚上全是泥巴点子,也没人舍得用水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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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是不讲卫生,分明是穷日子逼出来的“条件反射”。
这种苦境下,家里头自然生出了一套活法。
60年代武汉的一张抓拍里,小姐姐正给坐在竹椅上的弟弟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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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嘴张得老大,做着样板哄弟弟跟着学。
这画面瞅着挺暖,底色却是冷冰冰的生存规矩:“长姐如母,长兄如父”。
爹妈得去挣工分养活这一窝子嘴,带娃的差事自然就扔给了半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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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撒欢玩的年纪,硬是被逼成了半个大人。
1965年的陕北,一位娘带着九个娃在窑洞门口照相。
九个脑袋,九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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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虽说补丁连着补丁,但每个人都收拾得利利索索。
这在当时就算是“人生赢家”了。
毕竟那年月不比吃穿,一家人只要整整齐齐喘着气,就是天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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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翻身,娃娃们把全部宝都押在了念书上。
学校里连正经桌椅板凳都置办不起,学生娃就拿长条凳当课桌趴着写。
交不起学费,就提溜一袋米或者一篮子鸡蛋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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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山窝窝里的娃,大半夜爬起来翻山越岭,走个三四个钟头去听课,顶着一头乱草,眼神却亮得吓人。
他们心里明镜似的,这是走出大山的独木桥。
可也有那命苦的,连这桥都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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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交不上,只能早早退学,用那稚嫩的肩膀头扛起养家的担子。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底片。
现在回头琢磨,那时候日子那么苦,咋幸福感还那么强?
说白了,是期望值被压到了地平线上。
俩新人成家,没婚纱,没彩礼,甚至连个像样的新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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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给新娘头上别朵花,俩人笑得比蜜还甜。
肚里有食、手里有地、身上有衣,这些搁今天看来最起码的温饱,在当时那就是值得全家放炮庆祝的“大捷”。
所有的抠搜、所有的死扛、所有的拼命,其实都是在给这个国家攒下第一笔家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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