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方不在多，而在懂法，用药不在杂，而在得机！

中医讲究的是“法、方、药”一体，而方剂之学，更是中医精华所在。

清代名医徐灵胎对古方与后世方剂作了非常深刻的评价。他的核心意思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古方之所以高明，不在数量多，而在立法严、用意精、变化活；后世方子虽然越来越多，但真正符合医理、经得起推敲的，其实并不多。这种看法，对今天学习中医、理解方剂，依然很有启发意义。

古代圣贤制定方剂，并不是随意把几味药拼在一起，而是从根本医理出发。首先要明白每味药的本性与专长，再分析药物的气味升降、寒热走向，然后考虑脏腑喜恶、病位所在，还要结合经络归属，最后再按君臣佐使进行组合。

这样的处方，往往药味不多，三四味、五六味而已，但结构严谨、配伍精妙，可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病情。真正的古方，是从整体出发，抓住病机核心，而不是靠药味多来取胜。

这种方剂思想，可以说与天地运行的规律相通。古人治病，是顺应阴阳变化、气机升降，不是只盯着症状做加减。因此，上古以来，历代医家虽然各有发挥，但基本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不敢轻易偏离。到了东汉张仲景，总结前贤经验，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把辨证、用方、主治都讲得非常清楚，成为后世用方的根本标准。严格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古方”，主要就是仲景体系以及与《内经》精神一致的那一类方剂，这才是中医方剂的正脉所在。

仲景之后，历代名医如扁鹊、华佗、孙思邈等人，也各有师承与独到之处，形成不同学派。虽然他们的理论来源与仲景略有差别，但整体上仍然遵循经典原则，自成体系，有其价值。不过随着时代推移，学风逐渐发生变化。后来不少医家著书立说时，总喜欢自拟大量新方，一本书动辄几百上千首，看起来内容丰富，其实有些已经偏离了方剂原本的立法精神。

到了唐代，用药范围确实扩大了，但配伍变化的灵活性反而有所下降。宋代以后，有些医家对药性理解不够深入，所立方子往往结构生硬、针对性不强。元代学术风气一度活跃，各家各派纷纷立说，但也出现了各执己见、争奇立异的情况。到了明代，很多内容只是沿袭前人，很少有真正的创新与整理。结果就是方剂数量越来越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真正值得长期应用的并不多。

很多人一提到“古方”，往往理解得很模糊。其实这个概念并不统一。如果指上古流传下来的方剂，那真正可靠的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仲景体系中；如果把宋元以来的方子也都算作古方，那么其中真正符合医理、可以作为规范的就更少了。若再往前追溯，把明代以前的都叫古方，那数量更是数以百万计。常用中药不过几百种，随便拿几味配在一起，都可以算一个方子，这样的“方名”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古代立方非常谨慎，而后世立方却越来越随意，这正是徐灵胎感慨的地方。当然，也不能一概否定后世方剂，其中确实有配伍巧妙、思路新颖的内容，有时还能补充古方未涉及的情况，可以作为参考和补充。但从整体原则、大的治疗思路来看，后世方剂很难达到古方那样严谨、系统的高度。更有一些方子，已经违背了中医基本规律，不但无益，反而可能带来伤害。

因此，真正理想的做法，是对历代方剂进行认真筛选和整理。把符合经典原则、临床有效的保留下来，把结构混乱、缺乏依据的删除掉，形成一个有体系、有标准的方剂系统。这既能继承古人精华，又能避免杂乱无章，对中医发展意义重大。

徐灵胎当年就有这样的志向，只是未能完全实现。对今天学习中医的人来说，这种精神仍然值得重视：学方不在多，而在懂法；用药不在杂，而在得机。真正掌握了病机与法则，方剂自然可以活用，而不会被方名所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