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权力的边界之战

文︱陆弃

一瓶葡萄酒，撬动了白宫的权力边界。2月20日，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刊文评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裁决明确否认总统仅凭“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即可拥有不受制约的关税裁量权。这起案件被形容为当代版的“大卫战胜歌利亚”。站在“大卫”位置上的，是一家并不显眼的小型葡萄酒进口商——VOS Selections。

这家公司总部位于纽约，从16个国家进口葡萄酒。它的老板维克多·施瓦茨在总统宣布将关税税率提高至1930年以来高位时，没有选择沉默。许多跨国企业高管在当时保持克制，担心公开反对总统的标志性经济政策会带来商业风险。施瓦茨却决定成为首席原告，与其他小企业一道提起诉讼。案件从国际贸易法院打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再到美国最高法院，三战皆胜。

故事的戏剧性不在于商业规模，而在于权力结构。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总统的“监管进口”条款，为征收广泛关税提供法律依据。法院裁定，这一条款并不包含征税权。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宪法的制定者并未将任何征税权赋予行政部门。国会若授予关税权力，必须明确表达，并附带严格限制。

这份裁决的分量，被原告方首席律师迈克尔·W·麦康奈尔形容为自1952年钢铁扣押案以来，在涉及总统经济控制权时关于权力分立问题最重要的裁决。那场发生在美国的钢铁扣押案，限制了总统扣押私有财产的权力，成为行政权边界的重要里程碑。如今，关税争议再次把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分权问题推到台前。

施瓦茨在采访中提到，自去年4月以来，公司已支付六位数关税，不得不反复核对账簿。小企业没有跨国巨头那样的价格转嫁空间。关税不是抽象的政策名词，而是账面上真实流失的现金。面对收入“凭空蒸发”，许多企业选择沉默，是出于对政策报复的担忧，也是对不确定性的畏惧。VOS Selections的胜诉，让个体企业在宏大权力结构中显露出罕见的韧性。

这场诉讼的核心，并不只是贸易政策的对错，而是总统权力的界限。如果法院未加限制，总统便可通过宣布“紧急状态”绕开国会，在进口关税问题上几乎拥有完全自由裁量权。诉讼摘要中描述的图景令人警觉：总统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对任何国家和产品征收关税，并持续任意长时间，只需宣布一项“不可审查”的紧急状态。最高法院的裁决，阻断了这一可能性。

美国战后贸易法的演变，为这一争议埋下伏笔。国会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步将部分贸易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基于一种假设：总统会在国家利益框架内权衡进口竞争者、消费者与出口商的利益。授权本意在于提高决策效率，应对复杂国际经济环境。现实表明，当行政权力在缺乏明确边界的情况下扩张，制度设计中的善意假设会面临挑战。

裁决的意义远超当前关税争端。它重申征税权属于立法机关这一宪法原则，维护了权力分立的结构稳定。在全球化高度交织的今天，关税不仅影响国内产业，也牵动国际关系。行政权若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大幅调整关税壁垒，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市场预期与外交节奏。

庆祝声尚未完全响起，现实的复杂性已显露。即便《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路径被堵，其他法律工具仍然存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允许总统出于国际收支平衡考虑，在150天内征收最高15%的关税。针对特定商品的条款，也曾用于钢铁、铝、半导体等产品。法律流程更为繁琐，却并未彻底关闭政策空间。关税威胁依然可能以不同形式出现。

这场胜诉既是对行政权扩张的一次校正，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制度内部的张力。总统角色在过去数十年逐渐强化，尤其在贸易领域。国会的授权既出于效率考量，也包含政治算计。权力下放的结果，是在某些时刻形成高度集中的决策能力。法院的裁决，为这一趋势划出一条界线。

施瓦茨的公司规模有限，却在制度层面留下印记。小企业的诉讼改变了政策路径，也提醒公众，权力结构并非单向度运行。制度的力量，既体现在行政命令的发布，也体现在司法审查的纠偏。在贸易与政治高度交织的时代，关税往往被视为谈判筹码或产业保护工具。它也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叙事的一部分。最高法院的判决把讨论重新拉回宪法框架，使关税不再只是经济政策，而是权力边界的象征。

国会是否会借此机会重新审视对总统的贸易授权，仍待观察。引入更明确的制衡机制或时间限制，被视为可能方向。制度修补通常缓慢，却决定长期稳定。

一瓶来自16个国家的葡萄酒，在纽约的仓库里流转，账簿上的数字记录着关税成本，也记录着一场制度博弈的痕迹。最高法院的裁决没有改变全球贸易的复杂现实，却为权力运行设定了一条更清晰的边界。关税的未来走向仍有变数，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拉锯也不会消失。制度在冲突中自我修正，这场关于关税权力的较量，成为一次深刻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