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3年，妻女为奴，文天祥临死前，为何反倒感谢忽必烈？

文/胡铁瓜

公元1283年一月初九，大都（今北京）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骨髓冻住。

柴市的刑场上，积雪被往来的人踩得泥泞不堪，上万百姓跪在寒风里，哭声震天。一个身着破旧囚服的中年人，在刽子手的推搡下走向断头台，他的脚步没有丝毫踉跄，脊背挺得笔直，反倒像在熟悉的朝堂上从容踱步。

走到刑场中央，他停下脚步，轻声问身边的百姓：“敢问，哪边是南方？”

百姓们哭着给他指了方向，他缓缓跪下，不是向高高在上的监斩官，不是向掌控他生死的元朝朝廷，而是向着那个遥远的、早已覆灭的南宋故国，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再站起来时，他对着刽子手坦然一笑：“吾事毕矣。”

刀光即将落下的瞬间，一匹快马从皇宫方向疯了似的飞奔而来，马背上的使者高举令箭，声嘶力竭地大喊：“刀下留人！陛下有旨……”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位在大都皇宫里烤着炭火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这个让他反复搓着手、连连叹息“好男儿，好男儿，惜哉”的硬骨头。

很多人到今天都想不通：文天祥是南宋的状元宰相，被元朝关在大都地牢里整整三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妻子女儿都沦为宫中奴婢，受尽屈辱。按理说，他对忽必烈应该只有彻骨的仇恨，可为什么后世总有人说，文天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会在心底感谢这位亲手批准杀死他的蒙古大汗？

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不在冰冷的史书评语里，不在后世非黑即白的争论里，而在三年囚禁生涯中，那些刀光剑影与人性挣扎的缝隙里，在两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跨越敌我阵营的、无人言说的惺惺相惜里。

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一天。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也就是文天祥被杀的前一天，大都刚下过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皇宫的暖阁里，炭火烧得正旺，忽必烈却没心思取暖，一直在殿内来回踱步。

此时的忽必烈，已经是一统天下的霸主，蒙古铁骑踏平了万里江山，灭金、平夏、亡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王朝。他平生阅人无数，见过无数英雄豪杰，也见过无数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可此刻，却有一个阶下囚，让他足足纠结了三年，放不下，也留不住。

这个囚犯，就是文天祥。

很多人只知道文天祥是宁死不降的忠臣，却不知道，这个让忽必烈不惜放下帝王身段、亲自劝降的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生，到底凭什么能让天下人敬重，连自己的敌人都为之折服。

公元1236年，文天祥出生在江西吉州庐陵的书香世家，这里是江南文脉鼎盛之地，欧阳修、杨邦乂、胡铨这些名垂青史的忠臣义士，都是他的同乡。年少的文天祥在学堂里看着墙上先贤的画像，当场立下誓言：“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我死之后，若是不能和他们一起被后人供奉，就不算大丈夫。

他的天赋，完全配得上这份志向。公元1256年，20岁的文天祥进京赶考，殿试之上，他以“法天不息”为题，连草稿都没打，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针砭时弊，直抒胸臆，连宋理宗看了都当场拍案，亲自把他定为状元。主考官王应麟更是激动地躬身恭贺：“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20岁的状元郎，皇帝钦点，文坛认可，手里拿着的是全天下读书人都羡慕的坦途。只要他愿意，顺着官场的潜规则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辈子荣华富贵、安享太平，根本不是难事。

可他偏不。

南宋末年的朝堂，早已是一潭烂泥。皇帝昏庸怠政，奸相贾似道专权误国，满朝文武要么趋炎附势，要么明哲保身，没人敢说一句真话，没人愿意为摇摇欲坠的国家多担一分责任。只有文天祥，像一块砸不烂的硬骨头，一次次往枪口上撞。

他上书弹劾贾似道，直言他的误国之举，37岁就被罢官强制退休，他多次上书直言朝政弊端，提出救国之策，一次次被驳回，一次次被贬官，从京城贬到地方，从繁华江南贬到偏远赣州。身边的人都劝他：“这大宋的天下是赵家的，你何必拿自己的前程去赌？”

文天祥只是摇头。他不是不懂官场规则，不是不知道趋炎附势能换来什么，只是他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懂了一辈子的忠义之道，做不到眼睁睁看着国家烂下去，看着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却躲在温柔乡里安享富贵。

他在等一个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注定是粉身碎骨的结局。

公元1275年，这个机会来了，也成了他一生悲剧的开端。元军大举南下，铁蹄踏破长江防线，临安城危在旦夕。谢太后抱着年仅4岁的宋恭帝，下了勤王圣旨，号召天下兵马进京护驾。可这道圣旨发出去，满朝文武跑了一大半，整个大宋，竟没有几个人愿意带兵勤王。

远在赣州的文天祥，接到圣旨的那一刻，当场痛哭失声。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天就变卖家产，把一辈子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招募士兵，短短几个月，凑了一万多名义军——大多是普通百姓、书生，没受过正规训练，连像样的武器都凑不齐。

身边的人又劝他：“元军号称百万雄师，你带着这一万多乌合之众去临安，就是赶着羊群去喂老虎，根本就是送死啊！”

文天祥怎么会不知道？可他还是要去。他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

我知道这是送死，可国家养了我们三百多年，如今有难，竟无一人一卒进京护驾，我痛心疾首。我以身殉国，就是想让天下的忠臣义士闻风而起，只要道义还在，国家就还有救。

可他的一腔孤勇，终究没能挽救南宋的覆灭。等他带着义军赶到临安，朝堂上只剩下六个官员，谢太后和小皇帝早已打定主意投降，只是需要一个人去元营谈判。他们给了文天祥右丞相的头衔，让他去元营见元军统帅伯颜。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九死一生的差事，可文天祥还是去了。他不是去投降的，是想在绝境里，为大宋争最后一丝生机。到了元营，他据理力争，要求元军先撤兵再谈和议，甚至当面斥责伯颜背信弃义，最终被伯颜当场扣押。

就在他被扣押的第三天，临安城破，谢太后带着小皇帝献出了传国玉玺，大宋名存实亡。被软禁在元营的文天祥，对着南方跪下来，哭得撕心裂肺，可他没有放弃。在被押往大都的路上，他找机会逃了出来，一路颠沛流离，九死一生，辗转到福建，投奔了陆秀夫、张世杰拥立的新帝，继续扛起抗元的大旗。

这之后的两年，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的两个儿子在战乱中夭折，母亲在军营里染病去世，妻子欧阳氏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都被元军俘虏，押往大都沦为宫婢。他自己带着兵马，在江西、广东的深山里和元军周旋，一次次兵败，一次次从头再来，从未想过投降。

直到公元1278年，广东五坡岭。文天祥和部下正在休整，元军大将张弘范的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包围了整个营地。慌乱之中，文天祥吞下随身携带的冰片想要自杀殉国，却没能成功，最终被元军俘虏。

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逃出去。

张弘范抓到文天祥后，如获至宝。他太清楚了，文天祥是南宋最后的精神旗帜，只要他肯投降，南方的抵抗就会彻底瓦解。他好酒好肉招待，亲自劝降，可文天祥只是冷冷地说：“我不能保卫自己的父母，却教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可能吗？”

张弘范不死心，逼着他写信劝崖山的张世杰投降，文天祥拿起笔，没有写劝降信，反而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爆发。文天祥被押在元军的战船上，亲眼看着南宋最后的十万军民全军覆没，看着陆秀夫背着年仅7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看着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大宋，彻底沉入了茫茫大海。

他面朝南方，痛哭失声，几次想要跳海，都被元军死死拦住。国亡了，家散了，他活着，好像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可他还是要活着，他要活着，用自己的生命，为大宋，为华夏，守住最后一丝气节。

公元1279年十月，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开始了他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囚徒生涯。

对于忽必烈来说，得到文天祥，比拿下十座城池都重要。他心里太清楚了，马上能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大元帝国太新了，新到虽然铁骑踏平了万里江山，却始终缺了一份治理汉地的底气。他要治理这片广袤的土地，光靠蒙古骑兵不行，得靠读书人，尤其是像文天祥这样，在天下读书人心里像灯塔一样的人物。

在此之前，忽必烈已经派出了无数说客，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软的硬的，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

第一个来劝降的，是留梦炎。此公和文天祥一样，也是南宋的状元宰相，可元军还没打到临安，他就弃官跑路，带着整个衢州投降了元朝，成了元军的马前卒。他走进牢房，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劝文天祥归顺，结果刚一开口，就被文天祥一顿臭骂，骂他“卖国求荣，愧杀当年状元郎”，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忽必烈又想了个损招，让已经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赵㬎去劝降。一个九岁的孩子懂什么？可元朝人觉得，君臣大义摆在那里，你文天祥不是忠于大宋吗？你的皇帝亲自劝你，你总该听了。结果小皇帝刚走进牢房，文天祥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他恭恭敬敬磕了个头，泪流满面地喊出四个字：“圣驾请回。”

他没有骂这个年幼的皇帝，却用这四个字，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我忠于的，是大宋的社稷，是华夏的道统，不是一个投降的皇帝。大宋亡了，我身为宰相，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死殉国。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忽必烈默许人把文天祥扔进了那间污浊不堪的土牢：牢房一丈见方，没有窗户，下雨时积水漫过脚踝，天晴时秽气熏天，老鼠虫子到处爬，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冬天寒风刺骨。给他吃的是发霉的粗粮，喝的是浑浊的脏水，他们想用这种非人的折磨，磨掉他的意志。

可他们没想到，文天祥在这间土牢里，硬是扛了三年，还写下了那首掷地有声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他在诗里写遍了历史上坚守道义的忠臣义士，用这些先贤的故事激励自己，也告诉世人：我坚守的，从来不是一个王朝的兴衰，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只要这股气还在，华夏就永远不会亡。

最狠的一招，是用他的家人逼他。元朝的统治者让他的女儿给他写了信，字字血泪，诉说在宫里做奴婢的屈辱与苦楚，说只要他肯投降，一家人就能立刻团聚。文天祥拿着信，手不停地抖，眼泪把信纸都打湿了。他不是铁石心肠，他也是丈夫，是父亲，可他不能投降。他在回信里写：“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文天祥始终没有半分动摇。这彻底征服了忽必烈，他决定，亲自出马，做最后一次努力。

这一天的召见，气氛格外微妙。按照元朝的规矩，任何人见皇帝都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可文天祥走进大殿，只是双手抱拳，礼节性的作了一个揖，腰杆挺得笔直，就是不肯下跪。左右的侍卫厉声呵斥，冲上去摁他的肩膀，他却“坚立不为动”，眼神里没有半分惧色。

这时候，忽必烈展现出了一个开国帝王的大度。他摆了摆手，示意侍卫退下。在他眼里，这不叫无礼，这叫风骨。一个没有风骨的人，根本不配他费这三年的功夫。

他没有绕弯子，没有居高临下，甚至带着几分诚恳，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样的！你要是能够像对待宋朝一样来为我工作，我现在就任命你做我的中书宰相。我相信你能帮助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来给人民带来福利。”

这句话的分量，重得超乎想象。当时元朝的朝堂上，无数汉官熬了一辈子，都挤不进核心决策层，而文天祥这个阶下囚，只要点个头，立刻就能一步登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这不是试探，是忽必烈压上的最后底牌。

文天祥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位传说中的霸主，没有半分动摇，他对着忽必烈又郑重地作了个揖，说出了那句让后世争论了七百多年的话：“我非常感谢你跟我这么说。”

紧接着，他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语气平静，却像钢铁一样坚定：“但是我已经把我的一生许给了宋朝皇室，而且宋朝皇室对我有大恩。你原谅我，我不能再为你做事了，你要是真的想成全我的话，你就杀了我吧。”

忽必烈早就料到了这个答案，可他还是不甘心。他以为文天祥是怕背负骂名，又退了一步：“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不做宰相，就做枢密使，掌管天下兵马，同样位极人臣。

回应他的，依然是那句斩钉截铁的话：“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大殿里瞬间安静得可怕，忽必烈沉默了很久，最终挥了挥手，让人把文天祥重新送回了牢房。他看着文天祥的背影，心里清楚，这个人，他是真的留不住了。

史料里有一个极其动人的细节：退朝之后，面对那些反复劝他杀掉文天祥以绝后患的大臣，忽必烈没有发怒，也没有立刻批准死刑，他只是反复搓着手，喃喃自语：“好男子，好男子，惜哉！惜哉！”

这个小动作，太传神了。一个一统天下的帝王，此刻就像一个收藏家，面对一件注定得不到的稀世珍宝，那种爱不释手，却又无可奈何的焦灼，全在这个搓手的动作里。他不舍得毁掉这件宝贝，可他也知道，这件宝贝既然不能收进自己的柜子里，留着，就只会招来无尽的麻烦。

那些劝杀的大臣，理由戳中了统治者最核心的痛点：“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别人就会都打着来救文天祥的旗号起来闹，起来造反。那就真的是有害无益了。”

那段时间，江南多地的义军，都打着“救文丞相”的旗号起兵反元，就连大都城里，都发生了刺杀重臣的事件，有人散布谣言，要劫狱救出文天祥，恢复大宋。忽必烈可以欣赏文天祥，可以敬重他的风骨，可他必须为大元江山的稳固负责，为天下的百姓负责。

那一夜，他在暖阁里坐了很久，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公开处死文天祥。

很多人说，忽必烈杀了文天祥，是他一生的遗憾。可很少有人知道，对于文天祥来说，忽必烈的这个决定，恰恰是对他最大的成全，也是他那句“感谢”最核心的深意。

第二天的刑场之行，文天祥走得极其从容。没人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写好了最后的绝笔，藏在了衣带之中。这份后来被称为《衣带赞》的遗书里，藏着文天祥最后的内心独白：“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仔细读这段话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从头到尾，文天祥没有诅咒元朝，没有痛骂忽必烈，甚至没有流露出半点对死亡的恐惧，对敌人的仇恨。他所表达的，只有完成使命后的解脱与欣慰。

为什么？

因为从始至终，文天祥一生所求的，从来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高官厚禄，甚至不是活着。他年少时立下的誓言，是要成为和先贤一样的忠臣义士，他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所求的，是成仁取义，是守住一个读书人最根本的底线。

他自己在给劝降者的信里写得明明白白：“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他看得太透了，自己这一生的价值，从来不是活着的时候当了多大的官，而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刻，能不能守住那个“义”字。他的价值，就在于这一死。

而忽必烈，恰恰成全了他。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忽必烈是个心胸狭隘的暴君，抓到不肯投降的文天祥，就凌迟处死、诛灭九族，用尽手段折辱他，那文天祥的死，只会充满痛苦与屈辱。可偏偏，忽必烈给了他最高的礼遇，最长的耐心，哪怕他宁死不降，也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尊重，哪怕到了最后关头，依然亲自出面，许给他一人之下的权位，哪怕最终决定杀他，也给了他最体面的死法——公开处斩，让他在天下百姓的注视下，完成自己的忠义，让他的丹心，永远留在汗青之上。

他没有偷偷摸摸地毒死文天祥，没有给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没有用酷刑毁掉他的尊严，他用自己的不舍，用自己的那句“好男儿”，用自己最后的犹豫，证明了文天祥的价值，确认了他的坚守。

这种死，是带着尊严的死，是求仁得仁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死。

对于文天祥来说，死在一个庸碌无能的暴君刀下，是一种屈辱，可死在一个雄才大略、又对自己满怀敬意的对手手里，是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荣誉。

而那道迟来的圣旨，更是给这段跨越敌我阵营的惺惺相惜，画上了最唏嘘的一笔。文天祥死后，史料记载，皇宫里派出的使者快马加鞭赶到刑场，带来的命令是“停止处死”，可惜，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很多人把这个记载当成传闻，可哪怕它只是后人的演绎，也精准地戳中了忽必烈的内心：他后悔了。这道迟来的圣旨，是忽必烈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最后的致敬。

在漫长的三年囚禁里，作为政治对手，他们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可作为两个有信仰、有底线、有风骨的男人，他们早已神交已久。忽必烈知道文天祥一定会死，文天祥也知道忽必烈不得不杀他，他们都懂对方的立场，也都尊重对方的选择。

这种感情，不是仇恨，是超越了王朝更迭、敌我阵营的，对伟大人格的彼此确认。

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在黄泉路上回头看一眼，文天祥大概真的会对着那个反复搓着手、满心不舍的蒙古大汗，真心实意地说一声：谢谢你，成全了我。

文天祥死后，他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殓遗体，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这篇短短二十八字的绝笔，后来传遍天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三百年后，清兵铁骑踏破山海关，明朝灭亡，无数读书人高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赴义，近代以来，民族危亡之际，无数革命者，也用文天祥的诗句，激励自己以身许国。

千百年过去了，我们早已不再纠结于宋元之间的是非恩怨，我们甚至把忽必烈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可文天祥这个名字，却早已超越了他所效忠的那个具体的王朝，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

这种精神，就是人活一世，有所必为，有所不为。哪怕面对的是滔天权势，是刀斧加身，是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有些底线，永远不能破，有些信仰，永远不能丢。

而忽必烈，这位伟大的征服者，用他最后的犹豫和不舍，在历史的另一端，为这种精神，送上了一份最沉重的敬意。

这就是为什么，文天祥会在心底感谢忽必烈。因为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通过对手，来确认自己的高度。

直到今天，关于文天祥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有人说，他就是愚忠，大宋都亡了，皇帝都投降了，他何必非要赴死？有人说，他那句对忽必烈的感谢，就是晚节不保的证据。可也有人说，正是这句感谢，才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风骨——哪怕你是我的敌人，只要你尊重我的信仰，我依然能坦然对你说一声谢谢，同时，至死也不会动摇我的底线。

希望看完这篇文章，大家能真正读懂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