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是谁送来40万斤粮食，救了红军战士们一命

一说到“红军长征”4个字，想必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个穿着军装的身影，可以说，这简直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爬雪山、过草地，其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不过，比起艰苦的自然条件和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大的困难还是在于粮食的缺失。

令人感动的是，红军走出草地之后，有人送来了40万斤的粮食，这在当时可救下了不少红军战士的性命！这个好心人到底是谁呢？他身上又有什么样的经历？

1935年的初秋，川甘边境的草地还浸在一片湿冷中。红军战士们拄着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动脚步，单薄的军装早已被泥水浸透，贴在身上冻得人瑟瑟发抖。

走出这片“死亡之地”的喜悦还没来得及蔓延，饥饿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了每个人的喉咙。背包里的炒面早就见了底，能吃的野草挖光了，最后只能把皮带煮得软烂，撕成碎条往嘴里咽。

“班长，我实在走不动了……”有的年轻战士腿一软跪倒在地，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身边的战友想拉他，却也浑身无力，只能蹲下来喘着粗气。

这样的场景，在红军队伍里每天都在上演。过草地的这段日子，沼泽、毒水、瘴气已经夺走了太多生命，而此刻，饥饿正成为压垮这支队伍的最后一根稻草。没人知道，再往前走，等待他们的是生机还是另一场绝境。

就在队伍濒临崩溃之际，远处的山路上突然传来了马蹄声。只见一群身着藏装的牧民赶来。领头的藏民看到红军，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大喊：“我们是卓尼来的，杨土司让我们带你们去粮仓！”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就像一道光，直接照进了红军战士们的心底。

红军这一路走来的艰难，远超了常人的想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征”，而川西北的草地，是这段旅程中最凶险的一关。

这片看似平坦的草原，底下藏着无数致命陷阱，厚厚的草垫像一张伪装的网，下面全是深不可测的沼泽。战士们行军时必须格外小心，每一步都要先试探虚实。有时前一秒还脚踏实地，后一秒就会陷入松软的泥浆中。沼泽的吸力大得惊人，一旦陷进去，越挣扎沉得越快。

有的战士不小心踩空，旁边的战友想都没想就伸手去拉他，结果却是两人都陷了进去。泥浆顺着裤腿往上涌，转眼就没过了胸口，眨眼间他们就被沼泽吞没。

这样的惨剧，让活着的人痛彻心扉，却又无能为力。后来战士们总结出经验，晚上睡觉要背靠背挤在一起，增大受力面积，防止半夜陷进沼泽。

更让人绝望的是，草地里的水是有毒的，受伤的战士只要伤口沾到水，就会红肿溃烂，疼得钻心。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吃了一把不知名的野草，结果没多久就浑身抽搐，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

到了晚上，草原上瘴气弥漫，虽然无色无味，却能让人在睡梦中无声无息地死去。有的战士因为太累，躺下后就没再醒来，直到第2天早上才被发现，身体已经冰凉了。比起敌人的枪林弹雨，这种看不见的危险更让人恐惧。

好不容易走出草地以后，战士们本以为能喘口气了，却没想到粮食已经彻底断绝了。连续多日的饥饿早就让大家头晕眼花，不少人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近乎绝望的情况下，藏民为他们带来了希望的星火。而这个出手相助的人，就是卓尼土司杨积庆。

杨积庆是卓尼第19代土司，藏名罗桑丹增南杰道吉，13岁就承袭了土司之位，还兼任禅定寺的护国禅师。

他统治的卓尼地区，地跨今天的卓尼、迭部、舟曲等地，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肥沃，牛羊成群，是甘南藏区最富庶的地方。这样的的一块宝地，自然引来了不少人的觊觎。

附近的军阀鲁大昌早就想把卓尼据为己有，多次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拉拢、威胁杨积庆，都被他巧妙化解。而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更是让杨积庆深感不安，这项政策要取消土司制度，由政府直接管理地方，这意味着他将失去世代传承的统治权。

1935年9月，蒋介石的电令送到了卓尼土司府：让杨积庆率领藏兵，配合鲁大昌的部队，在迭部、腊子口一带设防，堵截北上的红军。

这道命令，让杨积庆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不敢公然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否则会招来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他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军阀的霸道深恶痛绝。

其实，杨积庆对红军早有耳闻。1934年底，他通过临潭县的一个货郎拿到了《红色中华》的油印件，上面“番民自决”四个字让他反复圈阅。实际上这个货郎是甘南地下交通。后来，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路过卓尼，与杨积庆彻夜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情况。

范长江在报道中写道：“杨氏足未曾出甘肃境，但因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

不过听说归听说，真正让杨积庆下定决心的，是红军的所作所为。他派出去的密探回来报告说，红军路过藏区的时候，不抢粮食也不占防务，还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和欺压百姓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

于是，在他心里，“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队伍”这一念头就越来越坚定了。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杨积庆做出了一个惊天决定：明面上虚张声势，派少量藏兵在边境驻防，应付蒋介石和鲁大昌。暗地里，他要给红军让道、送粮，帮他们闯过这道难关。

这个决定，无异于与国民党决裂，一旦暴露，不仅他自己性命难保，整个卓尼的百姓都可能遭殃。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翻阅岷山，进入了卓尼辖区迭部。此时，红军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粮食断绝，二是道路被毁。连日的降雨让达拉沟的栈道和尼傲峡的木桥严重损毁，大部队根本无法通过。

更危险的是，蒋介石已经命令鲁大昌在腊子口布下重兵，就等红军自投罗网。就在这危急时刻，杨积庆的密使找到了红军总部。

密使带来了杨积庆的口信：粮仓已经打开，栈道正在抢修，还送上了一张标注着国民党兵力部署的地图。这个消息让红军将士又惊又喜，没想到在这绝境之中，竟然能得到当地土司的援助。

杨积庆打开的是卓尼最主要的粮仓：崔古仓。这座粮仓里储存的20多万公斤粮食，是卓尼百姓每年按佃租的一成缴纳，积攒了好几年才存下来的“救命粮”。

为了保密，杨积庆让守仓官打开内仓的锁，只锁着大门，然后带着藏兵躲进深山，制造出“粮仓无人看管”的假象。

红军战士们赶到崔古仓的时候，看到满仓的青稞和小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就算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忘记了纪律。战士们按照部队番号登记领粮，把自己的单位和领取的数量清清楚楚地写在仓门板上，还留下了银元作为粮款。

粮食有了，可道路还得抢修。杨积庆把寺院念经的经费都拿了出来，召集了几百个“乌拉”差役，连夜抢修栈道和桥梁。

不光如此，杨积庆也知道，光有粮食还不够，没有盐，就算吃再多青稞也消化不了，于是他又让人送来200斤盐巴，盐袋上原本印着“松潘商号”的字样，也特意让人用藏刀刮掉，怕给红军留下痕迹。

他还派心腹刘得胜给红军带路，指引他们从一条小路绕到腊子口敌军的后方。有了粮食、盐巴和准确的情报，红军士气大振。

1935年9月17日，红四团成功攻克天险腊子口，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毛主席站在岷山顶上，望着连绵的雪山，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壮丽诗篇。

他当时或许还不知道，正是那位远在卓尼的藏族土司，用满仓的粮食和无私的援助，让红军有了续写传奇的力量

1936年8月，当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甘南时，杨积庆再次伸出援手。他下令打开曹日仓的粮仓，又赠送了2匹马和7只羊，还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扰的默契。

当马步芳的部队围攻红军时，多次命令杨积庆出兵助战，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红军过境后，杨积庆还妥善安置了200多名流落的红军战士，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处，直到解放初期，迭部境内还有10多位当年被救助的红军健在。

杨积庆的所作所为，早就被鲁大昌看在眼里。

腊子口战役的失利，让鲁大昌把怒火都发泄到了杨积庆身上，他多次向蒋介石告状，说杨积庆“私通红军，开仓济粮”。而杨积庆拒绝“改土归流”，也让国民党政府下定决心除掉这个 “眼中钉”。

1937年8月25日晓，鲁大昌勾结杨积庆手下的叛徒姬从周，发动了“博峪事变”。

叛军包围了杨积庆的官邸，先用炸药炸开大门，然后疯狂扫射。杨积庆和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七名眷属当场遇害。鲁大昌还在《兰州日报》上刊登消息，污蔑杨积庆“私通红匪已伏诛”，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杨积庆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卓尼的百姓群情激愤。大家自发组织起来，要求严惩叛徒，还联名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让杨积庆8岁的儿子杨复兴继承土司之位。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杨复兴成为卓尼最后一任土司。

杨积庆的牺牲，红军一直铭记在心。50天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在油印的《战情》中写道：“杨土司对我有恩，后当报之。”

这句承诺，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兑现。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到甘南，带来了周总理给杨复兴的感谢信，还有珍贵的彩缎、丝像和金笔等礼物，向杨家表达深深的谢意。

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成武将军亲自为他题写了墓碑碑文。同年，卓尼县修建了杨积庆烈士陵园，让后人永远缅怀这位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藏族英雄。

令人感动的是，杨积庆的儿子杨复兴虽然小小年纪就成为了土司，但他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哪怕国民党多次拉拢也始终坚定地选择站在党和人民这边。

1949年9月，杨复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率部和平起义，迎接解放军进驻卓尼。这个决定，彻底终结了卓尼长达532年的世袭土司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卓尼成立了藏族自治区，杨复兴担任主任；后来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他又当选为副州长。1955年，杨复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积庆和杨复兴父子俩，用自己的一生，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大名将永远铭刻在民族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