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中国考古新成果”，深层内涵将被重新发现

当青岛人熟悉的历史遗迹入选“2025中国考古新成果”，它所具有的深层内涵将被重新发现

“重读”经典琅琊台

2月4日，一条消息在山东乃至全国考古界引发广泛关注：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经过持续6年多考古发掘，青岛琅琊台遗址逐步摸清山顶建筑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相当于6.5个标准足球场），实证了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修筑琅琊台的记载，集中展现出早期封建王朝的工程技术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

一时间，那些沉睡在黄色夯土上的断砖残瓦，又短暂回到了大众视野的中心，成了某种文化“热搜”。然而，置身于这个快节奏、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热度往往如琅琊台下龙湾的潮汐一般迅疾，真正值得被铭记的，绝不仅仅在于一项国家级荣誉，更在于它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经典性”。

作为一名考古队员，我参加了琅琊台大部分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曾数十次在扑面而来的海风中，面对沉默坚硬的夯层剖面，清理破碎的秦砖汉瓦，在某些时刻，我会感觉到一种在历史中穿越的战栗。我意识到，要读懂这处遗址，或许可以借用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论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琅琊台正是这样一部写在大地上的文明“经典”。它是秦汉时期高台建筑遗留的断壁残垣，也是遗址上四处可见的秦瓦汉砖；琅琊台是秦帝国统一后最早的国家工程，也是秦皇东巡宣示主权的历史见证；更深层次，它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地理坐标，是一套关于权力、秩序与治理的“经验”集合。那么，作为“经典”的琅琊台，是如何被建立的？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黄色夯土与灰色陶瓦中阅读和理解“经典”，并从历史和考古中汲取养分呢？

文明史坐标的“具象化”经典叙事

在现代话语体系里，青岛的形象被一套“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视觉系统牢牢锁住了。这套由康有为等民国士人定调的叙事，勾勒出了一个近代口岸城市的“浪漫”形象。然而，我们也必须冷静地重新审视：红瓦是近代工业文明顺着殖民主义洋流吹来的外衣，固然视觉光鲜美丽，带有想象中“玫瑰色”的异域情调，却非这片土地真正的经典的注脚。

琅琊台遗址远景。

琅琊台是这座城市经典的注脚之一。它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它在漫长的历史叙事中，以一种近乎顽固的姿态，为中华文明的想象力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早在中国人地理认知的黎明时期，《山海经》里就有琅琊台的记载。随后，在《吴越春秋》与《越绝书》的篇章里，南方的士人们带着某种怀古的幽思，追述了祖先越王勾践在此“起馆台，望东海”的豪情。在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勾践不仅仅是在筑台，更是在建构一种秩序：试图将其祖先权力的触角，从潮湿的南方江河延伸至辽阔的北方海疆。这种对北方疆域的拓展和渴望，通过琅琊台这个地理坐标，在中原文明主导的版图中完成了具象化。

琅琊台顶出土的秦代“花斑石”构件（下图），与武王墩楚考烈王墓出土的“花斑石”圭、璧（上图）质地极其相似。

及至秦皇汉武，这里成了帝国巡狩、宣示主权的必经坐标。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克制的笔墨，写下秦始皇在此“大乐之、留三月”“徙黔首三万户”“作琅邪台”“立石刻”。太史公笔下的字句虽简，却构建了一幅大一统王朝面向海洋的宏大图景。这不只是一个皇帝忽兴游思的个人远游（齐景公“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倒颇具雅兴），而是一个崭新帝国对疆域边界尤其是海疆的巡狩与确认。

琅琊台的历史印记，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转化为精细的空间素描。他甚至详细记录了台基的尺度：“所作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

郦道元的记载里，琅琊台不仅是建筑，还颇具神性：“台上有神渊，渊至灵焉，人污之则竭，斋洁则通”。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注疏，以及方士徐福从这里起航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传说，化作文明想象力中难忘的印记。徐福东渡的传说，甚至成了连接东亚海洋文明的最初纽带。

琅琊台作为“经典”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它如何“乔装成集体的无意识”，潜伏在我们的深层记忆中。这种无意识表现为一种极具张力的辩证存在，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

硬币的正面，它是大一统意志的物质化身。琅琊台的建造内因，是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后的迫切需要。它能够修建成功，恰恰见证了统一后产生的巨大资源调配力。那厚度精准划一的黄色夯土，那与关中故国同规格的巨型瓦当，是两千年前“车同轨、书同文”的异体书写。这种对于“统一”和“标准化”的认同，通过遗迹和遗物，悄然而沉默地进入了我们的文明基因。

反面，它又承载着关于权力滥用的沉重警示。每一座建筑奇观的背后，往往都隐藏了时代的负重、民众的牺牲。由于营建过程耗费了惊人的人力物力，琅琊台又成为后世文人批判秦王朝和秦始皇“好大喜功”的载体。有关琅琊台最著名的诗歌，是李白的《古风》：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诗歌几乎完整记载了秦皇统一、巡狩琅琊、求仙问药、徐福东渡的所有史迹。诗里描绘了“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的雄阔气象，也勾勒出“徐巿载秦女，楼船几时回？”的渺茫虚无，最终以“金棺葬寒灰”收尾，将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命运收归为死亡。

历代文人如苏轼、高凤翰，在其诗画中，也将这类宏大遗迹视为秦皇短命、秦祚短暂的物质“罪证”。这种对过度扩张并且贪婪暴掠权力的反思与警惕，同样构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深沉的一环。

清代书画家、胶州人高凤翰登临琅琊台观秦碑后，画图撰诗咏史（上海博物馆藏 清·高凤翰 杂画册03）

这种双重的印记——既敬畏统一带来的伟岸力量，又反思无道暴政的沉重代价——共同构筑了琅琊台作为“经典”的深厚底蕴。

大国气象的“规矩准绳”与“兼收并蓄”

“经典”意味着宝贵而丰富的经验。琅琊台为什么是一种“经典”？在考古工作的视角下，琅琊台这种经典性表现为两千年前通过每一片瓦件而强力推行的工程“标准化”，它与“车同轨”“书同文”一样，形成大一统国家延续至今的历史基因。

琅琊台山顶约4.5万平方米的巨大基址顶部的秦代夯土，所有土壤都经过严密的分选，夯层厚度均匀（8-10厘米），且夯面都经过特殊加工（呈现一种“铁锈色”）。与此不同的是，琅琊山下战国时期齐国的建筑下，夯土往往厚薄不一，夯层甚至难以仔细区分。这是一种新的国家标准，随着统一的脚步，从关中推广至东方滨海之地，意味着新帝国统一的工程规范已经抵达了这片远在京畿几千里之外的海疆，同步而来的，是统一的文化和思想。

台下的“窑沟”区域，发掘了10座秦代砖瓦窑，窑址整体分为两期，排布有序，并建设有“拦水坝”之类的辅助设施。这里出土的夔凤纹大半圆瓦当，经初步复原，直径达到了惊人的80厘米——当之无愧的“瓦当之王”。它的装饰纹样和风格，与千里之外关中秦始皇陵、栎阳城出土的瓦当几乎相同。这种一致性，是技术和审美风格的推行，是大一统国家最“硬核”的物质实证。

琅琊台山顶建筑基址出土西汉“千秋万岁”文字瓦当。

台顶秦代建筑地层中发现的竹叶状灰岩石板，则可以讲述一个资源调度和文化兼收并蓄的故事。这种石材由海相沉积形成，岩体表面呈现漂亮的斑纹，俗称“花斑石”。初步调查发现，古琅琊区域并没有竹叶状灰岩——它不产于本地，最近的产地，远在数百公里外的临沂，甚至可能远至安徽。这种远距离的运输，是大一统国家动员能力的真实展示，体现了帝国对疆域内资源的控制和调配。

饶有趣味的是，“花斑石”制造的高等级丧葬明器（石璧、石圭、石耳杯、石盒等），在战国晚期两座楚王墓（李三孤堆楚墓、武王墩楚考烈王墓）中，都有发现。如果联系秦对东方六国征伐统一的进程，几乎可以明确地指出，琅琊台建筑中“花斑石”的选择、运输和使用，兼收了楚国晚期的石材制造工艺和物质审美。

“权力奇观”向“常规治理”的演进

阅读经典，须直接面对原典，需要拨开传说的烟雾，抵达最真实的历史现场，并从中洞察历史运转的规则。

在考古发掘中，令人惊叹的还有埋藏在这海畔高台夯土深处的排水系统。那是由陶管、散水、渗井组成的复杂管网，在夯筑夯土时同步预埋，接口处和管壁外层包裹纯净的红色黏土，以防渗漏，入水口常常有镂孔砖以挡住枯枝败叶。

以上考古发现，可以理解为秦帝国在治理中一种严密而理性的思维：在多雨的东方海疆，要让这座巨大的高台建筑长久矗立，必须在营台之初，就预想到解决水土流失的矛盾。正因如此，两千年后，台上建筑早已倒塌毁灭，夯土筑造的“台”依然保存尚好。倘若我们以此发现去回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话语，便可理解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的万世雄心。建筑是一种权力，伟大建筑，是极度权力的展示和演出。

琅琊台的选址，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空间的雄心。根据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测算，两千年前的琅琊台曾是一个三面临海、“孤立特显”的视觉制高点。新兴的秦帝国，选择在区域内的制高点——琅琊山顶修筑体量巨大的建筑，不惜花费人力物力（“徙黔首三万户”）。站在琅琊台顶，皇帝不仅可以远眺大珠山的仙山胜景，还能检视琅琊郡城的行政日常，同时又控扼所在海域航道的风云变幻。同样地，每一个在郡中劳作跋涉的臣民黔首，每一位在海疆航行的远行旅者，甚至“海中三神山”里高傲不肯现身的仙人，都必须仰望这一新兴帝国营建的巍峨奇观。

考古的发现不止于此，在地层里，还清晰地记录了琅琊台从“权力奇观”向“常规治理”的演进。秦代的琅琊台是一个为了震慑、宣示而存在的奇观，为了确立这一新秩序，秦始皇有意识地平整、“抹除”了战国齐国的旧遗迹——琅琊台山下的亭子兰地点，齐国的建筑遗迹在毁弃后，被有目的地、成规模地打扫平整过，且秦汉时期均未在此原址重建。新的王朝放弃了此地，重新选择了区域制高点。秦帝国借助区域制高点建筑建造巨构奇观，以此展示巨大的权力，既是视觉性的，也是表演性的。

然而，历史并没有遵循这种意志继续演进。在琅琊台遗址的其他地层上，显现出了另一种“抹除”——

台上的汉代建筑和排水设施修得过于潦草随意，台下庞大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倒塌后甚至不再重建。时代变了，治理逻辑也变了：随着汉代大一统局面的稳固，靠视觉“奇观”来维持统治的必要性逐渐消失了——奇观的维持太过耗费国力，性价比太低。权力重心转移至日常行政的滨海郡城与星罗棋布的基层机构，权力运行重心走向制度化。汉代中晚期，琅琊台的政治功能急剧萎缩，而周边城址（琅琊郡遗址、祝家庄遗址）、高等级墓葬（如土山屯墓地、磊石墓地）的兴起和营建，标志着权力运行的转型，政治文明走向成熟、走向了常规。最高级的治理，是将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转化为日常生活秩序的治理。

在当代重寻文明的“来时路”

“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也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琅琊台是这样的“经典”，我们在“似曾相识”中不断地刷新认知。对琅琊台历时七年的考古发掘，是一种关于城市历史根源的重寻。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智力、人力和经费去发掘、去研究这些沉默了两千年的夯土块、碎瓦片？因为这种“重读”（或“初读”）能让我们在漂浮的当代获得一种“文明的定力”。这种定力，来自于对真实历史身世的确认。

琅琊台遗址主要考古发现。

今天，我们站在“红瓦绿树”的当代青岛，可以而且应该立场鲜明地宣告：在这层亮丽的、近代的海风吹来的皮肤之外，在这座城市的身世里，有着更古老、更深沉、更具震撼性的古代青岛。重启、重读作为“经典”的琅琊台，是对青岛城市底色的一种认知更新。当我们开始阅读由史料、诗文、黄色夯土和灰色陶瓦构建的琅琊台以及以琅琊台为代表的其他历史遗迹，我们才有可能读懂藏在历史迷雾中的古代青岛。

这种阅读（无论是“初读”还是“重读”）的奖赏是巨大的。它让我们看清：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不是纸上的虚构，而是矗立在海滨山顶的高台建筑，是与“车同轨、书同文”同样重要的“瓦同范”，是两千年以来延续不断的赓续和反思。它体现在夯土里密布的陶水管和地漏里，体现在80厘米宽的“瓦当之王”里，体现在数百公里外的远途运输来的“花斑石”里。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我们文明的来时路。透过考古发现，我们尝试阅读作为“经典”的琅琊台，来认领这条长期隐没但从未消失的来时路，如此，才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站得更稳。

喧嚣的“热搜”会散去，而作为“经典”的琅琊台遗址，在不断的“初读”和“重读”中，将在海风中长久回响。（彭峪 吕凯）

青岛日报2026年2月25日8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