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下雨,今早院子里湿漉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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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个小板凳坐门口抄书。正抄着,邻居老李头溜达过来,往我旁边一蹲:“哟,还练字呢?抄的啥?”
我说:“王安石的诗,《泊船瓜洲》。”
老李头眯眼念了一遍:“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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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完他笑了:“这老头儿,想家了。”
我说:“是啊,离家那么近,回不去,心里急。”
老李头摇摇头:“急也没用。你看他,急了一辈子,最后咋样?”
我放下笔,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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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这个人,村里读书人都知道。
当过宰相,一心想把国家变好。推行新法,得罪人,被罢官;复出了,又得罪人,又被罢官。起起落落,折腾了大半辈子。
写这首诗时他五十来岁,第二次被罢官回老家。走到半道,皇帝又召他回去。他就停在瓜洲渡口,隔江望着家。
家就在眼前,回不去。官等着他,不想去。
老李头说:“这人哪,一辈子都在赶路。赶着赶着,家也远了,身子也垮了。”
我问:“他身子不好?”
老李头说:“你查查去。那会儿他常年在外奔波,思虑过重,吃不好睡不好,五十来岁的人,老得像七十。最后退下来没几年,病死的。”
我愣了一下。这首诗从小就会背,但从没想过写诗的人,那会儿身子是啥光景。
老李头指着诗,一句一句给我掰扯。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他说,“你看,家这么近,他却回不去。为啥?心里有事放不下。皇帝叫他回去,他还想干,又不想干。两头拽着,最累人。”
我说:“那会儿他也五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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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四。”老李头说,“搁咱们村,这岁数都该收收心,晒晒太阳了。他还想折腾。折腾也行,得有好身子骨。他那身子骨,早被前半辈子掏空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老李头咂摸了一下,“都说这句好,好在哪?好在那个‘绿’字。可你想过没,他看见春风又绿了,想到的是啥?是自己又老了一岁。春天年年回来,人回不来。”
他说到这儿,掏出烟袋,慢慢点上。吸了一口,又说:“我年轻时也急。急着挣钱,急着盖房。三十几岁胃出血住院,医生说你再这样,四十岁都活不到。我一听吓住了。回家就把活慢下来,钱少挣点就少挣点,觉多睡点。那会儿躺在病床上,窗外也是春天,树都绿了,我就想,我要是一口气上不来,这春天还能看见几回?”
我问:“后来呢?”
他吐了口烟:“后来我活到七十六,还能蹲这儿跟你唠嗑。那些比我急的人,好几个都走了。有一个比我小八岁,包工头,盖了全村最高的楼,五十八岁走的,肝癌。临走前我去看他,他说后悔,说一辈子净顾着赶路,没停下来看看日子。”
他指了指本子上的诗:“王安石要是懂这个,多活二十年,说不定能写出更好的诗。”
我爷爷当年也爱背这首诗。他是村里唯一读过私塾的人,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可闲下来就翻那些发黄的书。
爷爷不知道王安石是谁,可他俩活成了一样。年轻时逃荒,中年挣命,老了闲下来,一身病。临走前半个月,还念叨着要回一趟安徽老家看看。可身子不行了,出不了门。那天他让我扶他坐在门口,望着东边的山,念的就是这首。念完“明月何时照我还”,他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老家在哪?在心里头。可心里头的东西,有时候也回不去。”
我当时不懂这话。现在懂了。
王婶后来跟我说:“你爷爷这辈子,就是太能扛。啥事都往心里搁,啥苦都往肚子里咽。扛到最后,身子扛不住了。他要是有你一半会偷懒,多活十年没问题。”
回来我又把这首诗抄了一遍。
抄着抄着,想起王婶的话:“人这一辈子,就像种地。春种秋收,你得等。急不得。你天天扒开土看种子发芽没,那苗永远长不好。身子也一样,你天天琢磨这儿疼那儿痒,啥病都来了。该吃吃,该睡睡,心放平了,啥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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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说:“你看那地里的老黄牛,走得慢,活得长。骡子跑得快,没几年就废了。”
我想起王安石。他要是也种过地,见过老黄牛,会不会就不那么急了?
“京口瓜洲一水间”——那一水,宽不过几百米。可有些人,一辈子都渡不过去。
渡不过去的,不是江,是自己那颗急着赶路的心。
写完最后一个字,太阳晒到院子里了。
老李头早走了,门口就剩我一个人。
忽然想起爷爷那句话:“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心安稳了,身子就安稳了。”
我把这句话写在诗的旁边。
然后又加了一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春风年年绿,人只活一回。急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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