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王安石这首28个字的小诗，我才明白：人这辈子，急什么？

昨晚下雨，今早院子里湿漉漉的。

我搬个小板凳坐门口抄书。正抄着，邻居老李头溜达过来，往我旁边一蹲：“哟，还练字呢？抄的啥？”

我说：“王安石的诗，《泊船瓜洲》。”

老李头眯眼念了一遍：“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念完他笑了：“这老头儿，想家了。”

我说：“是啊，离家那么近，回不去，心里急。”

老李头摇摇头：“急也没用。你看他，急了一辈子，最后咋样？”

我放下笔，听他说。

王安石这个人，村里读书人都知道。

当过宰相，一心想把国家变好。推行新法，得罪人，被罢官；复出了，又得罪人，又被罢官。起起落落，折腾了大半辈子。

写这首诗时他五十来岁，第二次被罢官回老家。走到半道，皇帝又召他回去。他就停在瓜洲渡口，隔江望着家。

家就在眼前，回不去。官等着他，不想去。

老李头说：“这人哪，一辈子都在赶路。赶着赶着，家也远了，身子也垮了。”

我问：“他身子不好？”

老李头说：“你查查去。那会儿他常年在外奔波，思虑过重，吃不好睡不好，五十来岁的人，老得像七十。最后退下来没几年，病死的。”

我愣了一下。这首诗从小就会背，但从没想过写诗的人，那会儿身子是啥光景。

老李头指着诗，一句一句给我掰扯。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他说，“你看，家这么近，他却回不去。为啥？心里有事放不下。皇帝叫他回去，他还想干，又不想干。两头拽着，最累人。”

我说：“那会儿他也五十多了？”

“五十三四。”老李头说，“搁咱们村，这岁数都该收收心，晒晒太阳了。他还想折腾。折腾也行，得有好身子骨。他那身子骨，早被前半辈子掏空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老李头咂摸了一下，“都说这句好，好在哪？好在那个‘绿’字。可你想过没，他看见春风又绿了，想到的是啥？是自己又老了一岁。春天年年回来，人回不来。”

他说到这儿，掏出烟袋，慢慢点上。吸了一口，又说：“我年轻时也急。急着挣钱，急着盖房。三十几岁胃出血住院，医生说你再这样，四十岁都活不到。我一听吓住了。回家就把活慢下来，钱少挣点就少挣点，觉多睡点。那会儿躺在病床上，窗外也是春天，树都绿了，我就想，我要是一口气上不来，这春天还能看见几回？”

我问：“后来呢？”

他吐了口烟：“后来我活到七十六，还能蹲这儿跟你唠嗑。那些比我急的人，好几个都走了。有一个比我小八岁，包工头，盖了全村最高的楼，五十八岁走的，肝癌。临走前我去看他，他说后悔，说一辈子净顾着赶路，没停下来看看日子。”

他指了指本子上的诗：“王安石要是懂这个，多活二十年，说不定能写出更好的诗。”

我爷爷当年也爱背这首诗。他是村里唯一读过私塾的人，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可闲下来就翻那些发黄的书。

爷爷不知道王安石是谁，可他俩活成了一样。年轻时逃荒，中年挣命，老了闲下来，一身病。临走前半个月，还念叨着要回一趟安徽老家看看。可身子不行了，出不了门。那天他让我扶他坐在门口，望着东边的山，念的就是这首。念完“明月何时照我还”，他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一口气：“老家在哪？在心里头。可心里头的东西，有时候也回不去。”

我当时不懂这话。现在懂了。

王婶后来跟我说：“你爷爷这辈子，就是太能扛。啥事都往心里搁，啥苦都往肚子里咽。扛到最后，身子扛不住了。他要是有你一半会偷懒，多活十年没问题。”

回来我又把这首诗抄了一遍。

抄着抄着，想起王婶的话：“人这一辈子，就像种地。春种秋收，你得等。急不得。你天天扒开土看种子发芽没，那苗永远长不好。身子也一样，你天天琢磨这儿疼那儿痒，啥病都来了。该吃吃，该睡睡，心放平了，啥事没有。”

她还说：“你看那地里的老黄牛，走得慢，活得长。骡子跑得快，没几年就废了。”

我想起王安石。他要是也种过地，见过老黄牛，会不会就不那么急了？

“京口瓜洲一水间”——那一水，宽不过几百米。可有些人，一辈子都渡不过去。

渡不过去的，不是江，是自己那颗急着赶路的心。

写完最后一个字，太阳晒到院子里了。

老李头早走了，门口就剩我一个人。

忽然想起爷爷那句话：“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心安稳了，身子就安稳了。”

我把这句话写在诗的旁边。

然后又加了一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春风年年绿，人只活一回。急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