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世时，不知道为他定制生活用瓷，身边人搞了两种“毛瓷”

1974年的秋天，湖南长沙的空气里已经有了凉意。毛主席在这里养病，身边工作人员为他端来一碗刚加热好的清汤。碗不大，红色月季在白釉上开得很艳。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碗，手感刚好，主席端着不费劲。”屋子里没有人再多嘴，动作却格外小心。

就在这一年的前后，远在湘东的醴陵和赣北的景德镇，两地的瓷窑悄悄烧起了火。火光很旺，消息却压得很死。这两处窑火烧出的瓷器，后来在收藏界被合称为“毛瓷”：一批是1974年的醴陵瓷，一批是代号“7501”的景德镇瓷。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本人并不知道，这些精心设计的生活用瓷，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准备的。他只看到碗盘顺手、图案顺眼，从未想到背后有那么多秘密安排和隐秘用心。

一、从农家小碟，到“主席专用”的醴陵瓷

时间要推回到1927年前后。那时，毛主席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多次到醴陵农村走访。有老乡回忆，毛主席来时，总会被热情地拉进屋里。一碟碟酱菜、米豆、小点心端上来，用的正是当地烧制的细白小碟。

据毛主席后来回忆，醴陵农家的待客小碟，干净、亮堂，很有味道。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谁也想不到，这种普通人家日用的小瓷碟，将来会与国家领导人的生活联系到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恢复生产，瓷器又成了重要日用品和礼品载体。1956年，毛主席回湖南考察时，明确指示在醴陵成立“瓷器公司”，形成集中管理和生产。自此，醴陵与景德镇等地一起，承担起中央机关和部分领导机关瓷器供应的任务。

从制度上看，这一步其实很关键。它不仅是地方轻工业的布局，更是之后“主席专用瓷”能够低调诞生的前提条件。没有这条渠道，后来的秘密定制根本无法操作。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年事已高，工作依旧很紧。毛主席身边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说过一句实话：主席的两大难，一是睡觉，一是吃饭。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菜一放就是一大摞，凉了再热，热了又凉。

为了让毛主席吃口热饭，吴连登动起了脑筋。他请当时负责供应的单位，专门设计能加盖的碗盘：碗有盖，盘也有盖，吃不完就盖上，既能保温，又相对卫生。这个看似简单的小设计，在日后“毛瓷”的形式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实用优先，而不是花架子。

1974年秋，毛主席最后一次回到湖南，在长沙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那年夏天，醴陵一家瓷厂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研制一种精巧的小碗，准备在主席生日那天使用。通知简单，却强调两点：小巧、精致。

厂里的副厂长李人中，同时也是彩绘总设计师，他给碗选了一个主题——月季花。月季一年四季常开，有个别称叫“月月红”，有人觉得，这与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政治语境有微妙呼应，又不显得直白，既吉利又妥当。

小碗的设计并不复杂，难的是分寸。碗不能大，太大端着费力；也不能太小，要能盛够一顿饭。碗内外都绘上月季，一抹红色在白釉中很亮眼。工作人员后来回忆，毛主席第一次用上这只红月季小碗时，看了看碗，说了句：“这好啊。”话不多，却让这些在窑里忙了许久的工人觉得值了。

其实，到七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视力严重下降，阅读文件都要一手拿书、一手举放大镜，连续几个小时不换姿势。长期这样，手臂麻木，有时候连端碗都费劲。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知道后，提议专门为主席烧制适合年迈者使用的小碗，既要轻巧，也要防滑，口沿不能太薄，免得手抖时容易撒。

在这种背景下，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吴连登与醴陵县委一起，悄悄给醴陵群力瓷厂下达了一项“秘密任务”：专为毛主席烧制小碗。任务下达到厂里时，只说是为“上级领导”定制，数量不多，要求极严，涉及的模具、配方、工艺，全部口头传达，不留字据。

群力瓷厂最终烧制了四种花色，形制一样，一套四件：红月季、芙蓉、菊花、梅花。花色各有寓意：芙蓉是“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意象，菊花有坚韧之意，梅花自不用说，一直是文人志士心中的象征。

吴连登后来回忆，毛主席在这四种中最顺手、也用得最多的，还是红月季碗。直到去世前，餐桌上常见的就是这只红花小碗。其他几款虽也使用，却远不如红月季那么频繁。

秘密任务完成后，相关部门又下了一个更严格的要求：模具封存，配方锁档，图纸入柜；除上交的少量精品外，其他成品全部销毁。对于工厂来说，这在经济上是亏本买卖，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正因为如此，1974年的醴陵“毛瓷”数量极少，后来流散到民间的，更是凤毛麟角。

1997年，广州一场拍卖会上，一只红月季小碗突然出现，引起不少行家侧目。碗口有轻微釉裂，从器型、胎釉、画工判断，应出自当年那批醴陵瓷。尽管有瑕疵，最后仍以八万八千元的高价成交。对于收藏界来说，这不仅是价格问题，更像是一段隐秘历史的一角被翻开。

二、“7501”背后的保密工程

与醴陵那边几乎同时，另一条秘密线索在江西悄然展开。1974年，毛主席身体欠佳，有一段时间住在长沙。这年12月，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给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到湖南一趟，研究毛主席未来赴江西休养的行程安排和警卫接待事宜。

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接待人员拿出一只瓷盘展示给黄庆荣。盘子上绘着红梅，说明这是准备给主席使用的专用餐具。盘子一摆上来，屋里人多少有几分得意。

黄庆荣拿在手里仔细看，心里却犯嘀咕。盘面发色略显灰暗，红不红，白不白，既不够明快，也谈不上上乘。他顺口说了一句：“这个颜色不行啊，我们江西做出来的，会比这个好。”

话音刚落，一旁的汪东兴听见了，略带试探：“你能行吗？恐怕不容易吧？”黄庆荣沉吟片刻，答得不卑不亢：“可以一试。”就这样，景德镇烧制“毛瓷”的事情，被半句评价推进到了桌面上。

1975年年初，黄庆荣专门赶赴景德镇，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李克时，两人单独商量此事。毛主席用瓷，这个分量不用多说，最大的难点不在技术，而在保密。

两人很快达成共识：绝不能公开打着毛主席的名义生产。一旦传出去，容易引发各种揣测和不必要的关注。对外统一口径，只说是给“中央首长”定做一批高标准家庭餐具，数量有限，质量要求极高。所有指令采取口头方式，下达后不留纸面记录。具体协调由李克时负责，黄庆荣抓方向和安全。

景德镇当时有一个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陶瓷科技研究所，是技术骨干最集中的地方。李克时找到研究所，请他们先出一套设计方案。第一次拿出来的样品，图案里有船，有河流，构图繁杂，色彩和工艺都不理想。黄庆荣看过之后，很直接地说：“这个不行，用着别扭。”

与其反复修改一般设计，不如集中高手。于是，他提出把瓷都里各个单位的技术好手挑选出来，组成一个专门试制班子，集中攻关一种新的品类。李克时同意，并负责落实人选和经费。

在这批人当中，有一个名字不可忽略——研究所副所长罗慧蓉。她的政审材料被反复审核了两次，才被定为负责人选。等人选确定后，李克时亲自带着罗慧蓉去见黄庆荣，说明任务性质。

那时，罗慧蓉还不知道事情的真正对象，只觉得任务“规格很高”。黄庆荣开门见山：前一批样品不顺手，要重新设计一个品种。罗慧蓉回答得很干脆：“技术上没有问题，只要下定决心，全所的人都可以上。”

领导小组随即成形：黄庆荣任组长，李克时任副组长。分工明确，前者抓方向和保密，后者负责资金、人力，“要什么给什么”；技术路线则由罗慧蓉牵头。等到试制工作进入正轨，已经是1975年四五月份的事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试制组画了不少图案，反复比较筛选。后来脱颖而出的有三种：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考虑到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到喜欢梅花，最终方案锁定在“翠竹红梅”上：竹寓意正直坚韧，梅象征傲寒不屈，两者组合在一起，既合乎传统文化，也贴近公众对毛主席形象的认知。

有趣的是，一开始罗慧蓉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件事的分量，工作多是分派给手下技术员去做。直到有一天，黄庆荣专门请她去了一趟南昌郊外，在“828”招待所1号院里，指着院内的房间说道：“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里的主人要用的。到现在，你是知道这件事的第三个人。回去后不许对任何人提起。”

罗慧蓉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脱口而出：“一个月完成任务，完不成你就把我关起来。”这话带着几分倔强，也说明她完全明白了责任的重量。从那之后，研究所几乎是“全力以赴”四个字的写照——能用上的人手全调动起来。

到了1975年八九月间，达到标准的“7501毛瓷”终于出炉。瓷胎细密，釉色温润，图案清雅，形器也明显考虑了年长者使用时的稳定性。按当时内部的说法，这批瓷器是“少而精”，只为特定场合与对象之用。

任务完成后，紧接着就是“善后”：把人从集中试制的环境撤回原单位；试制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一律打碎，严禁流出；图纸和相关资料按规定销毁。几条指令下来，几个月热火朝天的工地，迅速恢复沉寂，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罗慧蓉听说“残品全砸”“图纸全毁”的决定后，专门赶到南昌找黄庆荣，请求做两点变更。她的意见其实很朴实：一是有些所谓“残次品”，在技术水准上远高于普通民用瓷器，全部砸掉太可惜，希望能分一部分留在研究所作技术研究用，另一部分默默发给参与者留作纪念，但不说真实来历；二是请求至少保留一套核心图纸，以便未来研究和传承工艺。

经过考虑，黄庆荣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但再三强调一点：绝不能流入社会，更不能打“毛主席用瓷”的旗号对外。至于后来具体有多少残件、样品留在了研究所，各家拿了多少，连他自己也没完全掌握清楚，而他本人一件也没有留下。

直到很多年后，有藏家试图追溯“7501”一套到底多少件、完整组合包括哪些品种，问到当年的参与者，都只能给出大致的印象。原因很简单：当时所有人都在高度保密的氛围下工作，没人敢公开统计、整理，更谈不上对外介绍。这反而让后世想还原全貌，变得格外困难。

三、两种“毛瓷”的异同与背后的用心

在收藏界，如果只说“毛瓷”，往往指的就是1974年醴陵瓷和景德镇“7501”两种。但从产生背景、设计思路到使用场景，两者有不少差异。

先看时间节点。醴陵那批小碗、小盘，与毛主席1974年最后一次回湘、在长沙过八十一岁生日直接相关。任务下达到群力瓷厂，是在当年夏季；毛主席实际使用这些小碗的时间，则从那年秋冬一直延续到去世之前。

“7501”则与毛主席赴江西休养的安排联系在一起。1974年末开始筹划，1975年春夏试制成型，成品在当年八九月间出炉，主要考虑的是主席在江西“828”招待所等地生活时的使用需求。从时间上看，两批“毛瓷”有交叠，但出发点各不相同。

再看地点和技术传统。醴陵自清末就有瓷业基础，更擅长日用陶瓷和搪瓷，注重实用和价格适中。新中国成立后，醴陵逐渐承担起党政机关、军队等单位的日用瓷供应任务，经验在“够用”“耐用”“用着顺手”这些方面积累较多。

景德镇则是一座以瓷成名的古城，自元代至清代，一直是“官窑”所在。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虽然环境大变，但这一带的工匠对胎釉配比、彩绘工艺、窑火控制，依然有深厚积淀。“7501”项目实际上动用了当时景德镇最核心的技术力量，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次集中发挥。

如果从设计重心来看，醴陵“毛瓷”更偏向“贴近生活”。红月季小碗的设计，考虑的是老人端着是否省力，碗壁厚薄是否适中，盖子是否方便。图案寓意当然重要，但实用性放在前面。那种可加盖的碗盘，也明显是为解决“饭菜易凉”这个现实问题。

“7501”则兼具生活和礼仪属性。它既要满足毛主席日常使用的舒适度，也要在重要接待场合不失体面。翠竹红梅的画面，比醴陵的小花碗更讲究构图和留白，在釉色和线条上也更追求整体效果。换句话说，醴陵更多是“家常饭碗”，景德镇更像“兼顾家常与体面的一套器皿”。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两批“毛瓷”的共同特征，是“当事人不知情”。无论是红月季小碗，还是“7501”全套瓷具，毛主席都不知道这是专门为自己定做的“专用瓷”。在他看来，只是桌上换了几件顺手的碗盘，图案恰好是喜欢的梅花、红花而已。

从工作人员一侧看，这种“不告诉本人”的安排，并不出乎意料。一方面，过度强调“专用”“特供”，不符合当时对领导人的宣传基调；另一方面，毛主席本人对生活待遇一向要求很严，太铺张、太讲排场的东西，常常会被他直接否掉。与其让他知道后坚决反对，不如悄悄改善条件，把关好标准就行。

吴连登曾经提到过一个细节：毛主席经常一心扑在文件上，吃饭则是随手扒两口，只要不太冷、不太油，就行。工作人员如果把碗盘弄得花里胡哨，甚至大张旗鼓宣称“主席专用品”，反倒容易引起他的反感。相较之下，悄悄换一个更适合老人使用的碗，才是“懂事”的做法。

不过，从收藏者和研究者的视角看，这种“低调”也带来一个结果——资料少、线索断。无论是醴陵那四种小花碗的准确烧制数量，还是“7501”整套器物的完整配置，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说法。参与者年纪渐长，有些细节也已经模糊。只能通过散落在各地的残件、拍卖记录、口述回忆，一点点拼凑出当年的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醴陵还是景德镇，当年参与烧制“毛瓷”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多直到很久以后才真正明白自己做过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任务保密、要求极高、返工次数多，却未必清楚那只碗、那只盘，曾出现在怎样的餐桌上。这种“干了大事却不自知”的状态，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少见。

四、“毛瓷”之外，看那个年代的人情与尺度

从表面看，“毛瓷”只是两批瓷器，一批花碗，一批成套餐具。但稍微把时间线和人物关系理一理，就会发现，它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领导人生活待遇的特殊态度——既想照顾得周到，又要防止铺张；既有出于情感的“多想一步”，又要时刻注意舆论和政治影响。

毛主席晚年长期超负荷工作，睡眠不规律，胃口也不好。对身边工作人员而言，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改善睡眠，他们无从下手；调整工作节奏，更不是他们能决定的。饭菜热一点、碗端着顺一点、花色合心意一点，就成了能做也敢做的那部分。

试想一下，当年在醴陵群力瓷厂深夜赶工的工人，很可能只听到一句简短的任务说明：“给上级领导做碗，小巧点，要精致。”他们不知道具体给谁用，也不知道未来这些小碗命运如何，只能凭经验和直觉把每一道工序做到最好。等瓷窑冷却、成品挑选完毕，大部分成色不错的碗又被要求销毁，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不免有几分惋惜，却也只能默默接受。

景德镇那边的情景则更典型一些。技术人员在高压力、高保密的环境中工作，连图纸都不能轻易保存。等“7501”瓷器出窑，执行完“砸残品、毁图纸”的命令后，这项工程在官方档案中的痕迹被压缩到最小。对后来研究新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人来说，想要找到全面、系统的记录，难度可想而知。

从制度角度看，这种保密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毛主席的形象，是高度政治化的象征。与他相关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慎之又慎。倘若“毛瓷”在当时被公开宣传，很容易被解读成特殊享受，甚至引来不必要的攻击。因此，只能在尊重现实需要的前提下，将具体操作控制在极小范围内，留少量样品，封存或默默流传。

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这两批“毛瓷”的确在客观上改善了毛主席的生活细节。红月季小碗、小盖碗，使得饭菜不至于过快变凉；翠竹红梅的盘碗，更利于老人端拿，也兼顾了接待场合的体面。这些东西并没有脱离基本朴素的生活标准，而是在“朴素”基础上的微调和体贴。

也正因为如此，知情人回忆起“毛瓷”时，语气里往往带着一点复杂的意味。一方面，他们清楚当年的谨慎与紧张；另一方面，又很难否认，这里面夹杂着真切的人情味。有人曾这样形容：给主席做碗，不是为了摆在橱柜里看的，是希望他能吃得好一点，哪怕只多吃几口饭。

从历史事实来说，“毛瓷”的数量极少，流入市场的更少。收藏界对它的追捧，更多是出于对那段特殊岁月的兴趣，对隐秘故事的好奇。然而，摆脱市场噱头之后回头看，会发现它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只是稀缺性，而是这些瓷器与当时政治环境、地方工业、个人命运之间微妙而紧密的关联。

参考文献中提到的《黄庆荣披露毛瓷真相》《毛泽东与毛瓷》《毛泽东与醴陵瓷之情缘》，大多通过口述和资料对比，试图还原当年的经过。在信息渐渐完整的过程中，那些曾经被严格保密、被视为“内部情况”的细节，一点点浮出水面。不难看出，“毛瓷”这两个字背后，并不是简单的“专用器物”四个字可以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