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有情义的人 和那些情义流淌的瞬间

“你看，这些走过去的人多有意思！”正说着为什么要写作这事儿，一道晃眼的阳光钻进咖啡厅窗户，孙睿起身拉窗帘，目光随着路人神游了片刻。坐下之后，他突然说：“我愿意写有情有义的人，他们能让我找到写一篇小说的支点在哪儿。”

有点理解了，孙睿为何说自己写作源源不断的动力，来自于喜欢当“街溜子”。

作为北京青年作家群落中重要的先锋作家，孙睿近年在文学、影剧创作中非常活跃，他曾担任电影《一步之遥》编剧，与导演姜文合作；其长篇小说《我是你儿子》也曾改编为电视剧，金鸡奖影帝吴刚出演父亲一角；还与林子平联合执导了电影《我的青春有个你》。他的小说创作极具辨识度，入选过不少年选集及“城市文学”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榜，曾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首届《当代》杂志年度青年作家。

最近，孙睿短篇小说集《抠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核心系列《抠绿大师》四部曲等篇目，将影视“抠绿”技术（后期换背景）作为文学意向——一块绿幕，是想象空间，也是庇护所，更像希望或现实的幕布，被人们编织悬挂于生活背景中。在书中，他用冷峻而不失温情的叙事，描写小人物的生存图景，照见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引发读者对生活本质的思考。

在落笔的时候要“贴着人物写”

北青报：你接触文学、萌生写作的想法是源于何处？

孙睿：我大学时候学工科，不喜欢，却总是能从文学中感受到一种自由、活跃的创造力。加上喜欢踢球，每星期踢一场，还爱去工体看球，所以当时的愿望就是，毕业以后能去当一个足球记者，跟着球队天南地北去看比赛。

我记得去三元桥国展招聘会，给报社投简历，结果学工科的专业不对口。回来我就想，要不写写东西，做最后一搏，如果能发出来，我再去当记者是不是就行了？于是，我将大学积累的感受写成了小说。后来出版也用了很长时间，现在想，是比较幸运地遇到了当时青春文学的契机。小说一发到网上，没一个月就被新浪读书给首页推荐了，然后就有书商联系我签了出版合同，第一个长篇小说《草样年华》是2004年1月份出版的。

2006年我去电影学院读研了，没当记者。我觉得电影故事更能让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

北青报：《抠绿》里面集合了8个短篇，都是你近年的创作。我看到不少学者都提到这点：你写的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东西。很多读者表示是一口气看完这些故事的，“活人感”很强。

孙睿：这本书里的故事，涉及很多影视行业的小人物。他们的真实困境，不是虚构出来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就是我的职场小说。

有人问过：“你一北京人为什么总写北漂？”我觉得其实在精神上我也是一个北漂。因为拍电影这事儿就是自带一种漂泊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跟北漂在现实生活中必须要克服的困难是很像的，只是在书中，我把这些困境换了身份表现出来。

北青报：你之前的很多小说，写的是父子关系，这本书里的《抠绿大师·陨石》也写了父子关系，另外，我看到《替身》里则写了一种不太被人关注到的母子关系。

孙睿：无论父子还是母子关系，都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在我看来，“剪不断”就是人物关系，“理还乱”就是文学性。比如《替身》写的是一种不停控制的母爱——男主人公四十多了，有下一代了，在精神上还是无法逃离母亲的控制，当他看到母亲对着他的儿子喊他小名的那一刻，就特别想剪断这种隐形的精神脐带。父子之间能发生的故事多数是含有对抗的，母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则是软刀子，表面上没那么狠，细琢磨，更瘆人。

和20年前比，《抠绿》这本小说集，我愿意主动跟人家说，我写了本书，你翻翻。首先从态度上，我是认真在写，其次从思考上也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在写的过程中，我尊重那些小人物在时代下的真实经历和真切感觉，那种切肤之痛，最好是我也曾体会过，这样才能在落笔的时候做到“贴着人物写”。

做“街溜子”寻见生活中的“活力人物”

北青报：你始终关注小人物的故事，这些素材如何积累？

孙睿：我愿意做“街溜子”，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比如我写《一起跳舞吧》里面跳广场舞的老王，那个人物、那些场景就是我在我老婆她们家的广场看到的：一个中年男人，有点谢顶，混在一群穿着闪光亮片时髦衣服的少女里头，跳得非常投入，非常卖力。他是这个群体里唯一的男性，穿着普通，但特别不一样。他每天都来，有时候还闭着眼睛跳。他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世界？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内心世界？就这样，我开始在脑子里虚构他的故事。我觉得老王跳舞的时候，一定是他生活中“飞翔”的时刻。我就是愿意去看生活中那种比较有活力的场景和人物，我愿意让他们撑起一个小说的空间。

北青报：你提到老王在跳舞中“飞翔”，我意识到在《抠绿》的几个故事中，都写到了“飞”的意向。

孙睿：最开始写飞，是八年前。那之前有几年我沉浸在影视中，没怎么碰小说。当时我重新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就叫《宝贝儿，带我飞》，讲的是一个孩子带着被生活困住的爸爸“起飞”的故事。写这些“飞”的意向，我是不由自主的——可能现实生活中我也处于在原地黏着的状态，渴望找到一个出口。不得不说，写作对疏导内心情绪是有帮助的。写《哈利·波特》的JK罗琳就说过：写作的动机，大意是因为有改造世界的冲动，而写作可以给自己建构一个更好的世界。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写作的理由。

北青报：如何找到自己写作的擅长之处？如果遇到瓶颈，你会怎么处理？

孙睿：我比较靠感觉来启动写作。当一个事儿它让我有感觉，让我特别兴奋，这个事儿就具备转化成小说的可能了，值得往下想一想了。因为大学工科专业的训练，我是有一些理性的逻辑，但直觉和感性的东西更强。我通常把写小说当成做一个装置，写作前要构思一个立体的设计，这块是什么、那块是什么，边想边搭，该断的地方断，该留白的地方留白，都搭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写。当然，在建构出人物关系、人物命运等框架后，我需要去做“街溜子”往框架里面加具体信息，比如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阳台上有那种老式的油烟机，风扇还在转着，闻到那种熟悉的炒菜味儿，那种感觉、那种空间，感觉特别适合把某个人物放在这里生活……这样，一下子就会让虚构的东西变得具体，一个故事就开始了。然后，我会往下想一些更具体的事儿，直到感觉框架里的几个点都充实了，或者连我自己都为人物的某些时刻颤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写完了也不会太难看。

所谓瓶颈，我觉得第一个维度很简单，就是累了，脑子转不动了。那我就歇着，睡觉。在写作期间我是最能睡的，每天要睡好几次。另一个维度是技术上的——写着写着，被卡住了。这种时候我就去做“街溜子”，或者放那儿不想它，用不了多久，感觉自己就冒出来了。

北青报：你如何让故事得到升华，引领读者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

孙睿：写作会经常让我产生一种心流，比如说给人物设计动作，它能让我产生一种心流。大概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也会自然引领读者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写作者一定要和自己笔下的文字产生心流，这种心流，不是靠文字堆砌，需要心与脑的统一。

温和气度下用一种偏冷峻的方式讲故事

北青报：你的作品自带一种温和的气度，它源自哪里？

孙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北京这个城市特有的气度。我是在西城长大的，童年生活中没有什么恶性事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身边的同学、小孩，大家能接触到更多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书、新鲜流行的摇滚乐……那时候的生活没有过多戏剧性的刺激，但是有很多人情味，我会得到很多启蒙，会很早就开始琢磨自己喜欢干的事。

或许跟成长环境有关，我特别排斥傲慢的腔调，甚至对用这种腔调说话的人，都会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我觉得那种腔调跟真实的生活是不匹配的。尤其在写小说时，我认为人物说话的腔调也要匹配人物的生活。

回过头来也想，于写作来说，什么叫“狠”呢？动不动就杀人，在我的生活环境里，显得太离奇了。我不是书房写作者，也不是愤怒写作者，但我有写作的原则。而且我觉得处理一件事或一个问题，被理解关照过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一时上头的愤怒了。我也写过一个挺“狠”的小说，叫《会飞的蚍蜉》，主人公把自己看作蝼蚁，最后被撞飞了。蚂蚁本身并不会飞，但当这个蝼蚁般的人被撞飞以后，就像是一只只能通过二维感知世界的蚂蚁，突然感受到三维世界，重新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

北青报：在写作的路上，有哪些作家对你产生过影响？

孙睿：早期，王朔对我的语言影响很大，中学看他的小说，语言太有意思了，可以说，王朔拉近了至少两代青少年和文字的亲近感。他小说里的人物也鲜活，都很真实，正视自己的喜怒哀乐，不拿腔拿调。到了《致女儿书》，他又体现出深情的一面，都说真善美，我觉得“真”在中国作家里，王朔体现得最到位。

现在，我在写一个更严肃的东西时，会觉得“幽默的对话”是一种刻意的存在，应该站在小说里面人物的处境上去写，让叙述的腔调服务于故事。一些外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给了我一种提醒，比如卡佛、麦金纳尼，他们用一种偏冷峻的方式讲故事，反而更符合现代人的心态。

北青报：你如何塑造自己的写作风格？

孙睿：我愿意写那种生活在困境中的小人物。他们骨子里有一种浪漫主义，有乐观精神，又有情有义。哪怕他们生活在底层，但是喝个小酒、吹个牛就很开心了，第二天又能不悲不喜地重新面对那些个困境——说得极端一点，现代社会，好像没有人没困境。这是我现在比较偏爱的写作风格：写有情义的人，和那些有情有义的瞬间。它们成为我写作的激情所在，能让我找到撬动这篇小说的支点在哪儿。

风格是戴着枷锁跳舞跳出来的

北青报：你如何做到在小说与剧本之间切换自如？

孙睿：在小说和剧本之间切换，只要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没什么障碍。本质上，小说是一种更个人的表达，而剧本，则是一种阶段性的表达，它顶多是个半成品，说白了就是拍摄说明书，还需要依靠摄影、美术、表演等过程去最终呈现出来。

具体到写作上，以前我写剧本，还爱写得文学浓度多一些，思考、回味空间多一些。但片方更需要接地气的剧本，要看故事精不精彩、热不热闹，所以写剧本更得去做“街溜子”，要知道在哪儿能跟观众共情。

北青报：你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导师是田壮壮老师，在学习中他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睿：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田壮壮老师做人做事很有原则，为人特别散淡，是那种不太过多卷入江湖，但江湖一直都有他的“传说”。前不久他的电影《盗马贼》在电影学院放映，还是很有反响，40年前拍的片子，现在看依然有时代意义，人物身上依然体现着现代人的处境。这种电影，就属于值得去拍的电影。

壮壮老师是对电影特上心的一个老师，会带着盒尺上课，去摄影棚里量那些灯的高度、长度，特别细心。学生在他课上没太多规矩，只要有助于大家把这门课学得深入的事儿都可以干，但手机必须静音。而且我有个感觉，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拍片子，遇到他都是特别对的事儿。

今年我要拍一个文艺片，根据我的一个短篇改编的剧本，小说叫《挠羊》，讲少年成长的故事。里面有个神秘的摔跤教练，在我心里这个人物就是壮壮老师的形象，隐士一样的高人。所以这个教练的形象一出来，自然就想到请他来演。我跟他说我想拍这个小成本的片子，他说，那就拍，到时候你给我发个位置，告诉我去哪拍就行了。特别感动。有他的全力支持，我更有信心把这个电影拍好了。

北青报：小说改编剧本，在文学转化影视的过程中，你怎样寻找自己片子的风格？

孙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风格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的，而是要在有限的条件里依然把想法表达出来。风格是戴着枷锁跳舞，跳出自己的风格。

回望过去，年轻时沾染了不好的习气，就是觉得电影得深沉，得严肃，得批判……事实上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难说清楚社会的真相是什么，先把大师范儿端起来了。现在，我想在不沉重的同时，依然可以做出有味道的片子。比如我正在做的电影是6年前写的一个小说，改剧本用了3年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把一些自己的抱负放在里面，也会认清现实的局限，然后在这个范围里把故事做到极致。

其实做影视行业是一个特别内耗的事儿，比如开会、赶进度经常弄到半夜，但很多时候是在做无用功。不过近几年我好一些，做完的事情自己不嘀咕。就是说，我接受自己的选择，往前走就好了。贾樟柯说过一句话：“将军赶路，不追小兔。”意思就是不要停留在过去，也没必要因为一些小问题改变对人的信任和对事业的热情，人生有更重要的事值得去做。对我来说，我就继续做有创造力的、新鲜的东西就好了。

北青报：新的一年开始，写作上有何打算？

孙睿：新的一年，我还是会去深入挖掘有情有义的人物，这可能是我小说的一个标识。我也在想，为什么还愿意往下写？就是有情有义的那些现象和人物，他们打动了我，带着我往下写。有情有义的人、有情有义的事，那味儿还透着一种苍凉。打个比方，我家就一个饺子，咱俩一块吃，这是有情有义。不是说我家饺子多，我煮两锅，给你一锅，我留一锅。得看是不是逆风而行时，还能肩并肩。

文/本报记者李喆供图/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