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康原型人物，离开大同时市民挥泪挽留，堪称百年难遇的好市长

2009年的一个深秋傍晚，大同市御河两岸的灯光刚刚亮起，站在新修堤岸上的老煤工张师傅说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这几年，大同是认不出了，可这人走了，可咋办？”这句略带惋惜的话，说的就是即将离任的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一个地方官离开，竟能让市民自发到街头相送，这在县、市一级的干部履历中，并不多见。

围绕耿彦波，人们后来提起最多的，是“李达康原型”这个带着一点戏剧化的称呼。但有意思的是，在各种标签出现之前，他在不同城市留下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道路、古城、街区和一个个被重塑的城市格局。名声在外是一回事，走过的路究竟怎样，还是得从头梳理。

从出生时间看，耿彦波1958年生于山西和顺县山村，新中国刚成立不到十年，全国仍处在艰苦起步阶段。他家里祖辈务农，父亲是村支书，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环境并不罕见，但却很容易让一个孩子从小就听惯“为集体”“为群众”这些朴素却不空洞的词。正是这层背景，让他后来再谈“人民公仆”时，听起来不太像是一句口号。

一、从山村小干事到灵石“王家大院”的惊醒

改革开放后，农村和县城都在慢慢发生变化。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耿彦波进入县委机关，从一名小干事做起。那时他刚二十出头，很多同龄人已经开始为家庭打算，他却一头扎进了书堆。为了能系统学习，他考入山西大学干修班。那几年，他常常五点起床，天不亮就往图书馆赶，白天上课、做笔记，晚上继续翻资料，过的就是一眼能看到头、却又一点都不松懈的日子。

这种有点“要强”的劲头，并不是说出来给人听的，而是在后来到了不同岗位时，一次次显露出来。试想一下，一个县处级干部，如果没有一点硬气，不太可能在地方上推动那么多需要顶着压力的工程。

时间到了1995年3月，耿彦波被调到晋中市灵石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当时灵石县财政一年收入只有一亿元左右，在山西不少县份中并不算富裕。这个时候，有的人会想着守住现有盘子就行，别折腾出什么风险；而耿彦波看向的是当地被许多人忽略的资源——晋商大院。

灵石县的王家大院，原本只是散落在黄土地上的一组老宅子。砖雕、木雕、石雕都在，但破旧、漏雨、断裂也在。摆在县领导面前的问题很现实：要不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修复？钱从哪里来？收不回来怎么办？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拿出5000万元去修一座“旧院子”，在不少人眼里几乎就是“冒险”。

但耿彦波认定，灵石要走出一条路，光靠传统的资源型和农业型发展难有出路，必须把文化和旅游拿起来。他拍板支持大规模修复王家大院，既是押上了当时并不宽裕的财政，也是押上了县委副书记本人的声誉。

修复工程完成后，王家大院的面貌让人眼前一亮。古朴的院落、讲究的线条、错落有致的房屋组合，都让游客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灵石县很快流传起一句新话：“五岳归来不看山，王家归来不看院。”这句略带夸张的口口相传，实实在在为灵石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流。

每到旅游旺季，晋商大院人山人海。门票、餐饮、住宿、相关产业链的拉动效果，使得当地百姓切身感受到了旅游带来的收益。有人算过账：原本一亩地一年挣不了多少钱，但开个小客栈、办个小饭店，收入就完全变了个样。此后，每当看到王家大院门前挤得水泄不通的场面，不少灵石人都会提起那个当年力主修复的副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耿彦波的思路并没有停留在“修个景点挣点门票”的层面，而是在县域发展中尝试“文化+经济”的模式。这种思路后来在他到榆次、太原、大同时，都能看到延续的影子。

二、“耿拆拆”的名声：从榆次古城到太原城中村改造

在灵石工作一段时间后，耿彦波被调任榆次，担任市长。榆次在山西历史上地位不低，晋商文化、古建遗存都很丰富，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一些城市建设问题逐渐堆了上来：道路狭窄、老旧建筑拥堵，城市功能分区混乱，真正有文化含量的街区反而被淹没在杂乱无章的环境里。

上任后的一个举动，很快让他在当地“出圈”——拆掉榆次的一座地标建筑。这栋建筑在很多市民眼中，是“地标”，位置显眼，建成时间也不算短，很多人习惯性把它当成城市象征。消息传出去，不少人用的是“炸掉”这个词，听上去冲击力很强，质疑声也自然不少。

有人说：“好端端的地标说拆就拆，是不是太激进？”这样的担心并不难理解。面对这些声音，耿彦波的判断却很直接：这栋建筑虽然显眼，却缺乏真正的历史文化含义，更关键的是，它对交通组织形成了实际障碍，把城市的主干道“卡了脖子”。在他看来，既然是路障，就必须坚决挪开。

建筑拆除后，道路拓宽、交通顺畅，效果肉眼可见。很多原本不理解的人，开车走了一圈之后，心里多少有点改观。城市的“血管”被打通了，车不那么堵了，物流、人流也活跃起来。不得不说，有些时候，“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功能重构的手段。

在“腾笼换鸟”的基础上，耿彦波紧接着推动了榆次城南文物古迹点的系统整合。散落的古建、孤零零的牌坊、被民房挤压的老街，被梳理成片，重新组合。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不仅涉及规划设计，还牵动大量拆迁和协调工作。最终形成的“榆次古城”，既是旅游景区，也是城市形象的新名片。

榆次古城建成后，相关配套和市容市貌整改同步跟进。道路铺设、管线入地、建筑风格协调、环境治理等一并推进，整个城市的面貌和气质都上了一个台阶。用很多当地人的话说，榆次变得“像个城”了，也更像它自己历史上的样子。

正是因为在榆次有大规模的拆改行动，“耿拆拆”这个外号开始在民间流传。这个称呼带着戏谑，也带着某种复杂情绪。有人佩服动作果决，有人担心拆得过猛，但无论如何，这个干部的做事风格，已经清晰地摆在地方社会的视野之中。

2006年，耿彦波调任太原，开始面对一座省会城市的更多矛盾。那时的太原，交通拥堵问题颇为突出，有车族抱怨“早晚高峰寸步难行”，普通市民出行也颇多不便。刚到任的头两年，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交通基础设施改造上。

在他的整体规划中，交通主干道的改造被当成“第一刀”。主干道通了，城市运转的“骨架”才算硬起来。于是，一系列道路拓宽、新建立交、节点优化同时铺开。对于许多习惯了原有路网的人来说，短期内的施工封闭反而让拥堵似乎更严重了一些，抱怨难免，但两三年后，效果逐步显露。

这段时间，太原人开始感觉到高峰期的车流有了疏解，进出城方向的压力不再那么集中。客观说，大城市的交通不可能“毫无拥堵”，但在工程推进后的某个节点，太原的通行效率确实比之前有了明显改善。耿彦波在公开场合很少用太多修辞，只是反复提一个意思：主干道要像人体大动脉一样，必须保持畅通。

在交通之外，他在太原推动的另一项工作，也颇为关键——城中村改造。大量城中村长期处于市区边缘地带，却又正好卡在城市发展的要道上，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治安、消防等风险叠加，已到了不得不动的地步。

在任期间，他推进了对170个城中村的改造，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难度。改造不仅要拿出资金，更要面对复杂的利益诉求。就有村民在协商会上质疑：“会不会改到一半就停了？我们以后靠什么生活？”类似问题，几乎每一个城中村都会出现。

耿彦波的态度，是通过反复沟通来消解不安，同时加快实际工程，让改造成果尽快显现。当新的小区落成、道路铺设完成、基础设施改善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旧村变成新社区，不只是换了房子，还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城中村改造完成时，许多曾经的质疑声已经淡了下去。

这一系列工程之后，太原古县的修复工程也被提上日程。古城墙、古街巷得到保护性修复，为城市留下了较完整的历史脉络。多年下来，太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形象，不再只是煤、铁、烟囱，还多了一些文化和环境的色彩。

有媒体注意到，在太原高强度工作几年后，耿彦波的外形肉眼可见地消瘦、憔悴，整个人有种被工作“压薄了”的感觉。有人说这是“性格所致”，也有人觉得在现代城市治理中，这种拼法很难复制太多。不得不说，城市的面貌有变化，干部的精力消耗也实打实地打在身体上。

三、大同的背水一战：御河分界、煤城突围与“挥泪挽留”

太原的阶段还未尘埃落定，耿彦波又来到大同。大同这座城，在中国历史上曾是北方重要重镇，辽、金时期曾为陪都，云冈石窟更是名闻海内外。然而，到21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同最常被提起的标签，却是“煤城”和“脏乱差”。

刚到任的大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空气中的煤尘、杂乱的街市、破旧的房屋，还有说不清“城区”具体边界的现实。有人形容，那时的大同，更像是一片大工地和采煤区的拼盘，而不是一座有秩序、有气质的城市。

在做了较为细致的调研后，耿彦波看到了大同的另一面：丰富的煤炭资源、云冈石窟等世界级文化遗产、古城墙和城内老街巷，还有御河等自然水系。这些资源如果被重新整合，大同完全有机会从“资源型城市”向“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的方向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为此，他提出以市区御河为界，将大同划分为“河东”和“河西”两大板块。“河东”侧重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新城区、完善基础设施；“河西”则以古城旅游为重心，恢复传统街区风貌、保护历史遗存。这种“一河两岸，两种侧重”的格局安排，在当时看来颇有新意，也带着一点“押注未来”的意味。

然而，任何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都不可能没有争议。鉴于他在榆次等地拆除地标建筑的经历，来到大同后，“耿拆拆”的绰号更甚于前。许多市民的担心并不难理解：会不会拆到最后，老大同的味道没了？有没有必要搞这么大动静？

耿彦波自己并不回避这个称呼，却把精力主要放在规划和推进上。他强调，“拆，是为了更好地‘建’”，不是为了完成数字，而是为了给大同找到一条长远发展路。规划图纸摊开在桌上时，他反复强调的，是不能只看眼前几年，而要管几十年、上百年。

为了赶工期、抢季节，他在大同的作息强度再次上了一个台阶。很多现场施工人员都记得，他常常凌晨五点左右就出门，天蒙蒙亮就到了工地，晚上回到办公室已经是后半夜。发烧了，用凉水拍脸继续工作，早餐在路边吃两口油条，午饭一碗面匆匆解决。这样的节奏，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年如一日。

在工地上，他多次因为劳累过度晕倒，两次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这些细节后来被媒体记录下来，不少人读到时会本能地产生疑问：一个地方市长，有没有必要把命拼到这个份上？这种做派，是性格使然，还是时代的惯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同的城市形态变化，却是肉眼可见的事实。

在项目逐步推进中，大同古城城墙修复、城内多条主次干道整治、新区道路骨架拉起，城市公共空间明显增多。御河两岸绿化带成型，昔日河道两旁的破败景象被大幅改观。云冈石窟的外部环境配套也在逐步改善，景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顺畅。

有记者曾在采访中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完全可以稍微往后站一点。”他笑了笑，说：“其实也有能力边享清福边做事，但不愿那样。为官，就得亲力亲为，为百姓办事，为城市发展出力。”这句话的表达并不华丽，却透出一种固执。

时间到了2013年前后，大同的多数重点景区建设基本收官。城市知名度明显提升，来大同旅游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不少本地居民也开始意识到，这座曾经被视作“煤城”的地方，正在往另一种模样转变。过去习惯了住在尘土边上的人，开始在节假日带孩子去新修的广场、河边散步。

更具象的一幕出现在他离任之时。那天，大同市民自发来到街头，为这位即将调离的市长送行。有人手里拿着写满感谢话语的纸牌，有人只是安静地站在路边，目送车队驶过。车里的耿彦波，眼眶明显湿润，终究没忍住，流下眼泪。这种场面，哪怕在信息传播极其发达的今天，仍然罕见。

人们口口相传的“挥泪挽留”，并不是宣传口径中的固定模板，而是当时真实发生的一幕。究竟是什么，让一座城市的普通人愿意用这种方式告别一位地方官？答案可能很朴素：这些年，生活确实有了看得见的变化。

2015年，一段耿彦波在会议上怒斥“昏官”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让更多外地人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位市长。画面中的他，说话很冲，语气很重，丝毫不掩饰对懒政、庸政的不满。有人觉得他“火气太大”，也有人觉得，看得过瘾。无论如何，这段视频让“明星市长”这个略带戏谑的称呼，和他联系在了一起。

2019年，耿彦波辞去太原市市长职务，一段颇为高强度的地方行政生涯，阶段性地画上了句点。从1970年代末的小干事，到多个城市的“一把手”，他参与的每一步城市变迁，都嵌在新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之中。

纵观耿彦波的一路经历，“李达康原型人物”这一说法，说的是一种公众印象——清廉、敢拆、敢干、不太会拐弯抹角。影视剧中的角色有戏剧化处理，现实中的人则要复杂得多。在灵石，他押注王家大院，带动县域文旅；在榆次，他拆地标、建古城，重塑城市格局；在太原，他啃下交通和城中村改造这块硬骨头；在大同，他用御河划界，为煤城寻找新出路。

百年难遇的“好市长”这种评价，显然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但从一些普通人的切身感受来看，这种情感并不是凭空生成的。城市规划是否完美，专业上可以有争议，个别项目是否存在瑕疵，也完全值得细致讨论。然而，在新中国城市发展几十年的历程中，那些敢于在任上拍板、顶着非议完成一批基础性工程的地方官，确实不算多。

回到文章开头那句朴实的感叹：“这人走了，可咋办？”在很多城市更迭的故事里，人和城市往往只是匆匆一面。但在大同、在太原、在榆次、在灵石，耿彦波和这些地方之间，已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这些印记，既写在扩宽的道路、修复的古城、整治后的河道中，也写在那些亲眼看着城市变迁的普通市民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