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解放战争，我军一年时间连损6名将领，其中一人或能授衔元帅

1946年，是个转折点。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到一年，民众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新的硝烟就已在悄悄酝酿。表面上，谈判与停战协议仍在延续；暗地里，各方的军事部署从未停歇。就在这一年前后，中国革命的指挥链上接连出现缺口，一些熟悉的名字永远消失在战斗序列里，其中六名高级将领的离去，格外刺眼。

有意思的是，他们牺牲、病逝或遇难的时间并不完全集中在战场最激烈的那几个月，有的人倒在观察阵地，有的人倒在指挥所，有的人甚至还没赶上真正投入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就被命运残酷掐断了人生轨迹。若把这几个人的经历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假如生命没在那几年戛然而止，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我军的元帅、大将序列，极可能会多出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一、六位将领，为何集中损失在这一阶段

从时间上看，1946年前后并不是国内战争伤亡数字最高的年份，却是高级指挥员损失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段。原因并不神秘。一方面，抗日战争刚结束，许多红军时期的老干部，长期作战、积劳成疾，身体早已透支；另一方面，解放战争初期，战线重布、形势未明，很多指挥员习惯亲赴前线观察敌情，在没有现代通讯和完善防护的条件下，危险与他们几乎是同步存在的。

这六位将领，有人死在敌人的冷枪之下，有人倒在内线的病榻，有人则成为潜伏特务暗杀的目标，还有人遇难于突发的空难。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但有一点颇为相似：都在事业的上升期离开了战友，也在共和国功勋体系最终定型之前，永远停留在了特定的军衔想象中。

如果从资历、战功、威望去比照1955年的授衔标准，普遍的判断是：这六人中，大将人选至少不会少于两位，而能进入元帅“候选圈”的，也绝不是空穴来风。下面，不妨逐一看一看他们当年的轨迹。

二、放牛娃、滇军将、东北名将：三条不同出身的路

吴大明，是六人中牺牲时最年轻的一位。1911年，他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粮食一年四季都紧紧巴巴。8岁那年，他被送到当地财主家帮工，从此成了放牛娃。童年几乎被饥饿和粗活填满，念书的机会微乎其微。

1927年，黄安爆发著名的农民武装起义，当地的政治空气一下子变了模样。刚满16岁的吴大明，被周围的革命宣传深深吸引，跟着乡亲们参加了起义队伍，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这个从放牛娃起步的青年，很快在队伍里显露出指挥才能，历经中央苏区反“围剿”以及长征中多次战斗，逐步成长为旅级指挥员。

解放战争打响后，1946年，吴大明时任19旅旅长，参加大、小洋湖一带的作战。在这场战斗中，他率部打出了声势，狠狠压住了对手的气焰。10月15日，他照例亲自到前沿阵地勘察地形，准备接下来的行动。就在这一刻，敌军炮弹落在附近，他被弹片重创，抢救无效，年仅35岁。不难想象，如果他能走到1955年，以红军老底子、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的履历，进入上将甚至大将序列有相当可能。

与吴大明不同，罗炳辉的路，是从旧军队里杀出来的。他1897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个贫苦汉族农家，幼年同样饱受压迫。18岁时，他实在难以忍受那种日复一日的穷困生活，悄悄离家，徒步百里来到昆明参军，投入滇军麾下。由于能吃苦、肯钻研战术，他在滇军中的发展一路看涨，很快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颇有前途的军官。

1929年7月，在我党组织多次争取沟通后，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率部起义，带着队伍投入红军怀抱。这一步改换门庭，实际上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立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以勇猛善战著称；到了抗日战争阶段，他更把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伏击日军，创造出不少令人侧目的战果。

不过，高强度的军事工作，加上长期野外生活的艰苦，让他的身体一直埋着隐患。解放战争初起，罗炳辉已经明显病重，但他坚持带病指挥。1946年6月9日，他亲自指挥部队在山东枣庄对敌军发动攻击，一夜激战取得大胜，枣庄解放。谁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披挂上阵。6月21日，他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享年49岁。身故时，他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以这一职务和战功对照1955年的授衔标准，被视作大将人选并不为过。

再看东北的李兆麟，他的经历又是一条不同的线。李兆麟1910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陷入铁蹄之下。当年，他从家乡来到北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那一段风起云涌的日子，让他真正感受到民族危机的沉重。回到东北后，他开始积极参与组织东北抗日联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本溪等地发动工人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从1934年起，他在东北抗联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先后组织游击战，袭扰日伪据点，多次打击日军主力，在东三省解放多个县城，为之后苏军入关和东北局势的变化打下基础。抗战胜利后，他留在东北从事地方建设和秩序恢复工作，本来有望在新的形势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形势并未给他更多时间。1946年前后，潜伏特务活动频繁，他在工作途中遭暗杀，终年36岁。以抗联的功勋和其在东北的影响力看，他在解放战争中的潜在作用，很难估量。有研究认为，如果他能够活到建国后，很可能跻身新中国军事和地方领导的高层。

三、关向应与谢祥军：一个是革命元老，一个是前线悍将

关向应的名字，在许多老一辈的回忆录中出现频率很高。1902年，他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个满族家庭，祖上属于“八旗子弟”。不过，清王朝已然式微，他并未享受到什么贵族待遇。青年时代，他在学校接触到新思想，对帝制残余和旧军阀统治十分反感，逐渐加入学生运动。

1924年，他来到上海求学，不久便被选派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留苏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军事政治知识有了系统理解。回国后，他与贺龙长期搭档，在湘鄂西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组织地方武装斗争，为红军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红二方面军的拓展中，他一直是极具分量的领导者。

抗日战争时期，关向应继续在前线指挥作战，组织多次对日军的战斗。长期奔波、加之战地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的身体不断被透支。1946年上半年，他已病情严重，被送往延安休养，但医疗条件有限，营养也跟不上。7月底，他因病去世，年仅44岁。从辈分和资历来看，他在党内、军内都属于“老资格”，兼有政治与军事双重经验。倘若身体撑过这一关，到1955年，进入大将之列并非夸张，甚至在一些学者看来，他在军队高级将领中的位置，很可能会更往前一步。

与关向应相比，谢祥军的名字在大众视野中出现得少一些，但在军史研究者眼里，这个人的牺牲带来的震动非常大。谢祥军1914年出生于湖北孝感，青年时期因机缘接触到进步思潮，对旧社会的腐败黑暗十分厌恶。16岁那年，他参加红军，很快因作战勇敢、执行命令果断，被组织看中，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表面上走向“和平建国”的谈判，但潜在冲突已一触即发。1946年，国民党当局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内战。同年10月，谢祥军已是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在涟水地区与国民党第74师交锋。这支74师在当时号称“王牌部队”，装备精良、骄横惯了。

涟水保卫战期间，谢祥军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就在这段关键时刻，敌军狙击手抓住机会，打出一枪，他当场中弹牺牲，年仅32岁。此时战斗正胶着，他的死一旦对外宣布，免不了被敌方利用来鼓舞士气。出于整体战局考虑，华野决定将消息暂时封锁，对外宣称“经抢救后情况稳定”，等战事告一段落再行处理。有人回忆，当时有战士私下喃喃道：“司令员人走了，可仗还得照打。”

一年后，1947年，粟裕指挥华野在孟良崮全歼74师，这被认为是对谢祥军最有力的告慰。从军龄和战功看，他在解放战争中本有可能继续上升，进入军、兵团级序列。如果把时间线拉到1955年，他的职务、资历，大概率会对应到中将甚至上将阶梯。

有意思的是，将关向应与谢祥军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革命队伍内部的一个代际交接缩影：一位是经历过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的元老级领导，一位是从少年红军一路打到解放战争前线的年轻司令。两代人都在1946年前后离开了战友，这对当时的组织而言，无疑是严重损失。

四、叶挺的坠机遇难与“元帅之才”的遗憾

在这六个人当中，叶挺是资历最老、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也是被不少研究者认为“如果不遇难，很可能列入元帅人选”的人物。1896年，他出生于广东惠阳一个普通家庭。年轻时就读于陆军小学，1918年前后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军事知识。此后，他回到广东加入粤军，短短几年便升任少校参谋，能力在旧军队内部也颇受认可。

1926年北伐开始时，叶挺率领独立团进攻湖南攸县，取得开门红，这一仗为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开了通道。其后，他带队连续作战，多次重创吴佩孚的部队，被称为“叶挺独立团”的战斗力一时间声名远扬。这样一位出身旧军校、却坚定走上革命道路的职业军人，在整个党史、军史中都具有很特殊的意味。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这一职务的分量不必多说，他既要指挥部队在江南、皖南敌后坚持抗战，又要在复杂的国共关系下，不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既打仗，又谈判，压力可想而知。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方面公然撕毁合作原则。叶挺在与对方交涉过程中遭到扣押，随后被辗转关押在多处监狱，长达5年之久。

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经过多方营救协调，他终于获释。此时他已经在铁窗中度过了漫长岁月，不少旧友战友在战火中牺牲，但叶挺仍然选择回到革命队伍。1946年4月初，他及家人和其他同志一起乘飞机前往延安，准备与中央领导会面，讨论今后的工作。飞行途中，飞机发生严重事故，坠毁起火，机上人员全部罹难。消息传来，许多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有人曾经设想，如果没有这场空难，以叶挺在北伐、南昌起义、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加上新四军军长的任职经历，在1955年的功勋评定体系中，他毫无疑问属于最高等级的行列。考虑到元帅评定时对“政治威望、历史贡献、军中声望”的综合衡量，他被列入“十大元帅”之中，并非不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元帅之才”的说法流传甚广，却也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

五、一年之内连损六员大将，对解放战争意味着什么

从时间表来看，1946年的战火主要集中于中原、华东、东北等战场，解放战争还处在战略防御与相持阶段。就在这一年左右，叶挺遇难，罗炳辉病逝；同在1946年，关向应因病离世；同年10月，谢祥军在涟水战斗中牺牲。李兆麟则是在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前夕遭暗杀；吴大明则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战斗中倒在火线。这些节点串联起来，几乎覆盖了从东北到华东、从前线到后方的多个层面。

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损失不仅仅是战斗序列上的几个名字消失，更重要的是指挥体系和干部队伍的断层。比如，谢祥军之于华中野战军，既是实打实的前线指挥员，也是连接上下的关键枢纽；罗炳辉在新四军系统中的威望，让他在许多重要战役的部署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向应则兼具政治、军事、组织多重能力，是典型的“综合型”领导干部。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人都能够平安地走过解放战争，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军队的高层构成、地方政权的干部布局，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组合。有意思的是，他们之中有红军时期就跟着队伍打天下的老兵，也有从旧军队中“脱胎换骨”的职业军官，还有在东北抗联中摸爬滚打的地方武装领袖，这种多元化本身，就折射出中国革命队伍的包容性和复杂性。

不过，从结果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仍然迅速成长，一线指挥员层出不穷，新生力量不断涌现。某种意义上说，这既体现了组织在干部培养上的深厚基础，也从侧面说明，那一代人的牺牲是集体性的，而非个别现象。只不过，这六位将领因为资历、战功与潜在的未来位置，更容易被后人记住，成为谈及“若不早逝，或为元帅、大将”的典型代表。

回到1946年前后的时间点去看，可以发现一个略显冷峻的事实：那时的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非成即败的关头，无论是放牛娃出身的旅长、滇军转身的红军将领，还是来自东北的抗联指挥员、留苏归来的满族干部，以至像叶挺这样出身旧军校的职业军人，他们最终汇到了一条共同的河流之中。有人在这条河流最湍急的时候离开了，有人则坚持走到了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对这六个人的评价，无需太多溢美之词。战功、履历都摆在那儿，史料也足够清晰。真正让人感到遗憾的，也许不是他们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军衔，而是很多构想中的战役指挥、部队建设、军制改革，永远失去了他们的参与。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军队而言，这是难以避免又不得不承受的一部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