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毛主席与外宾合影时，向译员范承祚使眼色，周总理忙提醒

1969年5月1日的夜风，从天安门广场缓缓吹过。礼炮声、乐曲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把这个本已不平凡的日子烘托得格外热烈。就在这天晚上的城楼上，毛主席接见了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夫妇。一场看似普通的会见中，一个小小的眼色，一个轻声的提醒，让一位译员一辈子都铭记在心。

阿方夫妇在中央领导的陪同下走上城楼，灯光明亮，人影交错。按照礼宾惯例，外宾与主要领导人合影时，翻译、陪同人员一般都退到一边，既不抢镜头，也不出现在正式画面里。这一回，大体也是这样的安排。译员范承祚站在旁侧，悄然无声，只等礼节完成。

就在摄影师整理镜头、准备按下快门的瞬间，毛主席忽然转了转眼神，向一旁的范承祚略略挥了挥手，做了个示意过去的手势。范承祚愣了一下，以为是自己误会了，不敢轻易挪动脚步。周总理站在一旁，看出毛主席的意思，赶忙低声提醒：“主席让你过去一块合影呢！”短短一句话，把场上气氛微微一转，也改变了范承祚在那张历史照片中的位置。

那一刻，他怀着忐忑，又带着难以言说的激动，小心翼翼地向前挪步，在众多“显眼人物”当中，站到了镜头边缘。后来他回忆时坦言：毛主席那一个眼色，绝不会是随意而为，“肯定是有用意的”。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译员为何能站进那一排合影，故事并不是从1969年的天安门才开始，而是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一门“冷门外语”的纠缠说起。

一、从“十三分之一”到阿语译员

1931年，范承祚出生于江苏宝应。按当地人的说法，那一带出过不少读书人，他小时候也的确对文字格外敏感。中学时，年级一共四个班，两百多名学生，大部分都按当时的统一安排学俄语，只有十三个人被分到英语班，他就是那十三分之一之一。谁也没想到，后来真正影响他一生的，却不是英语，也不是俄语，而是一门当时在国内几乎无人问津的阿拉伯语。

195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志向很清楚，将来做记者，写文章，跑一线。大学一年级读完，方向却突然一转。学校根据国家需要，把他调到“留苏预备班”，意思很朴素：将来可能要去苏联深造，先把俄语打好基础。只可惜，他对俄语始终提不起太大兴趣，学得也算不上出众，后来自己感慨，这大概算是一种“缘浅”。

一年后，形势又变。新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往来渐渐密切，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进入“阳春三月”。在各种会议、互访、通电中，国内忽然发现：真正懂阿语、能胜任外交翻译的，少得可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承祚被派往东南欧，先在罗马尼亚接触外交业务，随后又转到阿尔巴尼亚，学习语言与外交事务。

阿方当时的高校和培训机构，对学习阿语的中国学员给予了不少便利。1957年4月，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学习还没结束，中方就向他发出了紧急通知：阿方议会代表团即将访问中国，国内缺一名可靠的阿语翻译，只能从当地把他临时抽调回来。

那一年，他26岁，年轻、紧张，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阵。就是在这一次任务中，他第一次面对了毛主席。

当时，阿方议会代表团到中南海丰泽园拜会，中国方面的接待规格很高。毛主席在接见厅里迎候外宾，目光从阿方议长马尔科身上移开后，停在了跟在后面、神情略显拘谨的年轻人身上。毛主席听出那不是常见的英语、俄语，也不是法语，便随口问道：“你讲得什么外国话？”

范承祚如实回答，是阿尔巴尼亚语。毛主席又问，他是在哪学的？他便说明是在当地学校学习。毛主席听后，略一颔首，说了句让在场不少人印象深刻的话：“哦，我们国家也有阿语翻译了。”随即又转向阿方议长，握着对方的手，笑着说：“谢谢你们，为我们培养了人才。”

这一番话，不仅让刚刚上阵的译员缓和了紧张情绪，也给现场的阿方客人留下了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从那次会见开始，范承祚与毛主席、周总理之间的缘分，算是正式结下。

会见结束后，他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地点在北京东城区。对于一个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来说，这个岗位既是重托，也是考验。

二、小范与领袖的“默契”

在外交部，阿语译员本来就不多，又赶上中阿关系迅速升温，范承祚很快就成了“常上场”的人选。毛主席、周总理对他印象不错，见面时都习惯称呼他一声“小范”，既亲切，又带着信任。

1959年5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希斯尼·卡博率代表团访华。那天晚上，会见在中南海丰泽园进行。按照惯例，寒暄、会谈、合影之后，毛主席亲自将客人送到门口道别。握手告辞时，他忽然转身，向后面站着的范承祚伸出手，说了一句：“也谢谢你。”一句“也”，把译员的劳动摆在台面上。现场不少工作人员心里都很感慨：领袖连这样的小细节都留意。

这种对“小人物”的重视，并非一时兴起。1962年6月，毛主席南下视察，住在武汉东湖边的别墅。阿方代表团此时正在国内访问，安排中有一站就是武汉。那次的宴会，是在一个大圆桌上进行的，毛主席和卡博等阿方主要成员坐在正位，范承祚则在毛主席左侧，方便随时翻译。

席间谈到中阿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某些不同意见，毛主席不急不躁，指着桌上的菜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吃饭，有共同的菜肴。”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小碟辣椒：“你们不一定要吃我的菜。大家有同也有异。这就叫求同存异。”

这番话里的“同”与“异”，都借桌上菜肴做了形象的比喻。范承祚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在脑中组织阿语表达，让对方既能听懂具体意思，又能领会其中的分寸。阿方代表听完翻译，频频点头。有的代表私下里说，用这样朴素的讲法谈原则问题，很易于接受。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中阿关系进一步密切，两国高层来往频繁。毛主席会见阿方客人时，常常引用中国古典诗文或成语，希望通过这些文化符号，向对方展示一种更深层的友好。而这样做，对翻译提出的要求就更高了。

有一次谈到两国革命友谊，毛主席引用了唐代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意境开阔，字面意思并不复杂，可要在另一种语言里既传达情感，又不显得矫饰，却并不那么容易。那一刻，范承祚沉默了几秒。毛主席没有催促，只是看着他思考。斟酌片刻后，他才给出一个相对贴切的表达，把“虽远如近”的含义用阿语说了出来。阿方代表听后，露出很愉快的神色。

谈话中，毛主席还提到了“孙悟空”。这个名字背后，是整部《西游记》和中国民间对“齐天大圣”的复杂想象。简单直译显然不合适。范承祚一时觉得为难，只好当场请示：“孙悟空，怎么说比较好？”毛主席笑了笑，给了他一句简洁的提示：“你就说‘他是中国神话里神通广大的猴王’就行了。”这句话一出，问题立刻迎刃而解。

在这些会见中，范承祚一直坚持一个原则：不懂就问，不熟就查，宁可反应慢一点，也不能不懂装懂。毛主席后来曾对身边人说：“小范比较诚实。”这四个字，对一个翻译来说，其实是极高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范承祚不仅给毛主席、周总理翻译，也常常为其他领导人服务。1963年底，周总理对亚、非、欧三大洲十四国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他作为随行译员，跟着周总理几乎“寸步不离”，还要兼顾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翻译工作。

行程中有一站，是陈毅率团赴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科尔察，并计划在当地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陈毅的讲话稿，提前由中方译成阿文，交给阿方翻译索迪尔，只需照稿朗读即可。谁知，车队翻越爱尔巴桑山口时，山风一阵阵刮来，阿方翻译在路边练习朗读时，手里的阿文稿突然被吹下山崖，瞬间不见踪影。

离科尔察只剩三小时路程，一场万人大会的主旨讲话，总不能因一份稿子丢失就草草了事。现场商量的结果，是让范承祚“顶上”。他熟悉陈毅的讲话思路，对阿拉伯语也比较自信。陈毅看出他肩上压力不小，还特意鼓了几句劲。

到了会场，面对人山人海的听众，他只能边听陈毅发言，边即时将讲话意旨转换成阿文，几乎是一种变相的同声传译。等到大会结束，不少阿方同志专门上前向他致谢，陈毅也对他的表现表示认可。这一段经历，让他对“临场应变”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三、“首长专机”和那次不太风光的“气象课”

1967年夏天，又一段颇具戏剧性的经历，落在了范承祚身上。这一年7月至8月间，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行踪保密程度极高，几乎被视为“第一机密”。在某次行程中，毛主席准备会见阿方客人，需要阿语翻译。周总理便安排人在夜间把范承祚接到钓鱼台宾馆，第二天清晨再由空军军用专机送他前往毛主席当时的驻地。

范承祚对行程内容毫不知情，只知“马上要飞”。到机场后，他被安排在休息室，服务员端茶倒水，口口声声叫他“首长”。等登机时，机舱里八九名身着空军制服的机组人员排成一列，高声喊“欢迎首长”。这阵仗让他不由愣住，但气氛烘托到这个程度，他也只好一一握手回应。

飞机降落在上海的一条军用机场跑道。刚下舷梯，就见两位穿便装的中年干部迎上来，自报家门，一个是空军副军长，一个是副师长。这样的接待规格，让他更多感到的是责任而不是荣耀。随后，在汪东兴的安排下，他见到了毛主席，又一次承担了会见外宾的翻译任务。所谓“专机首长”，不过是为了保密和方便，他心里清楚，这些礼遇的真正指向，是肩负的那一项工作。

对译员来说，被重视是一方面，被“敲打”也在情理之中。1970年11月28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一场庆祝阿尔巴尼亚国庆的活动。会前，周总理照例在贵宾室与阿方大使罗博及代表团成员寒暄，范承祚坐在周总理左侧，负责翻译。

闲谈中，周总理聊到了中国的自然气候，提到国内气候大体受到两股力量影响：一是冬末春初从西北戈壁吹来的大风，一是夏秋季节的台风。话说到这里，他忽然转头问范承祚：“你说台风来自哪里呢？”

这个问题，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范承祚稍一思索，脱口而出：“台风是来自台湾海峡。”这话一出，周总理脸色当场严肃起来，当着外宾的面批评道：“我们外交部的翻译，一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有台风是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台风是来自菲律宾的深海区域嘛！”

这番批评，既实在又直接。范承祚只能把周总理的原话原封不动译给阿方客人，心里别提多窘迫。事后回想，他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周总理的批评到此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扩大。转而又对阿方客人说，范承祚是自己的老乡，多次为他翻译，工作积极，为人诚实。

等外宾离开之后，周总理把他叫到身边，语气缓和了许多，只交代了一句：“以后要多补课，尤其是历史课。”这句提醒，范承祚记了很多年。对一个常年处理文字、语言的人来说，地理、历史的薄弱，很容易在关键时刻暴露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动荡之中，毛主席也曾通过王海容捎话给外交部核心小组，转达了“向小范问好”五个字。对于当时身处复杂环境的范承祚而言，这样一句简短的问候，分量极重。1971年春天，他写下诗句《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其中“春雷声响促冰融，和煦风吹逐季冬。一语千钧关注重，化为动力感由衷”数句，便是对这一经历的回应。

四、眼色、提醒与一张“破天荒”的合影

再把视线拉回到1968年。那一年春天，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受邀到天津参观。按照当时某些地方的做法，接待人员有意安排大使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礼”。范承祚随行，心里很不赞同，他对天津外办的军代表提出意见：“让外国人也这样做，不符合主席思想，是强加于人。”

这件事一路反映到上面。毛主席知道后，严厉评价这种做法是“简直是胡闹”。周总理随即在外交部司局以上干部会上点名批评当时的礼宾司负责人韩叙，要求彻底查清哪儿还在搞那一套，必须纠正。这场风波过后，至少在涉外礼仪方面，某些极端做法得到遏制。

对范承祚来说，这既是一场风险，也是一种印证。他坚持了自己对“尊重”的理解，而最高层的态度，事实上支持了这种理解。就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不久，他迎来了那场“五一之夜”的城楼合影。

1969年“五一”，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毛主席按安排接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夫妇。会见结束，进入合影环节。按既定规矩，领导人站中间，外宾居前，翻译与一般陪同人员站在稍远些地方，甚至干脆退到镜头外。范承祚照旧站在一侧，心里明白自己的位置。

摄影师调整好角度，准备喊“好了”。就在这一刻，毛主席略略偏过头，用眼神和手势向范承祚示意，让他过来一同入镜。这个动作并不夸张，甚至有些微妙。如果周围人不留心，很可能就此忽略。范承祚本能地犹豫，他不敢贸然往前走，怕破了规矩。站在一旁的周总理立即察觉，轻声提醒：“主席让你过去一块合影呢！”

在这样的提醒下，他才鼓起勇气挪到画面边缘。那一张照片里几乎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中间夹着一位年龄不算大的翻译，实属少见。外交部内部有人议论也在情理之中。周总理考虑得很细，当晚就主动给外交部值班室打电话：“今天晚上，范承祚参加了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的合影。如果明天照片见报后，有人议论此事，就说是毛主席和我让他站进去的。”

这样一番交代，不仅是对可能出现杂音的预防，更是对一名翻译工作的公开肯定。站在体制的角度看，这是向外界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国家对外关系中，那些默默服务于沟通、理解的人，同样值得尊重。

多年以后，范承祚回忆起这一幕，仍旧感到疑惑而感激。他始终认为，毛主席的那个眼色，是有深意的。一方面是在阿中关系处于特殊时期，刻意在照片中留下中阿友谊的见证者；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年轻的译员加一份“记号”，让他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1975年，范承祚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政务参赞。以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职位已经相当“冒尖”。多年来的翻译实践，加上对阿尔巴尼亚政治、社会状况的熟悉，使他能够承担更多具体的外交事务。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消息传到阿尔巴尼亚，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无不悲痛。范承祚在那段哭泣的日子里，写下七首哀诗，通过渠道转交给邓颖超，以表达对老领导的怀念和敬重。同年9月9日，他又在异国获悉毛主席去世的噩耗，心中的震荡难以言说。为悼念毛主席，他写了不少诗词，作为个人的记忆与寄托。

岁月推移，许多当年的场景已淡出公众视线，但对当事人来说却并不模糊。晚年时，他重访韶山，在留言簿上写下“常铭教诲忆当年，时过未忘恩泽源。重访太阳升起地，韶山冲里思绵绵！”短短几句，把几十年间的恩情与教诲，压缩在有限的字句里。

回顾范承祚的一生，不难看出一个有意思的轨迹：从中学时代与英语“擦肩而过”，到大学时被匆忙推向俄语，再到后来与阿拉伯语结缘，他的职业轨道几乎完全被时代选择。但在每一次转折处，他都没有把自己当成单纯的“语言工具”，而是努力补课，熟悉历史、地理、典故和国际局势。

翻译工作看似在边缘，实际却极其关键。一句诗，是可以被翻译成平白的话，也可以被翻译成有韵味的表达；一个成语，是可以照字面硬译，也可以寻找对方文化中相近的比喻。毛主席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神通广大的猴王”，这不是随口一说，而是站在对方的理解能力上，为译员指了一条路。

从1962年的“求同存异”，到1968年反对强迫外宾行不合适的礼节，再到1969年的合影眼神，再叠加1970年的“气象课”，这些具体片段串起来，其实可以看出领导人对一名译员的要求：既要忠实准确，又要有文化底子，更要有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翻译既是桥梁，也是见证者，甚至在某些时刻，还是一种微妙的“信号发送者”。

那张1969年“五一”之夜的合影，定格的是一个时代的外交风貌，还顺带把一个年轻译员的身影留在历史画面之中。照片本身并不喧闹，站位也谈不上显眼，可在知情者眼中，那一点点“出格”，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对范承祚而言，这不是个人荣耀那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嘱托：在语言与语言之间，在国与国之间，要做一个稳妥、可靠、肯下功夫的人。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人物或已离场，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那些具体的时间节点——1957年初次为阿方代表团翻译，1959年丰泽园握手致谢，1962年武汉东湖的求同存异，1963年底十四国访问中的紧急口译，1967年的“首长专机”，1968年天津那场关于礼仪的争议，1969年天安门城楼的眼色和提醒，1970年11月28日的严厉批评——都已经被写进了一代外交翻译的生命轨迹。

翻译员的名字往往不出现在公报和新闻标题上，却经常站在历史现场的边缘位置。范承祚的经历，恰好说明，在那些看似只属于“大人物”的时刻里，也始终存在着一些“小人物”的身影，他们默默把不同语言、不同观念之间的缝隙，一点点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