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谋害李大钊的主犯被捕，行刑前有个“不情之请”，上级：批准

1949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北平城北风还很硬，城墙上的残雪还没完全化开。接管工作组的吉普车沿着西城一路开向功德林监狱，车厢里的人心里都明白，这趟路不只是接收一座牢房，更是要翻开一页陈年的旧账。

叶剑英、彭真奉命提前进驻北平之后，城市秩序逐步交接，公安系统也要从零搭起。就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节点上，一件尘封二十多年的往事，被一副老旧的绞刑架重新拉回了众人的视线。

一、从绞刑架说起：尘封二十二年的血账

功德林监狱移交那天，负责接管的朱文刚刚满三十出头，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公安分局局长，这还是他履新后的第一桩重要工作。清点物资时，他走到监狱的一角，忽然看见一副立在角落的绞刑架，木料发黑，铁件生锈，气味却依旧阴冷。

朱文刚当场就有了疑问，这东西在北平可不多见。他把留守的旧警察叫过来，追问来历，那名警察支支吾吾，最后压低声音说出一个名字——李大钊。

这三个字，让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一震。再一核实，绞刑架确实正是1927年处决李大钊等革命者时所用的那一副。那一年，李大钊48岁，在北平英勇就义，到此刻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二年。

情况很快上报。彭真听完汇报，立刻指示将绞刑架运往北京博物馆，登记为0001号文物。这个编号的含义，不言自明。这不只是一个物件，而是一桩历史罪行的实物证据。

绞刑架安置妥当之后，彭真又给北平市公安局下了一道更加严肃的指示：李大钊遇害一案，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凶手必须查清，责任必须追究。这句话，等于给公安机关立下了一份迟来的“必破案”。

在随后的案卷汇总、资料对比中，专案组从当年的档案、旧报纸和多方口供里，一点一点抽丝剥茧，最后圈定了五名直接参与抓捕、押解、处决的凶手：陈兴亚、吴郁文、雷恒成、蒲志忠、王振南。

李大钊殉难时，北平还在军阀与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二十多年后，政权已然更迭，局面彻底改观，但那场惨案留下的伤痕一直没有真正愈合。如今，绞刑架出现在新的公安干部面前，相当于把那本翻到一半就被迫合上的账本，重新翻开。

1950年12月，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旧势力残余、特务、土匪、反动会道门活动仍然频繁。中央明确提出，要依靠群众检举揭发，把隐藏在角落里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揪出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遇害案的线索开始逐渐清晰。

有意思的是，这起22年前的旧案，并不是公安机关单方面推动就能破的，有相当一部分关键线索，都来自知情群众的主动举报。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桩“官办、民助”的追凶行动。

二、举报信接连不断：大汉奸“禅师”露出马脚

1950年末，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一封匿名来信，举报一名隐藏在上海的旧军官。信里写得很明白：此人名叫陈兴亚，曾任奉系军阀部队宪兵司令，是当年参与抓捕并直接指挥处决李大钊的要角之一。

信件火速转往北京，专案组立刻行动。陈兴亚原籍辽宁海城，年轻时去日本振武学校学军事，回国后在北洋军中任职，1920年前后投向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他回到东北，担任奉系宪兵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随张作霖进驻北平，42岁那年坐上了京师警察总监的位置。

1927年春，李大钊在北平被逮捕，就是在陈兴亚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因为对共产党人“立功”显著，他后来被国民党方面授予中将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他辞去宪兵职务，于北平闲居。北平和平解放在即，他又悄然南下，隐居上海，企图混入茫茫人海。

但隐藏多年，终究没能骗过群众的眼睛。陈兴亚被捕后，迅速押解至北京，成为这起陈案中第一个落网的主要嫌疑人。经过系统审讯，他参与抓捕、监管、处决李大钊的来龙去脉，一点点显露出来。专案组手中的那本“血账”，终于填上了第一行真正的名字。

之后不久，1951年6月，北京公安局又收到一封来信。这一次的检举人，曾经是国民党中统系统的特务，知情范围很广。信中指明，当年谋划、主导杀害李大钊的真正“总设计师”，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侦缉处长吴郁文。

按信里的说法，吴郁文战后已经化名，号称“博哉”，就住在北京后门附近一带。地址不算十分准确，却足够专案组判断搜寻方向。

接到任务后，公安干警温振海独自赶往所谓的“鼓楼湾”。抵达现场才发现，那里并无这个地名，也查不到户口登记中的“博哉”。正当他有些困惑的时候，抬头一看，一座旧鼓楼耸立在街巷尽头。

在老北京的传统观念里，鼓楼附近的四合院往往非富即贵。温振海顺着这条线索，走进了鼓楼北侧的一座老院落。北屋里坐着一个瘦削的老人，眼神锐利、举止沉静，整个人透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影子。这种气质，不像普通居民。

从院子里出来，他又找街坊居民聊了几句，才得知那老头果然有来头：早年做过军阀的大官，全国解放后，因为腿脚不好，很少出门，基本就窝在这座四合院里。

信息一点点拼凑起来，专案组很快从档案中比对出细节：年龄、籍贯、履历全部吻合，这名沉默寡言的老人，正是当年的侦缉处长吴郁文。至此，李大钊遇害案的幕后主谋也被正式锁定。

就在对吴郁文身份进行最后核实的时候，另一封举报信已经送到了北京公安局案台上。这次的对象，是一个听起来与佛门有关的人——“了明禅师”。

信中提到，几年前，举报人曾在北京西北一座寺庙里见过这位“禅师”。对方自称避世修行，实则形迹可疑。举报人后来回想，认定此人就是当年参与逮捕并残害李大钊等革命者的雷恒成，还特意补了一句：李大钊被捕时，身上那支蓝色勃朗宁手枪，就是被这个人收走的。

这一点，和当年个别目击者的回忆不谋而合。线索前后对上，雷恒成这个名字，也开始从模糊变得清晰。

雷恒成的背景，在档案中并不显眼。他与清朝皇族有远亲关系，年轻时留学日本，学的是警察业务。回国后，进入京师警察厅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选择的不是抵抗，而是投靠侵略者，成为日伪政权里的一名重要爪牙，不得不说，这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关键也最污点的一步。

举报信中还写得很细：雷恒成解放后改头换面，避走上海，以“看相占卜”为生，自称“了明法师”。特征包括瘦削的脸庞、一撮山羊胡、一口显眼的大金牙，手腕上还一直戴着一块金表，金表上刻有清朝皇帝的画像，自称是当年的“御赐”。

北京方面迅速将材料转到上海。上海市公安局分局局长马益接到文电后，当即给下属定下死命令：三天之内，必须摸清此人的底细。不得不说，这样的要求在当时的治安环境下难度不小，但事关重大，没有回旋余地。

调查任务落在了鲁全发等人身上。他们带队在辖区里做地毯式走访，沿着“算命先生”“外地口音”“留山羊胡”这些零碎特征，一家一户打听。说来巧合，带有类似特征的“了明法师”，最终被锁定在马立斯公寓。

户口本上，这位老人的登记姓名叫“赵志安”，籍贯、年龄、职业都很平常。问题就出在“太平常”——这种刻意磨平棱角的简简单单，反倒显得可疑。鲁全发知道，单凭文字档案还不足以确认，他必须亲自见一见这个人。

于是，一个稍显冒险的计划，逐渐在他心里成形。

三、化装卜卦：金牙与金表暴露真身

为了接近这位可疑的“赵志安”，鲁全发决定扮作从乡下进城找工作的小人物，以求卜问前程为借口接触目标。这个办法看上去有些戏剧化，但在当年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确实是再自然不过的切入点。

在公安局的化装室，他换上了一身旧长衫，头戴一顶略显局促的黑帽，脚上蹬着一双看着有些不合脚的皮鞋。整个人的精神气也刻意收了几分，看上去更像是初入大城市、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外乡人。

来到马立斯公寓的门口，他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位明显裹过小脚的老太太，说话带着老派的北京腔：“请问找谁呀？”

鲁全发脱下帽子，假装有些局促，笑着说：“听人说这儿有位‘了明法师’，想来卜个前程。”

老太太立刻热络起来：“快进来，快进来。”说完转身往屋里喊：“老头子，有客人来找你看相啦！”

刚一进屋，他就看见屋内炕上斜倚着一位精瘦的老人。山羊胡、瘦脸、大金牙，这几样特征和举报信中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更引人注意的是，对方抬眼那一下，目光中带着一种惯于审视别人底细的冷意，这种眼神，普通算命先生很难有。

“老先生，你好。”鲁全发装作诚惶诚恐，“我是从乡下来上海的，想请您给我看看八字。”

老人微微点头，开口就是标准京腔：“年轻人，你把生辰八字，还有属相，说一说。”

这些内容早在派出所就准备好了，鲁全发对答如流。报完生辰，他又故意报了一个名字：“我叫李雪畴，木子李，下大雪的雪，范畴的畴。”谐音“李雪仇”，多少带了点私人意味。不过对方显然没往这方面去想，只当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名字。

老人一边掐指作势推算，一边抬眼打量他：“你呀，是来上海奔前程的吧？”

“是啊。”鲁全发顺势接话，“能不能找到好差事，全看您指点了。”

老人眯上眼睛，晃了晃头，缓缓说道：“你这个命，不错。人有双运，一是官运，一是财运。你以后呀，既有口饭吃，说不定还能当官。”

听到这里，鲁全发心里冷笑，却面上仍旧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连声道谢。言谈之间，他已经确信这个自称“法师”的老人，极有可能就是雷恒成，只差一个最后的关键特征——那块带皇帝画像的金表。

机会来得很快。他故意看了看窗外，露出几分着急：“老先生，现在几点了？新闸桥那边招工，我怕去晚了就赶不上。”

这话一出口，老人下意识地从怀里掏出手表，看了一眼时间。鲁全发的目光则紧紧盯在那只表上：金壳、旧式链条，中间清晰刻着清代皇帝的侧面头像。至此，举报信里的全部细节，一个不差。

“没错，就是他。”这一刻，鲁全发心中已经有数，只是表面上仍旧客客气气，随口又寒暄了几句，就找借口起身离开。

离开公寓，他一路快步返回派出所，向上级汇报情况。上海公安局领导很快做出决定，当天夜里，即刻实施抓捕，避免节外生枝。

当晚，鲁全发带着两名干警再次来到马立斯公寓。三人推门进屋时，老人正悠闲地半躺在炕上，手边摆着茶杯，对突如其来的公安干警明显没反应过来。

“雷恒成，”带队干警亮出逮捕证，“你被捕了。”

听到这个名字，老人脸色瞬间阴下来，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惶，但很快又垂下眼帘，没有反抗，也没有多问，只是默默伸出双手，让他们戴上手铐。这种反应，倒像是早就想到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当夜，鲁全发又带队，对雷恒成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一口老旧的大箱子里，他们翻出了大量证件与旧物：日本警察学校的毕业证书，伪机关颁发的任命状，日伪军的徽章，甚至还有一把保存完好的军刀。每一件，都清楚地指向他的真实身份和过往行迹。

这一次，再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四、供述与末路：行刑前的“要求”

雷恒成被押送至上海华东公安分局，局长马益决定亲自审问。刚开始的几轮谈话里，这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一直紧抿着嘴，或沉默，或含糊其辞，态度冷硬得很。

不难理解，他一辈子与警察、军队打交道，自恃阅历深、心机重，认为只要咬死不认，就算不能脱身，也能拖上一阵。公安干警一方面进行政策教育，另一方面则耐心地把掌握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不急于求成。

不得不说，专案组在对待这类重大历史案件时，既讲原则，又讲方式。生活上给予基本的照顾，态度上不侮辱，不激怒，重点落在打开对方心结上。到了1952年秋天，这种耐心终于起了效果。

10月的一天早晨，雷恒成吃完早饭，主动提出要见专案人员。带队干警把他带到审讯室，他坐下之后，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开口：“我这把年纪，也活不了几年了。本来还想把这些事带进棺材，你们这些天的做法，让我心里有些触动。我决定，把知道的都讲出来。”

这番话不算多么动人，但已经是明显的转折。他后来在几次详尽的讯问里，较为完整地交代了当年抓捕、看押、处决李大钊的过程。

根据他的供述，1927年春，他奉命配合奉系与北洋方面的密谋，对北方局的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搜捕。李大钊被捕当天，在北平东交民巷附近被军警围住，身上确实携带一支蓝色的勃朗宁手枪。雷恒成承认，那支枪被他私自据为己有，放在家中收藏了很长时间。

更为严重的是，他不仅参与了对李大钊的迫害，还在随后的数年间，多次参与追捕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北方局的张铨林等六十余名共产党人被捕，就与他的行动直接相关。

东北军倒向国民政府以后，他又被派往东北，参与破坏当地的中共组织。著名抗日将领赵尚志被捕时，正是落入他的手中。雷恒成在供述中承认，对赵尚志使用了各种酷刑，试图逼供。赵尚志始终不屈，还当面痛骂他是“卖国贼”。最终，雷恒成参与了对赵尚志的杀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干脆彻底撕下伪装，依附日伪政权，担任要职。在伪机关任内，他协助日本人镇压抗日力量，对抗日群众和地下党员进行大规模搜捕，留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战争末期，连日方都觉得他“用得过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一度准备将他处死，但在押解、执行的环节上出现纰漏，他趁机潜逃，先躲往台湾，后又辗转回到大陆，在上海隐姓埋名，以“禅师”的身份混迹于市井之间。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封举报信，他很可能真的就这么一直藏到老死。

随着审讯深入，证据逐步完善，北京方面发来的档案与上海调查掌握的情况一一对照，案情事实最终完全坐实。雷恒成所涉，不仅是反革命罪，更是累年卖国、叛国、残害革命者与抗日人士的重案。

1953年初，相关部门依法作出决定：以反革命罪、战犯罪等多项罪名，对雷恒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消息传到他耳中时，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警察专家”，只是长叹一声，再没有过多辩解。

1953年4月26日，执行日到。押解车开往刑场的路上，雷恒成一路低头，不再出声。到了预定地点，行刑人员按照程序宣读判决，在最后询问是否有要说的话时，他忽然抬起头，语气带着几分哀求：

“我做的事，罪恶滔天，该死，我没话说。只是有一点，不情之请……”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希望，你们别打我的脑袋。”

这一句话，在在场的人听来多少有些讽刺。杀人时毫不手软，轮到自己，最在意的却是身体完整与否。有人当场冷笑，也有人面无表情。按照程序，这种要求要由上级决定。最后，负责的领导指示：出于人道考虑，这个具体方式的请求可以批准，但不改变刑罚内容。

命令下达后，行刑人员调整了站位。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曾经在北平、东北、上海之间往来，给无数家庭带来灾难的刽子手，倒在了刑场上。对于他个人而言，一生的逃亡与伪装，到这里画上了句号；对于那本迟到的“血账”，只不过是翻完了其中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雷恒成落网、被判处死刑的前后，北京公安局那边的工作也没有停下。李大钊遇害案的另外两名重要凶犯，也在不同的情形下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

其中一人蒲志忠，是当年的执行者之一。早年在旧军队中供职，之后长期在北平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企图伪装成普通市民苟且度日，家里人对他的过去多少有所察觉，却一直闭口不提。可是，镇反运动开展后，宣传标语、广播和街头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让不少家庭开始重新审视自家老人。

蒲志忠的孙女，通过东拼西凑的只言片语，越想越不对劲。她察觉到，祖父可能与当年的那桩大案有牵连。年轻人的价值观，已经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经过几番思想斗争，这位孙女最终选择劝祖父投案。她把话说得很直白：“总不能让别人来抓，您自己去说清楚，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在孙女一再劝说下，蒲志忠心里的防线开始动摇。他清楚，一旦案底被人揭发，后果不会有任何区别。与其这样，不如自己走进公安局，至少还能争取一个态度问题。于是，在家人的陪同下，他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自首交代当年的经过。

另一人王振南，比蒲志忠要狡猾得多。他在旧军警系统里摸爬滚打多年，对侦查手段有一定了解。1955年12月被捕时，他第一反应不是认罪，而是死扛。审讯伊始，他矢口否认自己参与过任何“特殊行动”，企图用模糊记忆、故意混淆时间地点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但这么多年过去，档案资料并未消失。当年的军法文书、押解名单、行刑记录一条条摆在他面前，再加上其他嫌犯的供述与群众证言，他想狡辩也找不到出口。审讯人员耐心地把每一段时间线对上，把每一张旧照片摆出来。到了最后，他自己也知道已经再无法否认，只得承认参与押解、监禁以及绞刑准备等环节。

至此，从1927年那场惨案中直接伸出黑手的几名关键人物——主谋、指挥者、执行者——全部落到了法律的网中。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八年，政权更迭几次，但那几条被忽略多年的名字，一个没能真正躲过去。

回过头看这桩案件，线索散见于监狱老物件、群众记忆、旧档案、匿名举报之中。若不是新政权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加上公安机关长时间的坚持，很多细节很可能就会永远埋在尘土里，再没人提起。对当年的许多受害者家庭来说，这些迟到的追责，虽然弥补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但至少让“凶手未被追究”这一层阴影，慢慢消失在史册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