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前三次都胜利了，为什么第四次却失败了？力量悬殊太大！

1944年夏天，湖南乡间不少老人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田里劳作的人正抬头望天，只见南边隐约传来轰鸣声，地面跟着轻轻发抖。有人低声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打长沙？”这一年的长沙，对中国军队来说，已经不是意气风发的“抗战名城”，而是一个怎么守、都难以有好结果的地方。

长沙会战打了四次。前三次，国军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咬住了阵地，有的还打出漂亮的反击；到了第四次，却在短时间内失守。看上去很诡异，其实背后有一条脉络非常清楚：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完全变了样。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四次长沙会战拉成一条时间线，再对照一下淞沪、武汉那样的大型会战，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兵力比、火力比一倒向日军，而且再叠加内外环境恶化，再高明的战术也撑不住。

一、从淞沪到武汉：算一算“打得过”和“打不过”的账

要搞清楚第四次长沙为什么守不住，得先看一个常被忽略的前提：在整个抗战阶段，中日两军在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究竟大到什么程度。

1937年淞沪会战，是一个很典型的参照。那一仗，国民政府几乎把能拿得出手的中央军主力都丢进去了，前后投入约七十万人。日军动用的兵力不到二十万，却是甲种师团里的精锐，海陆空火力都压了上来。

如果只看人数，是三比一的优势；可是若看重火力，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日军有大口径火炮，有舰炮支援，还有比较成熟的航空兵。国军能拿得出一部分德械装备，但数量有限，重炮极其紧缺，大量部队仍是老旧步枪配少量轻机枪，炮兵更是缺乏弹药。严格算下来，在火力密度上，反而是日军占绝对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国军要想守住阵地，起码需要在兵力上达到两倍、甚至三倍于日军，才能勉强抵掉火力上的差距。淞沪会战能拖住三个多月，不得不说，靠的就是数量堆起来的人墙，加上城市地形的掩护。即便如此，最后还是被迫撤退。

1938年的武汉会战，情况又略有不同。国军前后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但这当中有大量地方部队、杂牌部队，训练装备都不如淞沪时的中央军精锐。日军约二十五万人，依旧保持了极强的火力优势。人数上大约是四比一，可火力差距却一点没缩小。

结果大家都知道，守了四个多月，国军付出极大伤亡，虽然消耗了日军数万兵力，但武汉终究失守。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对于国军这样的装备水平，即便是在防御状态下，面对日军也需要两倍、三倍的兵力优势才能维持僵持，一旦降到差不多一比一，防线就非常危险。

从淞沪、武汉往下看长沙，就会发现：谁占兵力和火力的便宜，谁就更容易在会战中掌握主动。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算得出来的账。

二、前三次长沙：薛岳的“天炉”，得有足够炉火才烧得起来

1939年9月至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表面看，是日军主动南下挑起战事，实质上，是在武汉会战之后对湖南地区的一次试探性打击。日军的投入兵力大约十二万，而国军方面，薛岳调集约二十四万守军，包括多个军级部队，兵力是对手的两倍左右。

两倍是什么概念？对于装备落后、缺乏重炮的国军来说，这已经是防御的“勉强达标线”。薛岳提出“天炉战法”，核心思路是引敌深入，再多路合围，把敌人困在长沙及其周边丘陵、河网之间，像放进炉子里一样慢慢焖。

这一战，日军正面攻势被多次迟滞，国军虽然伤亡三万多，但成功守住长沙，还反攻歼灭日军约两万人。这种结果，说是大捷未免夸张，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算小胜一场，也是抗战初期极为难得的一次正面阻击成功。

1941年初，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时间跨度在1月至2月。日军仍然投入十二万左右兵力，试图再次夺取长沙。薛岳这边，只能拿出二十多万防守，比第一次略有下降，兵力优势变成稍大于一比一。

这一次有个变化值得注意：日军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大范围迂回，而是用几个主力师团密集在一线，集中火力对长沙正面猛攻。国军不少部队在强大炮火下被打乱阵形，被迫后撤。有一段时间，日军甚至占领了长沙城。

但占领并不等于稳住。日军连续强攻后已经疲惫，后勤补给也相当紧张。而国军虽然被击退，却没有遭到大规模合围歼灭，主力依然存在。等日军一头扎进城市，暴露两翼和后路，薛岳抓紧时间重整旗鼓，从四周包抄反击。日军在长沙站稳脚跟的时间很短，被迫向北撤退。

这一仗，日军伤亡在一万左右，国军的损失也很大，只能算是艰难打平。兵力优势一收窄，“天炉”的威力就明显打了折扣。

到了1941年末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情况又明显不同。12月间，日军因在中国战场多线分兵，部队压力加大，投入长沙的总兵力只有十万左右。而国军这次高度重视，薛岳手里握着约三十万兵力，其中大部分是中央军嫡系部队，训练、装备都比地方部队强得多。

三比一的兵力比例，加上对地形的熟悉，“天炉战法”这回完全发挥出来。国军可以做到正面阻击时不至于立即崩溃，侧翼还有余力绕到日军后侧抢占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伤亡超过三万，占参战兵力三分之一，损失相当严重。长沙没有丢，日军还被打得灰头土脸，这一战就被普遍视作国军少有的会战大胜。

同样的指挥官，同样的大致战法，结果却差别如此之大，关键就在于那条最朴素的逻辑：没有足够“炉火”，再巧妙的“天炉”也烧不起来。到了1944年，问题就在这里彻底暴露出来。

三、第四次长沙：当兵力被反向“翻倍”，战局是怎么垮的

很多人在回忆1944年爆发的豫湘桂战役和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往往有一种直觉误判：那会儿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吃了大亏，似乎已是强弩之末，怎么在中国中部地区还有能力大举进攻？

事情偏偏就出在这里。正因为太平洋、南亚方向接连失利，日本陆军统帅部才急于在中国战场打一场“翻身仗”。1944年春夏，他们决心发动所谓“一号作战”，就是后来豫湘桂战役的总称，目标包括打穿华中交通线、打通粤汉铁路乃至威胁西南后方。其中，对长沙的再度攻取是关键环节之一。

为此，日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规模兵力抽调。从华北八路军活动区抽人，从华中各地集结兵力，甚至连原本镇守东北的关东军一部分机动兵力也被南调。加上海内一些守备部队，总共凑出了约六十万人，用来参与整个豫湘桂战役，并在湖南方向投入了足以压倒性优势的兵力。

相比之下，国军在这一年所处的境况就相当尴尬。一方面，美国代表史迪威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把一部分中央军主力抽调到滇西、缅北，配合盟军对日作战。这意味着在中国战区的兵力分布上，必须顾此失彼。另一方面，国军长期存在的供应不足、吃空饷问题到了中后期更为严重，前线部队很多时候连补充弹药都成问题，更别提整师整师的现代化装备了。

到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前夕，长沙方面标称的守军大约有二十五万人。但这当中，大部分是临时补充的新兵和地方部队，真正训练较好的中央军主力反而不多。再加上一部分部队存在严重的员额虚报、吃空饷现象，纸面上的数字是一回事，能拉上战场的实数又是另一回事。略微保守一点估计，能够真正用在作战的兵力，大概只有二十万人左右。

而日军在长沙战场方向集结的兵力则高达三十多万，兵力比例接近一比一点六，已经变成日军占明显优势。这跟前三次长沙会战动辄二比一、三比一的态势完全反转。再考虑到日军在火炮、装甲车、航空兵方面仍然明显占优，国军实际面对的，是一个在人数和火力上都全面压过来的对手。

薛岳这些将领对这种局面并不是毫无心理准备。不少军官在内部谈话时都说过类似的话：“这仗，很难守啊。”敌情侦察也很明确地表明，日军投入兵力和火力远超以往，长沙再想靠“天炉战法”取胜，已经失去了基本条件。

简单换算一下就会明白：之前国军最起码需要两倍兵力才能勉强守住日军进攻，如今却变成了兵力劣势，还多是新兵、杂牌部队，火力也严重不足。要在这种前提下依然守住长沙，几乎是强人所难。

战斗打响后，日军凭借炮火优势，对国军阵地实行密集轰击，随后步兵在装甲掩护下推进。守军很多部队连有效的反坦克武器都没有，只能依靠地雷、炸药包硬扛。个别营连官兵的确拼死抵抗，但火力差距摆在那儿，阵地多次被突破。

有部下问指挥官：“长沙是不是还要像上次那样守到底？”指挥官苦笑一下，只说了句：“能守多少，就守多少。”这话听上去有些无奈，却相当真实。没有足够兵力、没有足够弹药，“死守”这个词本身就带着很大的虚妄。

长沙最终在短时间内失守，守军只能向西、向南撤退。这一结果，有战术指挥上的问题，也有后撤秩序混乱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是敌我力量对比彻底倒向了另一边。此时再去苛责“为什么没守住”，就有些脱离现实。

四、火力与训练：纸面数字之外，隐藏的差距

谈到这里，难免会有人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国军需要两倍、三倍兵力才能守住，那其他抗日武装是不是也面临同样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差距还要更大一些。

在抗战中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通过不断实战，积累了不少作战经验，指挥素养确实有了不小提升。但在武器装备这一块，短板非常明显。重炮基本没有，迫击炮数量也有限，轻重机枪不成系统。很多时候，一支团级部队的火力，可能连日军一个加强连都比不上。

以华北战场上的关家垴战斗为例，八路军集结了一万多人的兵力，准备围攻其中千余名日军。人数上是十倍左右，但日军占领高地，有坚固工事，又有火力优势。激战之后，虽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却没能把其全部消灭，相当一部分敌军还是突围出去。

再看冀中地区的齐会作战，八路军第120师主力与地方部队共有近万人，对付的是约八百名日军及其伪军。表面上看，是“十打一”，可真正打起来，却远不像数字那么轻松。日军凭借机枪、炮火和工事，顽强支撑，最后并未被全部歼灭。

这些例子放在长沙会战的话题里，不是为了比较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共同点：在那个时代，所有抗日武装面对日本正规军，都存在火力和训练上的巨大差距。哪怕是十倍兵力，有时候也未必能把对方吃干净。

回到长沙，国军这边情况稍微好一些，有一部分德械装备，也有部分炮兵部队，但远谈不上充足。尤其到了1944年，长期作战导致装备磨损严重，补给又跟不上，部队里枪不配齐、炮没有弹的情况并不少见。

再叠加一个老问题——吃空饷。很多部队名册上登记一百人，实际上只有五六十人，另外四五十人的“份额”被用来换取口粮、装备，以维持这五六十人的生存。换句话说，纸面兵力和真实兵力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水分”。在统计会战兵力时，往往按纸面数计算，可一打仗，缺额就暴露无遗。

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这种问题集中显现。表面上，长沙守军二十五万对着日军三十多万，看着还不算太悬殊；实际能上阵的一缩水，本就不占优势的数字就更显得捉襟见肘。再加上大部分是临时补充的新兵，训练时间短、作战经验不足，面对日军那种连续作战多年、火力配置完整的师团，战斗力差距就不仅仅是人数问题了。

从这个角度看，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失败，不只是长沙一城的得失，而是整个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综合国力、后勤能力和部队素质的一次集中映照。薛岳的“天炉战法”并非突然失灵，而是支撑这种战法的最基础条件——兵力和火力优势——在1944年已经不复存在。

长沙三守一失，胜败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当对手在人数和武器上同时占据上风时，任何战术巧妙都很难扭转大局。前三次会战的胜利，是在极端艰难条件下抓住了那一点点优势；第四次的失败，则是当那点优势被彻底反转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