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朱辉照已离休，中央考虑到他的付出：授予中将和3枚一级勋章

1955年春天，距离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六年，中央军委机关里却多了一件有些棘手的事：几位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已经按规定办理离职休养，可大授衔工作又即将展开，这些人该不该授衔、授多高的衔，怎么拿捏分寸，一时间成了摆在案头的一道“难题”。

有意思的是，在这批离休干部里，有的人在战场上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名声在外；也有的人，名字并不响亮，却在漫长革命岁月里撑起了战士们的思想和信念。朱辉照，就属于后者。

从档案材料看，军委在研究授衔名单时，多次提到一个原则：既看职务建制，也看历史贡献，还要顾全政治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已经离休、卧病在床的老政工干部，被点名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三枚一级勋章。这在当年的授衔对象中，并不多见。

一、离休在家，却被点名进京授衔

1955年4月，朱辉照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人当场晕倒在办公室里。经医生紧急抢救，睁开眼睛时，身边已经围满了同事和医护人员。医生的意见很明确：病情严重，必须马上停止繁重工作，长期静养。

按照当时关于老干部的安排办法，组织上很快给他办了离职休养。文件下来后，一些战友私下里替他惋惜：授衔在即，岗位却不得不放，可能就此与军衔无缘。有人干脆把话挑明：“老朱，要不撑一撑？等授完衔再说。”

不久，上级领导专门来病房找他沟通。大意只有一层：根据资历和级别，他完全够中将标准，离休时间再往后挪一挪，就能顺利参加授衔。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照顾他的情况了。

朱辉照听完，只是摆摆手，说话不快：“能活到今天，算是命大。军衔那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组织怎么安排就怎么来，我不能为了个人一件事，还拖大家后腿。”

这句话传开后，在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感叹他心里“太实”，也有人暗自替他担忧：真要退下来，很可能连资格名单都进不去。不得不说，以当时的形势推算，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时间一天天过去，授衔动员、统计履历、审定资历，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1955年9月的一天，朱辉照在家中休养，电话铃突然响起。接线员的声音很正式，让他“尽快准备赴京，参加授衔仪式”。

听到这句话，他沉默了几秒，只“嗯”了一声，放下电话时，身边人清楚地看到，这位老政工干部眼眶已经湿润。中央没有忘记他，这一次，不是他主动“让”，而是组织把他重新拉回了队伍里。

军委在研究时，考虑到他从红军时期一路走来，在政治工作战线上的长期贡献，最后作出决定：授予中将军衔，同时颁发三枚一级勋章。这在政工干部中，也是极高的评价。

从名气来看，他远不如那些在战史中频频出现名字的军长、师长，甚至常被人称作“最不引人注目的中将之一”。但在不少老战士心目中，这个“看不见”的政委，曾经帮他们保住党籍、稳住队伍、扭转人心。军委给出的这个“组合”，其实把这种隐性的功劳，摆到了明面上。

二、从十二团到一野三军，政工干部的“硬仗”

回头看他的履历，职务并不耀眼，却很扎实。朱辉照1930年参加红军，当年入党，其后长期在政治机关、政治部门工作。红军时期，他最高做到师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调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五团政委，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建制里，已是贴近中将标准的团职岗位。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出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前后，又升任第三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多数军级干部在55年授衔时，基本都对应在中将序列，这也是他后来被确定军衔等级的重要依据。

然而，光看职务，并不能解释军委为何要给他配三枚一级勋章。关键还在他的政工工作经历上，几段节点特别值得注意。

1930年代初，红军正处在极其艰难的调整期。长征前夕，受“左”倾路线影响，党内斗争尖锐，错杀、乱杀现象时有发生，许多连队被撤掉党支部，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也不同程度被削弱。官兵普遍产生恐惧心理，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只求“少说话，少惹事”。

朱辉照担任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的政治干部时，就正好碰上这种情况。团里的党组织几乎名存实亡，党员档案缺失严重，连骨干都不敢表态身份。站在组织角度，想恢复工作，风险极大；但再不管，部队的政治生命等于被掏空。

他在一次团里会议上，把话挑开：“把党支部解散，这是错的；乱杀党员，更是犯罪。”这种表述，在当时并不轻松。说完这句话，他又挨个营、连、排、班去做思想工作，鼓励那些“藏起来”的党员站出来，重新登记。

刚开始，回应寥寥。有人直截了当地回绝：“老朱，这事别问了，命要紧。”他并没有发火，而是先从老战士入手，讲他们当年入党时的情形，讲党在最困难时期怎样保护过他们。“现在，该轮到你们站出来了。”这是那段时间，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这种一对一、面对面、甚至是“追着人做思想工作”的方式下，气氛一点点变化。战士们发现，他并不是来“查问题”的，而是真想把组织捡回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十二团各级党组织恢复起来，党员登记逐步完整，军团部也据此正式任命他为十二团政委。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只会“讲道理”。在长征途中翻越雪山的一次战斗里，部队遭敌火力压制，有的连队趴在雪地里动弹不得。作为政委，他本可以留在后方组织指挥，却拄着枪往前冲，结果双脚被子弹射穿。有人劝他养伤，他反问了一句：“战士都在前面躺着，我一个政委躲后头算什么？”

抗战时期，他担任独立一旅政委，这支部队很特殊：既有七一五团这样的老红军主力，也有大量来自北方的新兵，南北语言、生活习惯差异大，内部矛盾一度很突出。有人嫌伙食不惯，有人埋怨风格不合，甚至出现个别士兵私自离开原单位，跑到别的部队去“投亲”。

按常规处理，处分、通报都可以用上，但他没有急着“下刀子”，而是先在老部队里做文章，让七一五团带头搞团结、帮新同志适应环境。在营里，他经常把干部拉在一起说：“你们多吃一口亏，他们就少闹一点情绪，这笔账怎么算，心里都要有数。”

这种方法看上去慢，其实力度不小。矛盾没有被掩盖，而是在不断讨论、磨合中化解。独立一旅后来在晋西北等地的作战中表现突出，战斗力稳步提升，和当初那段“内耗”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战后有战士回忆，说这支部队真正“拧成一股绳”，时间并不算长，但开头那几个月的政治工作“真见功夫”。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调到民航系统工作，主持民航局的全面建设。那时的民航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人员从陆军、空军、地方多方抽调而来，管理制度、训练规范、安全规程都得从头定。朱辉照习惯从“人心”入手，在严格执行军委指示的前提下，带着几位老同志一起制订了一批规章制度。

有老民航干部回忆，当时民航局之所以很快成为军委系统里的先进单位，跟这些制度和氛围密切相关。“他要求严，但把话说在前头，谁该负责、出事怎么处理，讲得明明白白。”这种抓工作方式，与当年他在作战部队搞政工，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延续线。

三、“军衔高了”这句话，并不是客气

关于他在1955年授衔时的细节，后来还有一种更细致的说法。按照这份材料的记载，授衔通知发出时，他因病情加重已经很难远途奔波，只能卧床静养，无法亲自到北京参加授衔仪式。

当通知送到病床前，工作人员把军委的决定念给他听：授予中将军衔，颁发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八一勋章。他听完，沉默一会儿，转头对妻子说了一句：“军衔高了。”

这句话并非客套。按他的理解，自己长期在政工岗位，既没带过多少大兵团，又没有哪一场足以写进战史教科书的“经典战役”可以拿出来说事。和一些赫赫有名的野战军军长相比，他自认“差着一截”。

但从军委的角度看，授衔不只是看“打了几仗、歼了多少敌人”，也必须评价那些在关键节点稳定队伍、维护党组织、保障战斗力的“幕后工作”。从红军时期对十二团党组织的恢复，到抗战、解放战争期间长期在政治机关任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民航工作，他的履历把这一条线连得很完整。

如果对照同一时期的其他离休干部，情况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比如华北军区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从朝鲜战场回国，1953年因身体原因被批准离职休养。照一般规矩，他大可以“就此归田”，但1955年授衔时，在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关心下，他仍被授予中将军衔。

再如皖北军区司令员梁从学，在长期战争年代里身负九处伤，一些弹片直到去世都没有从体内取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以休养为主，并无太多职务变动。可在大授衔时，经陈毅元帅力挺，他照样出现在中将名单里。

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离职、休养都不意味着被“忘记”，而是因为革命年代积累下来的那一大本账，中央迟早要算、也必须算。授衔，只是把这本账翻开，让所有人看到，一个时代的功勋不应被岗位变动所遮蔽。

朱辉照之所以能在离休、重病的情况下，依然被授予中将和三枚一级勋章，与其说是“照顾”，不如说是对一种品格的认可。尤其是他在用权问题上的态度，更让人印象深刻。

1951年，他回江西莲花县探望老母亲。随行警卫员回忆，那次回乡，首长没有提前打招呼，也没有让地方政府安排接待，而是在街头随便找了一家小饭馆，点了一碗面，吃完就走，和普通路人没什么区别。

在家乡待的几天里，亲戚朋友陆续听说他在部队里是个“大官”，有人就悄悄上门，希望能帮忙安排一份工作，哪怕是普通差事也好。有亲戚说得很直白：“你一句话，人家就得给面子。”

面对这些要求，他态度十分坚决：“没有这个权力，也不该这么做。”这句话不是说给外人听的，而是先说给亲戚，再说给自己。那时候，很多回乡的干部都面临类似情况，有人顶住了，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选了前一种，也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

遗憾的是，这位中将在被授衔后的日子里，健康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与病魔周旋多年后，1964年4月，朱辉照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3岁。按出生年份计算，那一年距离他参加红军，还不到整整34年。

噩耗传出时，许多老领导、老战友都难以接受。贺龙元帅听到消息后，忍不住落泪，说了句：“朱辉照同志才53岁啊，还这么年轻。”这句话里既有惋惜，也有心疼。毕竟，很多与他同一批参加革命的战友，当时还在重要岗位上工作，仍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他已经被疾病锁在病床上。

4月20日，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追悼会，由许光达大将主持。贺龙、张宗逊等老领导到场致哀，老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同志以及各系统代表共两千余人参加。有老兵在灵前低声说：“我们的政委走了。”这句简单的话，倒把他一生的角色点得很准确。

从红军时期的团政委，到一野三军政委，再到民航局主要负责人，朱辉照在不同阶段扮演过多种角色，但“政委”这个称呼始终没有变。他擅长做思想工作，善于处理复杂关系，也敢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这些东西，难以用简单的战果数字来衡量，却真真切切地写在那个年代的历史里。授予中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提醒——有些人的名字可能在公开资料里不算醒目，可在真正参与那段历史的人心目中，他们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