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晚年回忆南京保卫战，儿子唐仁和称：他不应承担完全的责任

1964年冬天的长沙，已经没有硝烟，江风却依旧带着几分凉意。那天傍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在家里摆了一桌小局，请来的几位客人，看上去都已步入晚年，鬓发斑白，却各有来历：唐生智、陈明仁，还有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的教育家周世钊。

茶盏热气升腾，牌桌上的几个人一边闲话家常，一边不时提起国内外的局势。说着说着，话题拐到了即将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程潜放下手里的牌，顿了顿，开口提到一个人名，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沉。

“有消息说，这次会上，中央准备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推举张治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补了一句，“有的同志心里多少有点意见，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这个名字，在湖南人心里并不轻松。张治中，当年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后来以主张停战谈判、反对内战而被称为“和平将军”。但在长沙，在许多老百姓心里，他还有另一个沉重的标签——1938年那场“文夕大火”中的责任者。

屋子里短暂安静，却没想到，最先被点燃情绪的，是唐生智。他一下子放下手里的牌，声音陡然提高：“我不同意！张治中是什么人？难道中央不知道？长沙那一把火，多少人家破人亡，我们湖南人哪个不记得？这样的人也能当副委员长，要安排的人那就多了！”话说得很冲，带着压抑多年的怒火。

有意思的是，在场的几个人，和张治中都有过或远或近的交集；而在这几个人中，真正对“南京”二字难以释怀的，却是怒火最盛的唐生智。程潜站起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劝了几句，把话头拐到了另一边：“火烧长沙，他确实有罪。可在新疆那几年，他也立过大功。”又扫了一圈，“要说有过错，除了周老，我们这几个人，哪一个说得上问心无愧？”

这一句话，把牌局上的气氛压得更低了几分。唐生智沉默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对他来说，真正扎在心里的，不是长沙，而是更早一年——1937年的南京。

那一战，他临危受命，也在此后一辈子背着骂名。

【一】临危受命：南京该不该守

时间往前拨回到1937年深秋，战火已经逼近长江下游。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自杭州湾突然登陆，淞沪战场的局势急转直下。中国军队在淞沪一线鏖战了三个月，伤亡极大，部队残缺不全，还在艰难支撑，后方的南京，却愈发显得危险。

11月中旬，南京已经笼罩在紧张气氛里。国民政府高层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首都南京，是战是撤？

会议桌旁的将领、官员，多数心里有数。日军势头正猛，长驱直入，淞沪已难固守，再加上敌军海空力量优势明显，南京地势平坦，背靠长江的“死湾”，既不利于防守，又容易被围。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说得很直白：南京不宜固守，最多象征性留一点兵力，拖延一下时间，再多就纯属徒劳。

李宗仁的看法更偏向现实。他提醒大家，南京是孙中山指定的首都，还是中山陵所在地，若爆发巷战甚至毁陵，后果难以承担。他倾向于把南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战火波及民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也持类似意见。他清楚地指出，南京所在的位置，从军事地理分析来看，属于长江下游的一处“死弯”，被围之后，极难脱身。他明确劝告：不要在这里死守。

站在纯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建议并不离谱。南京既没有完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足够的补给体系，更没有足够时间重新整编部队。守军多半是从淞沪阵地撤下来的疲惫之师，编制不整，新兵居多，装备又远逊于日军。

可蒋介石的考量，不只是军事。他认定，南京是首都，是全国政治象征，也是当时各国观察中国抗战决心的窗口。一旦不战而退，对国内士气，对国际舆论，打击都极大。在他看来，“完全不守”绝非选项。

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议气氛出现了微妙的转折。大家都说南京难守，却又不愿接下守城的责任。守不住是大概率，守不住就要有人担责任；军事处分是小事，被全国舆论视为“南京失守主将”，那是背一辈子的骂名。

会场中，有人沉默，有人含糊其辞，有人把话题往外引，就是没人愿意站出来说一句“由我来守”。蒋介石压着火气，看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最后忍不住发了脾气：“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

就在这时候，唐生智站了起来。他出身湖南，早年便在军界崭露头角，曾任第五军军长、长沙会战指挥官之一。当时的他，大概也清楚这一步意味着什么。但在那样的时刻，他还是说出了那几句后来被无数史料反复引用的话：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又有中山陵，必须坚守，靠这一战来表明抗战决心，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援。

蒋介石点头，当场决定由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负责全城防务。

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对这件事有一个颇为尖锐的评价，认为唐生智站出来，多少带着争夺兵权的考虑。在李的视角里，当时军政斗争复杂，谁掌握较多兵力，谁在政治棋盘上就多一分主动权。这种说法既有其观察角度，也带着个人立场。

而唐生智的儿子唐仁和，在回顾父亲这一段经历时，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强调，父亲并不是抢着去守南京，而是在一种“不得不接”的情形下接下重担。蒋介石已经明确表示：要么自己留下，要么唐生智留下。在这种局面中，他父亲作出的选择，其实是把危险往自己身上揽。

两种看法，一个出自当年政坛一方重臣，一个出自家人晚年的回忆，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却构成了观察这段历史的两个窗口。比较起来，反而能看出当年局面的复杂。

【二】守与不守：南京决战的困局

从接受任命到制定南京防御计划，唐生智并没有多少时间。南京城的外围战线已经在构建，可整体部署仍旧仓促。11月27日，他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言辞坚定：既然奉命守城，就准备与南京共存亡，让敌人付出高昂代价。

从数字上看，当时南京的兵力似乎并不算少。按照唐生智后来统计，城内外加起来大约有八万人。兵力配置若满编，应当接近十八万人，但经过淞沪会战，许多部队伤亡严重，不少团只剩下三四成兵员，战斗力流失严重，其中还有三万左右是刚补上的新兵，训练不足，作战经验不足，武器装备也很杂乱。

蒋介石在12月7日离开南京，乘专机经衡山转武汉，最后去了江西庐山。南京交给了唐生智，也交给了这些疲惫不堪的部队。那以后，南京实际上成了一座没有退路的孤城。

日军方面，在11月下旬加紧部署。12月1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分三路逼近南京。紧接着，日军舰船沿长江上行，炮火试探性轰击已经开始。

有意思的是，从今天看到的材料来看，当时南京的城防部署既严密又脆弱。表面上，几乎每一个方向都有部队防守，防线拉得很长，仿佛将敌人隔在城外；但纵深不足，预备队薄弱，一旦有一点被突破，整条防线就有被撕开的可能。

在东南方向的淳化镇一线，国民党军当中的“王牌部队”第74军固守阵地。王耀武率领的51师与日军血战三昼夜，伤亡一千四百多人，仍然咬住阵地不退。另一侧，冯圣法指挥的58师同样拼死抵抗。战前，他穿着将官军服坐在指挥位置上，对身边的军官说了一句颇有悲壮意味的话：如果自己阵亡，日军也许会向遗体敬礼，他要让敌人记住，这里有一个拼到底的中国师长。

三天激战，58师硬是顶住多次突击，击毁日军坦克数辆，毙敌数百。就局部来说，这些阵地战打得并不丢人，很多官兵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极其顽强。

问题在于，地方守住了，整体却越来越被动。日军一边强攻，一边侦察中国军队的薄弱位置，很快发现了一些空隙，逐步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圈。对于一座背靠长江、前无纵深支援的城市来说，一旦被合围，结局就已经隐约可见。

12月8日，日军基本完成了包围。此时，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守军最有利的选择，是集中优势兵力，从包围圈某一薄弱之处突围，哪怕损失惨重，只要主力能撤出一部分，就算保住了未来几年的抗战骨干。

但唐生智当时的态度，非常坚定。他压缩防线，加强城内阵地，禁止部队擅自渡江撤离。他的判断倾向于是：既然任务是“死守”，就要坚持在城内战斗，不可轻言突围。

这里面有一个难解的矛盾。上级一方面希望借南京一战，向国内外展示抗战决心；另一方面又明白南京难以长期固守，迟早会失守，需要在合适时机抽出主力。指挥者在实际操作中，要在“坚守”和“撤出精锐”之间寻找平衡点，一旦时机判断有误，后果就是全局溃败与惨烈牺牲。

在战况恶化之后，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有了撤退的意向。12月中旬，他发出了相机撤退的电令，允许守军根据战局发展，寻找机会撤离。但这一纸电令传到南京，距离局势全面崩溃，已经只剩下很短的时间。

【三】撤与不撤：失控的撤退与责任

12月12日，南京城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日军已经从多个方向逼近，炮声几乎从未间断，街道上不断有成群百姓往内城涌，试图寻找更安全的地方。城防部队伤亡巨大，阵地多处失守，士气开始摇摆。

这一天，唐生智召开了重要会议，把主要将领集中到一起，询问还能否继续固守。台下的军官们彼此对望，没人敢给一个肯定的答复。此时，他才正式出示了上级的撤退电令，宣布全军准备相机撤出。

从这一步开始，南京保卫战向“撤退战”转变。按南京卫戍司令部最初的设想，撤退方案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队伍在正面寻找突破口，强行突围，向西北方向运动；另一部分随司令部在下关一带渡江，撤往江北，再向内地集结。这样做的前提，是各部严格按命令执行，各线守军有序后撤，而不是一窝蜂往同一个口子挤。

遗憾的是，真正开始行动时，却偏偏出了问题。在原有书面计划之外，唐生智临时下达了一道口头命令，允许包括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在内的一些部队，只要有轮渡就可以过江，向滁州方向集结。这条指示大大改变了部队的撤退方向，给很多官兵造成了混淆：究竟是按原计划突围，还是优先渡江？一旦传达不清，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争抢渡口。

战况已经恶化到极点，通信联络又不顺畅，各个部队听到的消息并不完全相同。许多基层军官只知道“可以渡江”，不知道“该先哪里突围”。结果，大批部队一股脑向下关方向涌去，抢船、争渡的混乱场面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

历史资料记载，当时下关一带人山人海，军队、平民挤作一团，秩序完全失控。有的官兵试图挤上轮渡，有的则干脆跳进江里，想趁着夜色泅渡过去。踩踏、溺水、互相推搡引发的伤亡，数量很难准确统计，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非战斗性损失占了很大比例。

在军事上，这样的局面往往被视为典型的指挥失误。撤退不等于溃逃，合理的撤退需要有计划、有次序、有掩护；而南京这一段撤退，显然没做到这一点。唐仁和在回顾父亲这一战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一点：在指挥撤退和突围方面，父亲的确有很大失误，这是难以辩解的。

战场上，守军约有五万余军人阵亡或失踪，其中包括十余位高级将领。许多官兵倒在城外阵地上，遗体来不及运走，就地掩埋或暴露原野。与之相对，日军在南京外围战斗中付出的伤亡，约为一万二千人左右。就数字而言，南京保卫战并非完全不堪一击，但惨胜局部并没有改变全局崩溃的命运。

更为惨烈的，是南京失陷之后的六周血腥屠杀。从1937年12月13日起，日军在城内的暴行不断扩大，数十万平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被杀害。大量史料与证言显示，死亡人数超过三十万。对很多幸存者来说，战斗本身带来的痛苦，远不及之后的屠戮。

在这场悲剧中，南京卫戍司令部的责任，既不能轻描淡写，也需要摆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唐生智作为守城总指挥，在防御部署、撤退组织、军心掌控方面，确实存在明显疏漏；但当时所处的大环境——仓促决策、装备落后、政治考量压过军事判断——同样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因素。

【四】晚年回望：唐生智的愧疚与辩白

南京失守之后，唐生智的军政生涯几乎按下了暂停键。国民政府内部虽然没有当场重罚他，但对他的重用明显减少。蒋介石心里也清楚，南京守不住，责任并非全系在一人身上，所以对唐生智既没有大力褒扬，也没有公开处置。后来组建远征军时，蒋介石曾考虑过让他出任远征军司令，但唐生智以身体欠佳、精神压力太大为由推辞。

时间一长，南京保卫战仿佛成了他不愿触碰的一块伤疤。在家庭生活中，他几乎从不主动提起那一年的事。唐仁和回忆，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谈过去的战事。战后的几十年，很多经历都被封存成沉默。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智在解放战争后期公开反对内战，支持和平，最终在湖南与程潜、陈明仁一起，推动了湖南和平起义。这一选择让他的政治形象发生了重要转折，也使他在新政权中有了安身之所。但南京保卫战的阴影，并没有因此消失。

直到晚年，环境安定下来，他的身体也渐渐衰老，心情似乎比过去平和了些，才开始偶尔给家人讲起当年的往事。有时候是吃饭时随口一提，有时候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缓缓讲述。

唐仁和记得，父亲提起南京时，语气很少激昂，更多是一种压抑的平静。有一回，唐生智说起守城前的那次谈话：蒋介石问“谁来守？”他当时心里明白，大敌当前，总得有人出来承担，于是暗暗对蒋说，如果明天的军事会议上出现为难，他会主动站出来接下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说了一句“就要你这句话”。

另一回，他说起守城时的生活细节：全家人当时都在南京，妻子、孩子，甚至连家里一条他很喜欢的德国狼犬也在。日军飞机天天轰炸，炸弹落在附近，房屋震动不断，那条狗最后也死于炮火。这样的细节，听上去朴素，却能看出当时他的心态——至少没有把家人先送走，说明他对坚守南京、与城共存亡的态度，并非表面文章。

在谈到南京失守时，他没有为自己大肆辩解，也没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而是承认，尤其是在撤退、突围指挥上，有严重失误。这一点，连他的儿子也在回忆中反复强调：身为南京卫戍司令，在指挥撤退时的混乱，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责任的“程度”到底如何，晚年的唐生智，似乎有自己的判断。他很清楚，南京之战开打之时，中国军队在装备、训练、后勤上都处于明显劣势，而政治层面对“死守首都”的宣传，又把军队推到了一个几乎无法全身而退的位置。守住的希望极其渺茫，守不住却必然被指责。

唐仁和在整理父亲的谈话时，提到一句话：父亲并不否认自己作为南京守军司令的失职之处，但不认同“全部责任”这四个字。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边界问题——有错，有负担，有遗憾，但不愿背上“全部罪人”的标签。

再把时间拉回到1964年的那个冬夜，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一听到“张治中”这个名字，唐生智会那么激动。他心中对长沙大火固然有怨，但同时，他自己也曾在南京守城中留下失误。程潜那句“我们几个人，谁敢说没有过？”实际上是提醒他：历史评判一个人，既看过错，也看整体。张治中在长沙有责任，可在新疆保卫边疆、促成和平谈判时，也有功劳；唐生智在南京有失误，可在抗战期间的坚持，在解放战争后期的选择，同样不容抹杀。

战争年代，许多决定都是在仓促、压力、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出的。南京保卫战是一场注定难以完美的战役，既有战场上的惨烈，更有政治上的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责任，不是为了简单寻找“替罪羊”，而是在尽量还原当时的局限与选择。

唐生智的晚年，多数时间过得安静。他不再握兵权，不再参与风云诡谲的高层斗争，只是偶尔在家里翻翻旧报纸，或者和子女说几句过去的事。南京那一战，无论外界怎么评说，对他自己来说，已经成为一块永远不能完全放下的石头。

而在他的儿子看来，评价父亲时，既不能把他抬到“无过”的高位，也不必把所有失败全挂在一个名字上。军人守城，战败之后承担应有的批评，这是职责所在；但将复杂战局浓缩成一句“全部责任”，未免简单粗暴。

南京的烽火早已远去，那些当年的枪炮声、命令声、哭喊声，都被压进了一个个档案与记忆里。回头看唐生智的这一生，既有战场上的血与火，也有政治抉择中的转向与犹疑。南京保卫战是他人生中最浓重的一笔，却不是唯一的一笔。对他而言，既要承认那一战的失误，也不必否认除此之外的一切努力与担当，这或许才是一个历史人物比较接近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