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向前逝世，徐小岩向中央提三条要求，中央：不能全部同意

1990年夏天的北京，柳荫街的梧桐已经长得很密。6月27日一大早，救护车停在徐向前家门口时，院子里的人都明白，这位从南昌起义走到新中国成立的元帅，这一次进医院，多半回不来了。

屋里收拾行李的声音并不乱，几件旧衣服，一只用了大半辈子的白木箱，被小心地放到床边。有人劝他再带点东西，徐向前摆摆手，说话还是那股子平静劲儿：“够用了。”这句话说得不重，可懂他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一回，是在给自己收尾。

也就是在住院后的那三个月里，他把“后三件事”交代得非常清楚：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到战斗过的山里去。等到9月21日4时21分，他的心脏在医院里停下，剩下的事，就落在了家人和中央身上。很快，他唯一的儿子徐小岩带着这三条要求，郑重地递到了中央有关领导面前，得到的答复却很干脆：“不能全部同意。”

这里有制度，有感情，也有共和国对一位元帅的态度。要说清楚这三条要求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几十年前那个山西小山村、一个回不了家的儿子讲起。

一、回乡难见母：军人顾国先于顾家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刚刚铺开。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徐向前受命担任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准备奔赴华北战场。那一年，他三十多岁，身在延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山西五台那片黄土地。

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派代表团赴山西，与“山西王”阎锡山就抗战合作进行谈判。毛泽东在延安细细斟酌人选，最后定下周恩来挂帅，又专门把徐向前叫到身边，语气颇有深意：“你是山西人，也是阎锡山的学生，这一次，你得出面做工作。”一句“山西人”，既是信任，也是责任。

9月7日，代表团抵达代县。对于徐向前来说，这是一脚迈回了阔别十二年的三晋大地。他的家乡离代县只有不到半天路程，彭雪枫一听，忍不住替他打抱不平：“这么近的路，该回去看看。”这是人之常情。离家十多年，父母安否，女儿成长，都是心头牵挂。

但是很矛盾，国共谈判在即，华北战局吃紧，他既想回去，又怕耽误工作，心上像压了块石头。谈判开始前，阎锡山一见周恩来，先开了个玩笑：“周公跑到山西真会挑人呐，找了我们五台的老乡，又是我学生，倒是别带着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脚。”话带笑意，却点出了徐向前在他眼中的分量。

那次谈判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委员会，又请周恩来拟定作战计划。周恩来和徐向前连夜研究，根据信息和地形，一夜之间拿出一份周密的作战部署。阎锡山看完后，不由得感叹：“共产党里真是出人才。”在这种气氛下，徐向前心里那点“回乡私事”，更不好提了。

谈判告一段落，周恩来、朱德都劝他回去走一趟。周恩来的说法极有分寸：“回家也是工作。五台山这个地方，将来是我们开展游击战的重要基地，你回一趟，不只是探亲，也能扩大影响，为以后打基础。”这话算是给他打开了一个台阶：既尽点孝，又不离革命。

中秋节前几天，他终于踏上回村的路。车开到半途，山路难行，只得下车步行。秋风一吹，路上的野草带着凉意，他边走边给警卫员讲小时候放牛、念私塾的旧事，声音有点兴奋。离家越来越近，他心里的那点喜悦也一点点冒出来——多年未见的父母，应该会格外高兴吧。

就在这时候，他远远看见前面山路上有个老人在吃力地背着口袋，步子沉重。他定睛一看，心口一紧：那正是自己的父亲。两人错身而过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大声喊了一句：“大大！”老人回头，先是愣住，看着面前这身军装的儿子，眼里满是疑惑。徐向前快步上前，压着嗓子：“大大，我是象谦。”听到乳名，老人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一边抬手抹泪，一边细细打量眼前这个已不再是当年穷学生的儿子。

他们在山路上相扶着往回走，徐向前急切地问：“大，娘还好吧？”父亲停了一下，声音带着哽咽：“你娘，头两年就没了。”三年，战火连天，他毫不知情。那一刻，他刚刚升起来的喜悦，像被冷水浇灭。一路上幻想的“母亲烧香磕头、笑着迎接闺男”的场景，再也不可能出现。

步子明显沉了，话也少了。他心里反反复复盘旋着一句老话：忠孝难两全。对于普通人，这是一句感叹；对于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徐向前，却是一生的真实境遇。抗战在前，他早就把“顾国”排在“顾家”前面，只是知道是一回事，真的错过父母最后的时光，心里怎么可能不疼。

回村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这个被国民党宣传成“匪首”的徐向前，乡亲们既好奇，又有点害怕。有人悄悄打听：“听说共产党都是红头发蓝眼睛，见人就抓。”有一位老太太凑上前来，拉着他的袖子，半信半疑：“银存啊，让我好好看看，人家都说你当匪了，变样没？”他顺口接了一句玩笑：“那您不怕我把您吃了？”一句话，把围着看热闹的人都逗笑。

但笑声背后，是一肚子误解要慢慢化解。徐向前知道，短短几天，既是团圆，也是做群众工作的机会。他得把“徐家娃当匪”的谣言，一点点扳回到“八路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事实上来。

二、“六亲不认”的司令员：亲情面前立规矩

在那几天里，乡亲们最关心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日本侵略者。有人问：“日本鬼子这么厉害，咱山西还能不能守得住？”有人担心：“打起仗来，老百姓是不是都得逃命？”面对这些朴素的心思，徐向前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语气坚决：“中国不会亡。日本鬼子再凶，也是人。咱们老百姓要团结起来，支援八路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样的话，他反复说，也用实际行动去带头。两位姐姐家的儿子当场表态，要跟着舅舅参军打鬼子。徐向前看着这两个年轻外甥，心里既欣慰又犯难——从战斗需要看，多几个青壮年当然好；从亲情上说，这两孩子跟着他走，就是迈进了枪林弹雨的路。琢磨良久，他还是去征求姐姐们的意见。

两位姐姐听完之后，倒比他想象得更坚决：“你不用看我们，我们早商量过了，让孩子跟你去。能上战场，为国家尽力，这是好事。”在那样的时代，这种朴素的家国观，在无数普通家庭里都存在。亲人不是被拉走的，而是咬咬牙送出去的。

离开家乡时，徐向前只停留了三天，就带着两个外甥一同踏上征程。进入部队后，他没有因为是“舅舅”就给他们安排清闲差事，反而把他们分到作战最频繁的部队里去。战事残酷，两个外甥先后牺牲在抗战前线，再也没能回到五台山。

这件事，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痛。他从不对外炫耀“亲属参军牺牲”，也从没借此提出任何要求，只是在家里偶尔提起时，会停顿一下，然后把话题转回到战友身上。不得不说，他这个“舅舅”，当得太硬了，也当得太难。

时间推到1949年春天。4月20日，解放太原的总攻打响，徐向前在重病之中，仍然坐镇指挥。太原战役结束后，阎锡山经营了38年的山西统治告终。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这座老工业城市已经回到了人民手中。随之成立的太原军管会，由徐向前担任主任。

胜利的消息传回五台，乡亲们奔走相告。在他们眼里，“徐家娃”现在是真正的大官了。亲戚们有的兴冲冲赶到太原，心里挺直接：“讨个官当当，总比给人看大门强。”在旧社会的习惯里，亲戚攀个关系，捞个差事，几乎再正常不过。

面对这些要求，徐向前的态度很统一：婉转劝说，有原则地拒绝。有的亲戚听明白了，回去后逢人便说：“共产党这官不一样，不贪不占，不给亲戚开后门，是为老百姓做事。”但也有人心里抱怨，觉得他当了司令员，“六亲不认”。

直到两位姐姐亲自到太原走了一趟，这个“六亲不认”的说法，才慢慢消失。

太原刚解放那会儿，军管会大院里堆了许多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来的家具、物资，桌椅、柜子一应俱全。在两个姐姐看来，这些东西既然都在弟弟的院子里，那也算“自家人看得见的东西”。她们进门一看，眼睛亮了：“向前，我们没啥别的要求，就挑几件家具，家里连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在老百姓眼里，这不过是“沾个光”的小忙。可在徐向前心里，这就是一条清清楚楚的界线。他没有任何犹豫，当场摇头：“不行。”姐姐不信：“院子里堆那么多，拿几件回家算什么？你在太原说了算嘛。”另一位姐姐也帮腔：“人家阎锡山当官，家里人早就享福了，我们也没要求当官，就要点家具。”

这番话很现实。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大家见惯不怪的事情。谁当了官，亲戚乡党都想着跟着沾福。现在自家弟弟成了解放军司令员，她们自然觉得自己也该“翻一翻身”。

徐向前沉默了一会儿，把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共产党和阎锡山不一样。他当官，鸡犬升天。我们当干部，是给老百姓当勤务员。院里的东西是公家的，不是我的，我不能让你们拿回去。”这种话，对亲姐妹说出口，其实挺不好受。但他宁可让家人一时不高兴，也不愿打开这个口子。

看着两位姐姐脸上的不快，他没有急着“讲大道理”，而是换了个办法：“既然来了，就在这儿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住一段时间，你们自然就明白了。”这一住，住出了门道。她们发现，弟弟吃的饭菜和普通干部没有差别，住的屋子也很普通，大院里的那些家具、物资，全都有登记，谁也不能随便动。

等到回乡时，两位姐姐什么都没带走。她们对乡里人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共产党的官，不给亲戚开后门”。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坚持，后来人提起“布衣元帅”四个字，不只是说他穿得朴素，更是说他在亲情面前守住了规矩。

三、布衣元帅的家风与坚守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之高，不言而喻。很多人以为，打了一辈子仗，熬到这个位置，总该“苦尽甘来”了。可走进他家里一看，印象往往会被打破。

家里最显眼的，并不是豪华家具，而是一只白色小木箱，四角磨得发黑，木板有些翘起，连油漆都没有。这只箱子从战争年代就跟着他，翻山越岭、转战南北，算得上他的老“战友”。解放之后，身边工作人员多次提议换个皮箱，把这旧木箱丢了。他每次都拦下，说：“还能用，就别换。”

1950年，他准备去北京参加会议，秘书看着那只木箱，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小心翼翼地提了句：“首长，我去买个皮箱吧，也不贵。”在很多干部家里，换个箱子根本不算事。他却笑着摆手：“别买了，这木箱挺好。它跟着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北京也一样。去年好多地方闹灾，我们能省一点，就省一点。”这一句话，把“艰苦朴素”这四个字落在了实处。

这种态度，到了国外也没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出发时还是盛夏，大家都只带了薄军装和一身普通便服，谁也没想到谈判一拖就是四个多月。莫斯科很靠近高纬地区，刚到9月，天气就冷得厉害。代表团的人只好把所有衣服一层层往身上套，还是直打哆嗦。

负责生活的同志心里犯难，只好向他请示：“是不是给大家在莫斯科做一套冬衣？”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可徐向前一听，“花外汇”的两个字就在心里掂量开了。他摇头拒绝，反而让大使馆联系国内，让信使把大家的冬衣从家里捎来。他还特地叮嘱：“我家里有一件大衣，让信使顺便拿来。”

代表团的同志看着他身体不好，又要熬冷冬，都替他犯愁：“要不给您在这边买一件？也不至于受冻。”他把道理讲得很明白：“我家里有大衣，干吗还要在这里买？这里做一件衣服，要花不少外汇。国家建设正需要钱，能不花的钱就不要花。以后条件好了，也不能随便浪费。”

这种心思看上去有点“抠”，但与其说是节省，不如说是心里一直把“公家钱”放得很重。几十年过去，很多当年在场的人回想起这段小事，对他的印象都是两个字：较真。

对自己如此，对家人更不例外。他对孩子的教育，一直坚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二女儿徐鲁溪是新中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之一，主持的项目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按很多父母的想法，有这样一个女儿，给她解决个好点的房子，多照顾一点，也合情合理。

但事实正相反。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鲁溪一家挤在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起居拥挤，生活算不上宽裕。直到单位统一调整住房，条件才有了明显改善。消息传到徐向前耳朵里，他第一反应并不是“总算住宽敞点了”，而是把女儿叫来问清楚：“是不是给你们搞特殊？”

这一问，问得不算客气，但态度很认真。他逐条了解住房调整的依据、顺序，听明白这是按规定统一分配，没有任何“照顾”，才放下心来。外人看，会觉得这位元帅有点“较真过了头”，但正是这种连亲生女儿都不肯开口子的严谨，让“布衣元帅”这个称呼背后，多了一层“公私分明”的分量。

到了晚年，他家的生活依旧简单。可以说，几十年打下来，他唯一真正留意的“个人要求”，反倒集中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对自己的后事安排上。

四、“三个要求”与一场迟到的送别

1990年6月27日，肺结核旧病复发，医生坚持让徐向前住院。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柳荫街小院时，他看了一眼熟悉的门口，轻轻叹了口气：“这一次，一走怕是回不来了。”这句话没有渲染悲情，但作为一个把生死看得很淡的老军人，会在这个节点说出口，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心里早有数。

住院之后，他对孩子和身边工作人员先后提到同一件事：“我身后有三条要求。”说起来不过几句话，却是他一辈子处理“公”与“私”关系的延续：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到战斗过的山里——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这些地方。

不搞告别、不开追悼会，对一位共和国元帅来说，是个很特别的提出。照一般惯例，党和国家对开国元勋、老一辈革命家逝世，都会举行庄重的追悼仪式，一是表达敬意，二是给社会一个正式的告别。而他却主动要求“从简再从简”，背后其实延续的还是那股“不给组织添麻烦”的劲头。

第三条要求，把烟火气又拉回到他一生的战场记忆。大别山，他当年率部南下，转战鄂豫皖；大巴山，他在川陕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战友生死相守；太行山，则是八路军抗日前线，他在那片山岭间指挥过无数战斗。也难怪，他会对子女说：“把我送回那些地方。”这也是一种归队。

9月21日凌晨，当监护仪上的曲线最终平直下来，这位从1901年出生，到新中国成立后依旧坚守岗位的老人，走完了89年的一生。消息很快传到中央。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灵前吊唁，军队系统也纷纷派代表前来致敬。

徐小岩作为唯一儿子，把父亲生前的三条嘱托一条条向中央提出，希望能按原样执行。那是一种既庄重又略带忐忑的心情：既要遵从父亲遗愿，又不敢不考虑组织安排。中央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后给出了明确回复：“这三条不能全部同意。徐帅是你们的父亲，也是共和国的元帅。应当有一个仪式，送他老人家一程。”

这个说法，既是对家属的解释，也是对社会、公众的一种交待。对于普通家庭，后事可以尽量从简；可对于一位开国元帅，告别仪式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有人说，这是组织对他的“挽留”，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反复权衡之后，方案做了调整：不搞大规模的遗体告别，不开传统意义上的追悼大会，而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送别徐帅”的仪式。规模从严控制，形式相对简洁，却保留了应有的庄重。可以说，这既尊重了他的节俭愿望，又体现了国家的礼节要求。

骨灰安放问题上，中央完全尊重了他的想法。1990年11月1日，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陪同徐向前家属，依照他生前提到的几个地方，将骨灰撒向他熟悉的山川：大巴山、大别山、太行山，以及他战斗过的河西走廊。大巴山云雾缭绕，大别山脉绵延起伏，太行山石壁嶙峋，河西走廊风沙凛冽，这些名字背后，是无数次浴血奋战的场景。

骨灰撒下去的那一刻，人没有言语上的煽情，更多的是一种安静。山风一吹，骨灰很快融进泥土里。对他来说，这既是回归，也是另一种“入列”。

至于财产，故事就更简单了。徐向前去世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按规定向家属发放了8000多元抚恤金。放在当年，这也是一笔不算小的数字。可这笔钱最后并没有留在徐家，而是全数交到了一位老部下——秘书郭春福手里。原因很现实：郭春福的孩子罹患白血病，急需用钱治疗。

这种选择，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倒是非常符合他一生的行事风格：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比留给后人更有意义。至于房产、存款之类的“遗产”，在他身上本来就谈不上多少。

从1937年那次回乡难见母，到1949年太原解放时“六亲不认”的坚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如一日的简朴和公私分明，最后落在1990年那三条临终要求上，这一串故事连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个很有时代印记的形象：出身寒门，历经战火，握过重兵，终身自律。

中央说“不能全部同意”，看似是对他个人意愿的部分否定，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他一生的价值：他不仅属于家庭，也属于国家和历史。对这样一位元帅，既要尊重他的选择，更要留下一个让后来人记住的告别方式。

而他的家人，在处理抚恤金去向时做出的那一点“顺手转交”，也算是对他一生信条的自然延续。没有大话，没有口号，只是把应该属于公家的、应该帮到别人的那一部分，送到更需要的地方去。这种做法看着平静，却透着一股一以贯之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