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九合一”选举的国民党，议长之争却一团混乱，改革已成趋势

2022年11月底，台湾岛内许多县市议会还没正式开议，茶馆里却已经开始热闹，有议员低声对身边人说了一句：“真正难打的仗，现在才要开打。”说的不是“九合一”本身，而是紧接着到来的22县市正副议长改选。

表面上，国民党在这场地方选举中赢得漂亮，蓝营执政版图大幅扩张，岛内不少媒体用“完胜”来形容这一局。可几周之内，关于跑票、退党、倒戈的消息不断传出，原本该巩固胜果的议长选举，竟被炒成了一场充满暗流的“续集”。

有意思的是，这些看似只发生在议会内部的纷争，很快就被外界解读成2024年局势的前奏。谁能坐稳议长位置、谁又在关键时刻翻脸，被视作检验国民党凝聚力的一面镜子，也再一次把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差异摆到了台面上。

岛内选民并不陌生，这两大党之间，最敏感的有两块：一是两岸立场，二是执政思维。换句话说，谁掌握了地方和议会，不只是关乎县市建设，还牵动着未来大选以及两岸走向。

从“九合一”的大胜，到议长之争的混乱，表面上只有几百名议员的投票起伏，背后却折射出国民党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也暴露出民进党在地方经营上的韧性。正因为如此，这场看似程序性的改选，才会被岛内舆论盯得格外紧。

一、议长之争：金钱、人情与跑票

翻开这次地方选举的数据，全台地方议员共910席，上届国民党拿到394席，这一回只剩367席，少了27席；民进党则从238席升到277席，多出39席。表面看，国民党仍是最大党，但趋势不难看出，绿营在地方的基础并未散掉。

正副议长改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按照制度，议长多由多数党推举，看起来应该“水到渠成”。偏偏在多地，却变成一场场充满算计的较劲，蓝绿阵营内部都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跑票。

台南市的议长选举尤其引人注目。国民党原本席次不多，却和部分无党籍议员尝试合作；民进党内部也打起小算盘。投票当天，两边都传出有人没按“自己人”投下那一票。最后，国民党有10名被认定跑票的议员遭到开除党籍，消息传出，连岛内资深媒体人都感叹一句：“这刀下得不算轻。”

事后追查原因时，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议员说“欠人情，得还”，有的则被爆出和金钱挂钩。据台媒报道，一票600万新台币只是起跳价，要是关键票，甚至喊到1000万新台币。一位助理在走廊里小声嘀咕：“一票上千万，能守得住的人不多吧？”

台南县市合并后，议员席次减半，竞争更激烈。有辅选人士透露，有候选人为争一席，不惜花上数千万新台币经营地方关系。调查中甚至出现有人斥资3000万新台币，只为在议长改选时握住几张关键选票。这种说法或许略带夸张，却足以说明金钱在其中的分量。

民进党也不好过。内部早就预估可能会有3到7票失守，改选结果出来，实际跑票5席。绿营虽然在公开场合强调“会严查”，但外界普遍注意到，党纪处理的速度和力道，远不如事先喊话那样强硬。

高雄的局面更显得扑朔迷离。在选前一天，民进党临时宣布由康裕成角逐议长，还试图把国民党的曾俊杰拉来当副手。这一步棋打得很急，却极大程度搅乱了蓝营原有布局。等到投票开出，国民党原本寄望稳住的阵线出现裂缝，民进党趁势而上，最后成功拿下关键位置。

这种种现象背后，绕不开一个问题：议员们心里，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党”？对不少人而言，党籍只是政治资源的一种，如果另一边的筹码更丰厚，转身离开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于是，赢了选举的国民党，反而在议长这一步频频被自己人绊倒。

更让外界侧目的是，有些刚在国民党旗帜下当选的议员，在正副议长改选结束后，马上宣布退党。表面挂着“理念不合”的说辞，实际上和议场里的投票走向紧密相连。这样的做法，不但给国民党抹上一层尴尬，也让选民看得一头雾水。

从制度角度看，议长选举本该是地方自治的一环，程序不算复杂。但在岛内现实政治运作中，却常常变成利益、人情、派系较量的集中体现。钱能不能摆平一切，党纪能不能压住躁动的心，这是这场风波中暴露得最赤裸的问题。

二、两党路线的分岔

要理解这次议长之争为何掀起如此大波澜，还得把镜头拉长一点。从百余年前算起，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历史起点完全不同，路线的分歧，也就不难理解。

国民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经过同盟会等阶段，到1912年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6年发动北伐，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成为当时的执政党。此后几十年里，国民党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失利，最终退守台湾。

内战结束后，国民党迁至台湾，虽然两岸关系长期紧张，但其基本立场未曾改变。对外一贯强调“一个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主张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处理两岸问题，反对“台湾独立”。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非台独政党”。

在治理思维上，国民党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治国型”政党。政策主轴放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两岸交流，例如推行产业升级、扩展就业机会、改善劳资关系，同时强调要建设现代化防务、维系有限的“邦交国”，还希望通过华侨、文化交流来巩固所谓“中华文化共同体”。说白了，国民党更习惯用务实路线争取选票。

与此相对，民进党的诞生背景完全不同。1980年代中期，台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低，法治和自由空间比战后早期宽松许多，但党禁仍未完全解除。蒋经国在这一阶段提出政治改革，提出三项目标：其一，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在公开竞争的制度下继续生存；其二，逐步开放党禁、允许不同政党参加选举；其三，从长远看，仍以两岸统一为政治构想。

1985年前后，岛内关于“接班人”的讨论沸沸扬扬。为打消外界对“家天下”的疑虑，蒋经国把被视为接班人的蒋孝武安排到新加坡工作，以此表态“不传子”。在不少观察者看来，这一动作既是个人选择，也是为后续政治开放做铺垫。

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在党禁尚未正式解除的情况下宣告成立。由于法律地位尴尬，这个新党一度面临被取缔的风险。时任党主席江鹏坚的处境可想而知：一边要压住党内各路派系，一边又得争取社会支持，还不能触犯当局的政治红线。

值得一提的是，江鹏坚采取的路线，强调“群众感情”。并不是天天在街头对抗，而是设法在社会运动中建立亲和力，让民众觉得这个新党“站在自己这边”。这种做法，在后来常被外界批评为“善于画大饼”：承诺多，兑现难。

同年年底爆发的桃园机场事件中，江鹏坚公开表明反对暴力，使得民进党暂时避开了“激进暴力”的标签，反而在选举中赢得一些高票当选者。随着更多党外人士加入，民进党影响力扩散开来。在蒋经国主导下，党禁最终解除，民进党取得合法政党地位。

蒋经国曾有一句话被频频引用：“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但有可能有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政党。”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开放党禁的初衷，是让不同党派在体制内竞争，避免出现“一言堂”。

然而，改革的后续走向却未必如他设想。民进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不久，便将“台湾独立”写入党纲，明确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点与蒋经国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截然相反，也让国民党与民进党自此在两岸问题上站到对立面。

在两岸政策方面，国民党提倡在“九二共识”框架下维持和平发展，大力推动交流、谈判，希望用经济和社会互动来减少对立。民进党则强调台湾“主权独立”，对“九二共识”持否定态度，更强调所谓“对等”、“台湾主体性”。这些主张直接影响着两岸关系的氛围，也自然成为岛内长期争论的焦点。

执政风格上，两党差异同样明显。国民党偏好政策论述、施政成绩，习惯用“治理能力”说服选民；民进党则在选战动员上极具动员力，善于把复杂议题简化成口号，把危机塑造成情绪，进而凝聚基本盘。这种风格在平时可能不那么醒目，一旦遇上重大灾情或公共卫生事件，差距就会放大。

疫情爆发期间，民进党当局在疫苗采购、防疫措施上的各种争议，使大量岛内舆论质疑其“只会喊口号，不会做事”。承诺曾经喊得很响，落实却漏洞百出，许多民众在生活保障上感到不踏实，民心自然开始松动。

早在上一届正副议长换届时，就已有民进党籍地方议长愤而退党。例如台南市议长公开批评民进党“离地”、忽视民意，只顾着党内斗争，并断言下一次大选民进党未必能赢。到了2022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遭遇严重挫败，这位议长当年的提醒，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提前预告。

三、国民党的旧病与新局

如果只看2022年“九合一”的结果，国民党确实有理由欢喜。多县市翻盘，版图大幅扩大，不少蓝营政客已经开始憧憬2024年的可能局面。有资深人士半开玩笑说：“这回终于看到赢回中央的影子了。”

遗憾的是，这种乐观还没持续多久，就被正副议长改选打断。跑票、退党、倒戈，层出不穷，很多问题不是来自对手，而是出在自己人身上。对一个百年大党来说，这种场景多少带点讽刺意味。

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国民党的困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原本希望借此改造国民党，使之既有革命理想，又能吸收新力量。但这一构想在后续并未得到彻底贯彻，与共产党之间从合作走向分裂，最终陷入长期内战。

可以说，国民党还没完全学会在现代政治制度下运作，就被迫承担起执政重任。战争、动员、强人领导，一度掩盖了组织和理论上的不足。迁台之后，威权体制下的高压管理，暂时弥补了党内组织不稳的缺点，却也压抑了自我修正的空间。

进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年代，国民党骤然面对激烈竞争，却缺少相应的思想整合和制度更新。许多党员加入政党，并不是出于共同理想，而是看中政治资源和发展机会。这样一来，一旦利益版图改变，人心就会迅速游移。

2018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在县市长层级获得大胜，岛内一度出现“蓝潮再起”的说法。很多蓝营政客提前准备庆功，谈笑间已经把下一步政局看得很乐观。但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蔡英文拿到约817万票的高得票，国民党瞬间从高点跌落，这种急转直下的落差，让内部不少人感到迷茫。

2022年，国民党在地方再度拿到亮眼成绩，不少人习惯性地把这视作“卷土重来”的前奏。没想到，真正暴露问题的，却是紧接着而来的议长改选。有人说，这是一场“缩小版”的压力测试，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放大给外界看。

从政党治理角度看，国民党长期存在几个老问题。其一，缺少统一的价值和信念。许多党员入党更看重个人前途，而不是党纲理念。一旦遇到更有利的条件，退党、跳槽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其二，党纪不够细腻，往往只有“开除党籍”这一种重罚，缺乏渐进式、分层次的约束工具。

有地方干部感叹：“出了事就开除，平常没人在意党内教育。”这句话有些夸张，却切中要害。没有持续的理念沟通，党心就很难凝聚；只有在出事时用惩罚压人，很难真正建立认同感。

其三，高层与基层之间的沟通长期不畅。中央在台北做出的布局，未必能顾及地方的派系、家族结构。当地议员面对的是选区内的现实人情与压力，当个人利益与党意发生冲突时，往往会选择“先顾自己再说”。这在议长改选这种密室投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人选结构看，国民党并不缺少有号召力的政治人物。新北市长侯友宜、企业界的郭台铭、媒体人赵少康，以及担任党主席的朱立伦，名气和声量都不低。问题在于，党内缺乏一个让各方心服口服的公平推举机制，既难以整合资源，也容易让支持者产生挫败感。

朱立伦重返党主席一职，目标指向2024年的大选，这一点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上任之初，党内就有声音要求他为过去选举失败负责、考虑让位，但他顶住压力，坚持走到“九合一”这一战。地方胜选为他加了一把火，议长之争的混乱又给这把火浇上冷水。

有幕僚在私下话里带刺地说：“这次议长风波，是老天给的一记警钟。”话虽略显情绪化，却说明一点：如果不能趁势梳理党纪、改革体制，所谓地方胜利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从更实际的层面看，这场正副议长之争的混乱，让选民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可信度。钱能左右多少选票，人情能扭转多少承诺，党意到底能不能压得住个人算计，这些问题在2022年底被集中抛到台面上。对一个希望在2024年重返权力中枢的政党而言，这些都不是可以回避的难题。

改革是不是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党自身的选择。倘若能够从议长风波中吸取教训，强化对党员的制度约束，建立更透明的候选人产生机制，让理念而非单纯利益成为团结的纽带，那么地方选举的胜利，才可能转化为更大层面上的政治资本。

反之，如果对跑票、贿选、临阵倒戈等现象，仅仅停留在事后开除几名议员、发表几段严厉声明的层次，而没有深入检讨党内文化与结构问题，那么，眼前只是丢掉几个正副议长的位置，下一次很可能就是丢掉更关键的政治机会。

从“九合一”的亮眼成绩，到议长改选的乱局，再到“四年一度”大考前的布局调整，这一连串事件勾勒出的，不只是一次选举的起伏，更是一家百年老党在新时代面前的自我挣扎。岛内政局如何演变，终归要看各方在下一轮竞逐中拿出怎样的答卷，而国民党能否真正完成那场久拖未决的改革，也会在那一刻见分晓。